文艺批评的变化与困局(孟繁华 唐翰存) 

　　文艺批评是当代文艺生产的重要引擎，也是重要内容。针对批评的批评，是近年来见诸报章舆论较多的议题。直面批评之现状，突破批评之困局，是批评的责任。在此刊发两篇文章，讨论批评实践条件的变化和学院批评的困局，希望引起大家关注和思考。

　　——编者

　　实践条件新变化

　　孟繁华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国际化语境已经形成，这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提供了重要参照，“中国经验”只有被思想和价值照亮，才会焕发出“世界文学”的光彩

　　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是一个文学大事件。这个事件一方面表明中国文学被国际社会认同，同时也表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国际语境形成。

　　30多年来，当代文学创作的外部资源已经发生变化，打破了与苏俄文学单向交流的局面之后，我们与国际文学界的广泛交流，丰富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过去由我们自己评价自己文学的时代业已结束，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学的评价、国际文学奖项的获得，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批评和经典化的一部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整体格局中正在重新塑形，因此也日益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过去那种悲怆的挫败感终于成为历史——中国文学开启了新的历史。

　　上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作家的导师大多是欧美作家，在交往过程中，只有中国作家不断向欧美作家致敬，而欧美作家对中国作家关注甚少。俄罗斯汉学家叶果夫说，2012年10月以前，除了一些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汉学家，谁也不认识这位著名的作家(莫言)。莫言获诺奖后，俄罗斯人对他作品的兴趣陡然变大，他的第一部俄译长篇小说《酒国》就在这个时候面世。莫言像一颗闪亮的星星冲进了俄罗斯文学苍穹，各种各样的反响几乎爆棚。一位俄罗斯博主对《酒国》做出了如下评价：“毫不夸张地说，这部小说是文学的一个新现象，之前没有类似的。也许这部小说是非常中国化的，但俄罗斯读者不认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没有可与之相比较的。《酒国》这部小说需要长期认真的阅读与深思熟虑的读者。”这些毫不吝啬的赞誉，都发生在莫言获奖之后。因此，莫言获诺奖确实是中国文学的历史性事件，中国文学的地位从此得以改变，在文学领域，我们终于可以和西方强势国家平等地交流对话。

　　莫言获奖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同时也告知我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国际化语境业已形成。不仅中国学者和批评家在研究、书写中国当代文学，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汉学家也在研究和书写中国当代文学，更重要的是，这一因素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提供了重要参照。这个语境的形成，除了文学的通约性以外，与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环境大有关系。冷战结束后，中国文学悄然进入了世界的“文学联合国”。这个未被命名的“文学联合国”，不仅相互沟通和交流文学信息、相互了解和借鉴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还要共同处理国际文学事务。这个“文学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相互认同也不断相互磨合的过程。比如文学弱势地区对文学本土性的强调和文学强势地区对文学普遍价值坚守的承诺，其中有相通的地方，因为本土性不构成对人类普遍价值的对立和挑战，但在强调文学本土性的表述里，显然潜隐着某种没有言说的意识形态诉求。在“文学联合国”共同掌控和管理文学事务的时代，任何一种“单边要求”或对地缘的特殊强调，都是难以成立的。这是文学面临的全新的国际语境决定的。这种文学的国际语境，就是我们今天现实的文学大环境。这个环境告知我们的是：当下中国文学处于我们正在经历的变化之中。

　　中国文学的形象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发生了巨大变化。毋庸置疑，这一改变并不始于莫言。表面看来，新闻报道里的莫言俨然是来自中国的文化英雄，他开始被世人瞩目和传颂，一个新的莫言在这样的景况中诞生。这背后隐含了太多的文化密码。有研究者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文学一直在西方汉学家的视野中，也正是这一过程的积累，使莫言在2012年获得成功。或者说，如果没有几十年同西方文学界的交流，没有文学基本观念的沟通和共识，这个结果不可能出现。

　　近些年来，“中国经验”的话题被一再提起，似乎“中国经验”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神秘武器，是中国文学引以为傲的全部资本。其实，这一观念与“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的观念一脉相承。经验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经验不被思想或价值激活，也只是一堆毫无生机、等待书写的材料而已。事实是，“中国经验”必须被人类基本价值观念照亮才会焕发出“世界文学”的光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思想、观念是文学的魂灵，有了这个魂灵，文学才会飞翔。因此应该说，莫言的成功是中国本土经验的成功。

