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时代情况 直面精神难题——2014年度中国文学状况扫描(白烨 孟繁华 贺绍俊) 

　　白 烨：视野开阔，视点下沉

　　从表面上看，2014年的文坛似乎依流平进，波澜不禁，细细翻检，则会发现新潮涌动，暗香浮动。这可由创作与事件两个方面来分说。

　　文学创作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长篇小说，虽然少有引起轰动效应的行销力作(在长篇小说日益呈现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两极分野的情况下，包括名家新作、新人力作在内的绝大多数作品，显然都属于小众化作品)，但就跟踪阅读的感觉看，在题旨营造的花样翻新上，在艺术表现的力求出新上，可圈可点的作品都不在少数。总体来看，作家们不仅看取生活的视野开阔，视点下沉，而且普遍关切热闹现实背后人们的心理现实与精神境况，许多作品在人的心绪与时代情绪的探悉与把握上，更见深度与力度。

　　如在“变异乡土的寻踪把脉”方面，贾平凹的《老生》，把《山海经》作为故事的引子；并以某老生的吟唱丧歌作为主线。由此托出普通乡民在社会转型期的生死歌哭，及其由民间视角看去的乡土社会演进中的必然与或然的相互杂糅。关仁山的《日头》，以权姓和金姓两个家族间的恩怨冲突，写出了乡绅文化在乡土社会的深重影响，更由乡土社会的现代转型，写出了旧的问题破解之后新的问题的接踵而来。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通过丢弃弟弟、寻找弟弟这样一个寻人的经过，由一桩看似极其个人化的家庭事件，逐渐抖露出有关当下乡土社会看似合理又在悖理，看似正常实则异常，看似温情其实绝情的种种复杂而混沌的景象。孙慧芬的《后上塘书》，由刘杰夫的叙述，冤魂的悲鸣和四封来信的三个视觉的交替转换，经由亦虚亦实，亦明亦暗的杂拌式叙事，不仅揭示出乡村变异带来的巨大震荡，而且揭悉出人们精神状态的悸动与不安。

　　如在“喧嚣都市的内情揭悉”方面，刘心武的《飘窗》，看起来是在描绘各色人物的日常生活行状，实则是在折现他们各怀心事的心里纠结与精神涟漪。而王跃文的《爱历元年》，由孙离与喜子这对知识分子夫妇的情感纠葛，格外真实又分外典型地折射了置身于当代都市的男女婚恋的复杂情态，及其中年知识分子的精神疲惫与心理危机。“70后”作家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经由谨严的人物志结构，多样化的主人公群象，写出了“70后”一代人的生命体验与精神历程，探悉了宗教与启蒙，欲望与道德，原罪与救赎，犹疑与愧疚，出走与回望，乡思与乡愁等诸多话题与内蕴。

　　还如在“人文境况的独到探察”方面，刘醒龙的探究“君子”与“小人”的《蟠虺》，宁肯的透视陷入贪腐的知识分子商人杜远方的情感行状与心理历程《三个三重奏》， 阎真的揭示当下高校的学术腐败的《活着之上》， 徐兆寿的探寻知识分子精神流向的《荒原问道》，在“时代激情的着意鼓呼”方面，苗长水的抒写当代军人群像及其当代军人精神的《梦焰》，刘克中的讲述退伍军人不计个人得失，践行承诺的《英雄地》，范稳的为非共产党人的正人君子立传的《吾血吾土》，都或在作家原有的创作上有所超越，或在同类题材的写作上有所突破。

　　事件方面，中共中央于10月15日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既是年度文坛的头等要务，也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事件。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联系文艺的新实际，针对文艺的新问题，提出了党对文艺工作者的新的希望与推动文艺工作的新的要求。讲话的许多论述与论断，既高屋建瓴，又实事求是，对于文艺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认识历史使命，坚持正确方向，增强文化自信，焕发创作活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极大的激励作用。自这一重要讲话发表以来，文学界、文艺界、文化界、学术界都在联系实际，认真学习，相信这一讲话的理论精神、指导意义与能动作用，将会在今后的文学工作中不断显示出来，真正成为指引和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繁荣的指针。

　　孟繁华：作家们直面精神难题

　　2014年的长篇小说的重要作品有：叶兆言的《驰向黑夜的女人》、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刘庆邦的《黄泥地》、刘醒龙的《蟠虺》、宁肯的《三个三重奏》、张好好的《布尔津的光谱》、叶弥的《风流图卷》、薛忆沩的《空巢》、红柯的《萨吾尔登》、程黧眉的《红岸止》、雪漠的《野狐岭》、徐庄的《二十四气》等，都是特别值得提及的上乘之作。这些作品探讨的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等方面，都有新的经验和发现。

　　关仁山是一位长久关注当代乡村生活变迁、关怀当下中国乡村命运的作家。《日头》是他讲述的冀东平原日头村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与现实，小说对中国“史传传统”的自觉承传，使《日头》既是虚构的故事或传奇，同时也是半个世纪乡村中国变革的缩影。冀东平原的风土人情爱恨情仇，就这样波澜壮阔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重要的是，关仁山书写了乡村文明崩溃的过程和新文明建构的艰难。他的文化记忆和文学想象，为当下中国的乡土文学提供了新的经验和路向。如果说《天高地厚》、《麦河》等小说，还对乡村中国的当下状况多持有乐观主义，更多的还是歌颂的话，那么《日头》则更多地探究了当下中国乡村文明崩溃的历史过程和原因。

