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走向大众了吗？(霍俊明)
移动自媒体平台的出现使得诗歌的生态发生了新变。而与新的传播方式相应，是诗歌与影视、戏剧、舞蹈、音乐、绘画等艺术领域的跨界。由此，出现了诗歌的剧场化、音乐化、广场化、公共化的现象。代表性的有翟永明的诗剧《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居》、音画诗剧《面朝大海》、“第一朗读者”、交响音乐诗“女书”、“新诗与古琴”朗诵演奏会、“诗歌来到美术馆”、“外滩艺术计划·诗歌船”等。此外还有诗歌专题纪录片和诗歌微电影的出现。与此相关的是诸多与诗歌相关的话题：自媒体和公众空间下诗歌传播，余秀华等“草根诗人”现象，诗歌的“精英化”与“大众化”，诗人的社会身份，底层诗人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以及不同渠道的诗歌批评标准之间的博弈。
这既涉及到诗歌的“新生态”又关乎新诗发展以来的“老问题”。
亟需建立诗歌和诗人的尊严
在如今这个阅读碎片化的时代，已很难有文学作为整体性的全民文化事件被狂欢化地热议与评骘，但诗歌却是例外。引爆人们眼球，饱受各种争议，不断被推到风口浪尖的恰恰是诗歌和诗人。无论诗歌被业内指认为多么繁荣和具有重要性，总会有为数众多的人对诗歌予以批评、取笑和无端指责、攻讦。这种情况只发生在新诗，从没有类似情况发生在古典诗词那里。中国新诗一直没有权威的“立法者”出现。即使从美学上谈论同一首诗，也往往是歧义纷生，这又进一步加深了普通读者对诗歌和评论标准的疑问。甚至在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大众对诗歌的解读又形成了集体性的道德判断。
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诗歌”与“大众”之间的平行或天然的疏离关系，但是一旦诗歌和“大众”发生关联往往就是作为诗歌噱头、娱乐事件、新闻爆点。这又进一步都使得诗歌在公众那里缺乏公信力。对于中国文学场域来说，很多时候诗歌被置放于社会公德和民众伦理评判的天平上。面对公信力和评判标准缺失的新诗，亟需建立诗歌和诗人的尊严。
媒体对草根诗人的“形象塑造”需反思
随着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异军突起，言论自由和公民意识空前觉醒，曾经铁板一块的社会现实突然以碎片化的形式凸现在每个人面前。这些新奇、陌生、刺激的“现实”对那些企图展现“现实主义写作”愿望的写作者无论是在想象力还是在写作方式、精神姿态、思想观念上都提出了挑战。大众共享的大数据时代所提供的新闻和社会现实无时不以直播的方式在第一时间新鲜出炉。这种新闻化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同一化思维方式，每个人在新闻和现实面前都患上了集体盲从症。现实的新奇也已然超出了写作者的想象能力。由此，我们看到的就是对新闻和现实的“仿真性”写作。
随着自媒体以及大众化影像平台的参与，“由下而上”诗歌的传播范围和速度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甚至移动自媒体已经直接对传统意义上的主流媒体和权威媒体发生各种效应。这种特殊的修辞方式通过极其真实的细节、画面和人物、故事重构了诗歌与现实和时代的关系。“大众”自媒体和公共媒体更多的时候所关注的不是诗歌自身的成色和艺术水准，即使关注也是侧重那些有热点和新闻点的诗，而更多是将之视为一场能引起人们争相目睹的社会事件。
时下自媒体以及其他媒体对草根诗人的“形象塑造”是值得进一步甄别与反思的。一定程度上时代和大众需要什么样的诗人，就有什么样的诗人会被“塑造”出来。反过来，如果一些诗人没有特殊的社会身份、悲剧性的命运以及能够被新闻媒体转换为点击率的文化资本，他们何以能够在一夜之间传遍整个中国(尽管不可否认其中一部分人的诗歌水平很高)？而与之相对的则是那些常年默默写作的诗人仍然被公众和社会所忽视。
“非专业”诗歌写作群体构成了诗歌新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而围绕着余秀华、许立志等“草根诗人”所生发的各种观点、立场不仅显示了移动自媒体时代诗歌在生产、传播、接受和评价等方面的新变，而且也揭示了不同阶层的人通过评点这些来自社会底层、基层的诗人所表达的对社会和人生的不同理解。
2900个县城和300多座城市，3亿左右的读诗人口，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之众的“非专业”诗歌写作群体，确实构成了新世纪以来诗歌新生态。这种自发的、原生的直接与生命体验相关的“大众写作”有别于以往的学院派、民间派和知识分子等“专业诗人”的写作美学。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草根诗人”现象为代表，诗人与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诗歌的现实感、人文关怀、及物性都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升。他们直接以诗歌和生命体验对话，有痛感、真实、具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命运之诗”。当然，这种日常现实写作的热情也伴随着局限。很多诗人没有注意到日常现实转换为诗歌中现实的难度，很多写作者在看似赢得了“社会现实”的同时却丧失了文学自身的美学道德和诗学底线。在很多现实题材的写作中，社会学僭越了文学，伦理学超越了美学。在每一个诗人津津乐道于自己离现实如此贴近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他们集体缺失了“文学现实感”。
围绕近期被热议的“草根诗人”，我们看到专业诗人内部对其诗歌美学缺乏共识的判断。这既在于现代汉语诗歌传统自身建构的不完善且尚需时日，又在于一些诗歌批评家和研究者们的失语。从大众接受和大众批评来说，却是一边倒的叫好、点赞、喝彩。确实很多“草根诗人”的诗歌方式更容易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当然一些诗歌中所体现的私人生活、隐秘情感和社会身份也满足了大众的窥私欲望。很少有人真正静下心来阅读这些诗作，而更热衷于评判和发言。看客心理、围观意识、猎奇心态、窥私欲望都在草根诗人现象甚至文化事件中得以淋漓尽致地上演。这并非是在真正意义上对诗人和诗歌的尊重。而从媒体批评的角度看，显然诗歌之外的部分被放大了，比如余秀华被贴上的“脑瘫”“农妇”“底层”的标签。换句话说，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遭际”“故事”“苦难”“传奇性”正在成为“新闻标题党”的兴奋点和爆点。而媒体批评所选择的诗歌也是具有新闻话题性和符合眼球经济的。
如何维护诗歌和诗人的尊严，如何引导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而不是沦为娱乐、狂欢和消费的事件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文学新生态中亟待解决和正确引导的迫切话题。评价诗歌和文学应该是历史的、美学的、艺术的和人民性的融合的观点，而不是断然割裂并在一点上极端放大。无论哪个时代，不管出现多么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诗歌事件和大张旗鼓的诗歌活动，最终留下来的只有诗歌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