　　民族文化复兴的要义之一，是为整个世界和人类历史提供值得普遍记取的经验。21世纪的中国文学，从现实条件、现实成就到现实追求，都面临着一个世界性和整体性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具体的现实的历史处境。

　　(作者为文学评论家)

　　学院批评面临困局

　　唐翰存

　　学院派普遍丧失了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艺术真理的热情，一个有文学理想的批评家，有必要对学院批评的种种做派保持警惕

　　所谓学院批评，主要指的是依托大学学术体制而存在的文艺批评样式。历史上有所谓的“学院派”，他们往往主张某种“正规”的艺术传统，追求规范化的写实风格。可是，唯其太正规了，也就导致了某种程式化，窒息了文学批评和艺术创造的活力。在中国，上世纪20年代末，学院派即被梁遇春讥讽为“智识贩卖所的伙计”。这些年文艺批评总体不景气，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比较紧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学院派的文章倒了人们的胃口。

　　对于文艺批评来说，感受力和感悟力非常重要，直觉是一个批评者“天赋的才秉”。可是，对于学院派来说，他们倚重的，不是这种直观感悟能力，而是某些观念、知识。在分析作品时，他们在潜意识中已经假定自己是某些观念和知识的拥有者，然后把作品中的某些部分下意识地与头脑里已有的那些观念和理论知识去对应，加以肢解和总结，一篇看似理论性很强的论文就产生了。这种论文，往往与思想没有多少关系，与批评对象也没有多少关系。学院派赖以阐释作品的，大多都是别人说过、用过的理论。在这一过程中，直观的心灵感悟能力缺席了。而对一个作家的解读，需要心灵和精神深处的理解，甚至如康德所言，“能比他理解自己还要更好地理解他”。现实中，某些大而无当的理论、观念妨碍了评论家对作家作品的深入理解，使得文艺批评流于外围，没有深入到文学的内核和创作中。

　　文艺批评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在一定时期内，创作的触角和文艺思潮伸展到什么程度，批评者的目光和思考也要追踪到什么程度。同步对接，写出来的批评文章才可能是在场的、鲜活的。这一点恰好也是目前学院派所欠缺的。学院派的鉴赏，往往滞后于当下文艺现场，对最新的文艺创作非常陌生。可是，一个优秀批评家的任务，或者说一个出色的文艺研究者的任务，正是要从当下众多的新作品中发现经典。如果坐等时间淘出经典，还要评论家干什么？还要研究者干什么？

　　不仅如此，学院派目前面临的一个最严重、最致命的问题是，他们普遍丧失了对文学的热爱，而且也普遍丧失了追求艺术真理的热情。在当前评价体系的诱导下，他们已经不关心艺术的价值，甚至不关心文艺批评本身的功能，他们所关心的是脱开艺术真理去追求某种职业行为带来的实际效用。一篇文章发表，很少有人去评价你这篇文章到底写得好不好、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价值何在，他们谈论更多的，是你的文章发表在什么等级的刊物上，获了什么奖，争取到了什么项目。大学里每个年度的考核，都要计算每个人的科研分，文章发表的档次、著作的出版级别，获奖情况和项目的级别都有不同的分值对应，与职称、工资、奖励等直接挂钩，至于文章或著作的内容如何、有什么创见，从来不是考核的重点，甚至完全被忽略。大学里承认所谓“学术性论文”，而一些文艺评论尽管写得有活力，有真知灼见，却因行文和格式上不符合论文的“规范性要求”，未发表在学术类刊物上，不被认可为“科研成果”。大学里如果一味坚持这些标准，将鲁迅等大家放在今天，估计连讲师都评不上，因为他们写的那些文章大多没有注释和参考文献，行文不合“学术规范”，所发表刊物的级别也不够。

　　长远地看，学院批评的痼疾，不仅会毁掉一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也必将把文艺研究和文艺批评推到穷途末路。因此，一个有文艺理想的批评家，有必要对学院批评的种种做派保持警惕。实际上，这些年来，一些优秀的文艺批评家，可能身在学院，却因为在写作上跟狭隘的学院批评保持了适当的距离，赢得了学界的肯定和文艺界的欢迎。

　　(作者为兰州交通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