　　与关仁山处理乡村变革历史不同的，是范小青处理当下乡村生活的《我的名字叫王村》。这部长篇一改她相对写实的特点，而是用了对她来说并不常见的极端荒诞、变形和写实交织的方法。小说的情节非常简单，就是丢掉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病人的家庭成员和寻找他的过程。小说显示了范小青持续的创作能力，更重要的是她对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整体判断和感知。道德水准的全面下跌，是我们取得巨大物质财富付出的最大代价，是我们可以感受却未道出的真实存在。这就是当今中国的最大“病相”。王妹英的《山川记》写出了乡村中国历史变迁的两难处境，两种不同文明的冲突还使作家难以找到解决的可能。我想这不是王妹英个人的犹疑和矛盾，那应该是我们共同的困惑。

　　范稳的《吾血吾土》写了赵迅一生的命运：他一直处在审查、询问、坐牢、改造的过程中。但是，赵迅只是这个主人公的一个名字；关于赵迅的历史，也只是主人公全部历史的一部分。于是，小说变得复杂起来。赵迅还叫赵鲁班、赵广陵、廖志弘等。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与主人公相关的秘史。那真是一个乱世，赵迅就如一个人乘坐着船帆，在历史的大海上没有方向地闯荡；多年来，荆永鸣一直以“外地人”的身份和姿态进行小说创作。《北京时间》还是他“外地人”写的北京故事，还是他以往外地人看北京的视角。它虽然写的是当下，但却浑然不觉间写出了当下瞬息万变转眼即逝的历史时间，这个变化之快实在是太惊人了。仅此一点，《北京时间》就不同凡响。

　　储福金的小说有古风，有鲜明的古典气质。他的《黑白——白之篇》，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写围棋的小说，毋宁说是写世道与棋道和人道关系的小说。储福金通过围棋“围空”、“搏杀”、“阴阳”和“涅槃”的棋道，写出了不同时代的世风世道和人性人道；徐则臣《耶路撒冷》，无论对徐则臣、对“70后”作家还是对当下长篇小说而言，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徐则臣来说，这部作品超越了他曾发表过的长篇小说《午夜之门》和《夜火车》；对“70后”作家来说，它标志性地改写这个代际作家不擅长长篇创作的历史；对当下长篇小说创作来说，它敢于直面这个时代的精神难题，处理了虽然是“70后”一代——也是我们普遍遭遇的精神难题；

　　徐兆寿的《荒原问道》应该是一部“天问”式的作品。小说提出的问题，即道统与政统、居与处、进与退等，从传统的士阶层一直到现代知识分子，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当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试图从整体上解决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等大叙事问题逐渐落潮之后，困扰这个阶层内心的真问题便又不断浮出水面。《荒原问道》要处理的还是这个如鲠在喉挥之难去的问题。因此，说它是一部“天问”式的作品并非空穴来风。

　　贺绍俊： “80后”得以充分表现

　　2014年是“80后”得到充分表现的一年。许多报刊持续在围绕“80后”做文章。如光明日报开辟了“80后创作新观察”的栏目。而《西湖》的“80后观察”、《创作与评论》的“80后文学大展”、《名作欣赏》的“80后路新青年”、《百家评论》的“青春实力派”等则是一两年前就开设的，大多都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开辟的“青年作家研究”专栏也主要是以“80后”作家为研究对象的。另一方面，“80后”的作家也写得越来越好，证明他们写得好，不是图书市场上的那些所谓的青春文学，也不是网络上的那些点击率极高的类型小说，而是文学期刊上的中短篇小说。如郑小驴的《赞美诗》、双雪涛的《大师》、蔡东的《通天桥》、孟小书的《逃不出的幻世》、周李立的《八道门》、甫跃辉的《普通话》、孙频的《不速之客》。为什么特别看重“80后”的短篇小说？因为短篇小说是考察“80后”文学的试金石。当“80后”写作成为一个时尚的话题时，“80后”写作也就形成的固定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与大众化和娱乐化联系在一起的，使得人们无视“80后”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对于“80后”来说，一些“80后”作家在市场上的成功也对他们构成了巨大的诱惑，不少有着文学才华的“80后”追随其后，他们或者误以为这种市场的成功就是文学的唯一模式。但是，仍有不少“80后”作家并没有被这种模式所诱惑，他们要走精英化的道路。在这个时候，短篇小说便成为了试金石。因为，短篇小说中的经典意识和文学精神将带给作家不同于时尚化“80后”的思维方式和看世界的方式。只有那些愿意写短篇小说而且把短篇小说写得比较地道的作家，才是真正具有文学精神和文学品格的作家。现在人们在讨论“80后”文学写作时，总是关注那些时尚化写作的作家，完全无视“80后”在文学上的传承和追求，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拎出那些能够且愿意写短篇小说的“80后”作家，就能发现他们的文学品质，是与我们头脑中形成的对“80后”的固定印象大不一样的。在文学刊物上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写短篇小说的“80后”作家，它让我们从“80后”看到精英文学一脉相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