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写作进入平常心时代(邱华栋) 

　　3月8日是女性的节日，在当今社会，性别所带来的话题从来不断，但也越来越复杂和多变。而文学，作为人类对于精神和心灵的探索，在女性文化的崛起和发展中，是一个很难避开的话题。

　　百年中国，女性文学、女性写作中曾经出现过许许多多世人瞩目的作家和作品，如今，百年过去，二十一世纪的世俗社会，女性的写作状况又是如何？有评论指出，尽管今天是一个女性极度解放的时代，但真正的新女性写作还没有出现。本报采访了著名作家邱华栋，详述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女性文学的发展，以及女权、女性和网络时代女性文学的兴盛。

　　三十年女性文学

　　如果抛开传统时代的为数极少的女性文学家来看，近代以来，百年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女性写作中曾经出现许多令人瞩目的作家和作品。

　　改革开放以后，女性作家很少出现二十世纪初那种爆发式的盛况，而是变得更加平淡，也更加有了特别的风格。邱华栋把三十多年来的女性作家分为几个阶段，他说：“新时期文学以来，大概有几代女作家。最先出现的，是张洁、谌容为代表的一代女作家，她们大多和反右时期的作家同龄。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重返文学之后，从她们的作品中，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和性别相关的东西。比如谌容的《人到中年》，虽然以一个男性为主人公，但是却仍旧能看出一个女性对于那个大时代的认识的一些特殊之处。再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同样如此”。

　　如果说张洁、谌容她们的写作仅仅还只是表现出一点儿女性的特征，到了下一代，则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女性意识，邱华栋说：“以张抗抗为代表的有着更加强烈女性意识的作家，她们大多是知青一代，比起张洁她们那一代，女性意识更加具体，女性的特征也更加明显。比如发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隐形伴侣》，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去写当年插队时代，对于婚姻的感受”。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林白、陈染等代表的新一代女性作家开始活跃于文学世界。邱华栋说：“她们的写作更加私人化，着重于描绘个体的感受，甚至就是作家本身的感受，有点儿类似于日本的私文学。代表作如陈染的《私人生活》等等”。

　　十多年三代女性写作，虽然在女性特征的表现上越来越明显，但同样也依旧保留着许多启蒙时代女性文化崛起之初的特征，邱华栋说：“中国是一个隐藏的男权社会，虽然在法理上，两性平等，但现实中，男权的力量依旧很大。所以女性写作中，或多或少有一点点在男权时代女性争取自由，把握自身命运的抗争，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带着对男权的依附性”。

　　更独立更自然的文学

　　到了二十一世纪，新的女性写作开始更加自由和自然。邱华栋说：“两千年以后，第四波女性作家开始崭露头角，比如绵绵、卫慧她们，比起林白、陈染她们这一代的女性作家，新时代的女性写作，呈现出一种更加尖锐的女性声音。如果说前面三代的女性写作依旧还带有男权依附的色彩的话，那么到了这一代，她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把握自己的生活、情感乃至性，甚至可以把男人当做消费品”。

　　新世纪十年来，女性作家越来越多，邱华栋说：“一本刊物，甚至女作家的作品会占到一半。即便是不以性别来区分写作的特征，仅就写作本身而言，女性作家创作的题材、关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杰出的女作家极多，如铁凝、方方等”。

　　值得一提的是，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成为文学世界的新生力量，而其中的女性写作同样也值得关注。邱华栋说：“有意思的是，八零后、九零后的女孩子从事写作的不少，而且她们的写作发生了一些奇妙的变化，作品中所表现的女性的性别意识有了新的调整，比起前四代，变成了一种非常自然的状态，既没有苦大仇深的抗争，把战胜男性，或者比肩于男性当做女性意识的崛起，也没有特别的张扬。这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写的作品，在她们的笔下，当代女性第一次呈现出独立而自然的面貌，她们经济独立、生活态度非常自然，可以说这个时候的女性写作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更有平常心的时代”。

　　如果说一种把男性当做假想敌，把战胜男性当做女性主义崛起标志的创作，并不能算是真正常态的女性文学，那么另外一种可以张扬女性特质的创作，恐怕也不能当做是女性主义的常态。平和而自然，或许正是真正的女性文学应有的状态。

　　应正视两性差别

　　不论是女性主义，还是女性文学，更多时候，总是被人们把它和一个特殊的词汇相关联，女权主义。

　　邱华栋说：“我讨厌女权主义，更认可女性主义这种表达，我觉得这种表达更加平和，更加自然。而不是像女权主义那样，很多时候会让人觉得剑拔弩张”。

　　女权主义兴起于二十世纪初，兴盛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吸引了许多女性的推崇，同时也一直争议不断。邱华栋说：“之所以讨厌女权主义，并不是说否认女性权利、女性意识。而是说，有的时候，过分的女权主张，无视于性别上的差异，女人要做男人的事情，甚至说把男人赶进厨房之类。事实上，男女两性本身就有着不同，男人打猎，女人操持家务，本来是从原始社会就形成的分工，这种分工显然和歧视之类的无关，而只和两性生理上的差异有关。如果无视这样的差异，非要女人去打猎，该生孩子不生，该养育孩子不去养育，反而把这些东西交给男人，这显然是违背人的基本属性的。人也是动物，有的女性知识分子，忘记了人的动物属性，使得人被自身的文化所异化，这很可怕”。

　　在女权主义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知名的代表作，邱华栋说：“比如《第二性》、《惧怕飞行》等等，当时有很多英美的作家、知识分子写过一些知名的代表作品，主题大多是女人的生育权、生活的权利、性的权利等等，不能为男人所左右”。

　　邱华栋认为这些作品其实不能算作是女性文学，他说：“很多带有战斗性的书籍，都是女性学者所写，而非作家所写。女性文学，应该是表达女性的性别意识，女性对自身、对生活、对世界特殊的感受。女性文学本身是文学的一部分，通过形象去表达思想，这和哲学不一样，应该区分清楚”。

　　邱华栋

　　著名作家。著有《夜晚的诺言》、《白昼的消息》、《正午的供词》、《刺客行》等4部著作，中短篇小说集《哭泣游戏》、《都市新人类》、《黑暗河流上的闪光》等。

　　金字塔的底层

　　现代化的世俗社会中，女性文化究竟应该走向何处？邱华栋说：“其实现在我们的社会中，女性的意识还是非常好的，这可能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女性地位的大幅度提高有关，也和改革开放以后女性经济的独立有关。我认识的一些外国人，他们到中国后，发现中国的女性非常独立，这和他们原本的想象不一样。另外一方面，在今天，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多地强调家庭、家风等等，这很好，人是动物，本身有自身的特质，女性向家庭回归本身是一件好事，在西方，很多女性生育之后就在家抚养孩子，把重心放在家庭，这是好事。当然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说有提案把女性的产假延长到三年，这可能引起一些女权主义者的警惕，是不是要回到那种女性依附男性的时代，把女人赶回厨房？我想这样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和女权主义相对的，网络时代的女性写作，同样也出现了一些受人诟病和批评的现象。特别是在网络上写作的年轻女性，从“总裁爱上我”到“总理爱上我”，从“霸道总裁的女人”到“暴君的女人”等等，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的写作方式。批评者认为，“这种把女性重新依附于男性，甚至是依附于金钱和权利之下的写作，把百年女性崛起的成就一笔抹杀”。

　　对此，邱华栋认为没有那么严重，他说：“这是一种商业运作模式下的写作，可能受到一些人喜欢，但一定有人不喜欢。不能说一部《甄嬛传》热播，小女孩都想要做那样的人，还有人就喜欢唐诗宋词呢？文学如金字塔，女性文学是一种类型写作，而这种类型则是金字塔的塔基，塔基更大，出现好的作品的几率就可能越大。我不反对这样的写作，通俗的写作确实会满足一些人的需求，但是别忘了金字塔还有塔尖呢。相对于陈染她们的写作，这些写作的价值，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邱华栋觉得，多元的时代里，出现这样的写作并不奇怪，“非独中国有，全世界都有，美国也有《五十层灰》这样的作品，我想随着中国以后越来越开放，类似的作品出现也不是不可能。看得平淡一点，她们爱写就写，不用看做是什么特别危险的事情，更不能看做是一种普遍现象，以个体的眼光去看，有人喜欢这样通俗的写作，自然也有人喜欢金字塔尖上的文学。”

　　晨报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