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大山的精神品格和人生境界(铁凝 等) 

　　读不尽的风景　　

　　□主持人 张晓华

　　有这样一位河北作家，他虽然已经离开深爱的读者十八年，但其身后却为人们留下了一道道美丽别致的风景。他质朴简洁、风格独特的作品，他淡泊名利、疾恶如仇的品格，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态度，他对艺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都令人读之不尽，回味永久。

　　他的名字叫贾大山。

　　2014年岁末，由省委宣传部、中国作协创研部、文艺报、省作协、河北出版传媒集团联合主办的“贴近生活 根系人民——《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办。来自省内外的30余位文学评论家、作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追忆贾大山的文学与人生，并深入研讨了他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孺子牛的情怀，以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特色。

　　贾大山是植根于燕赵沃土的一位优秀作家，他长期工作在基层，扎根在农村，把北方农村的现实生活和底层群众的喜怒哀乐作为文学作品的主要表现对象，作品充满了鲜活的生活气息。《取经》《花市》《村戏》及其后的《梦庄记事》系列……他所创作的系列作品在全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乃至他逝世十余年来，作品仍然长久地被读者阅读，也值得研究者长久地进行深入研究和解读。

　　从写法上看，大山先生显然属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作家，但他的文学观念并不保守和僵化，相反，他在创作中仍然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自我超越意识。从上世纪70年代的代表作品《取经》，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梦庄记事》系列，再到上世纪90年代的《村宴》《“容膝”》等，他的创作每进入一个新阶段，都是对前一阶段的突破与超越，都有新的特征注入其中。评论家雷达表示，贾大山以这批作品证明，只要致力于传统的更新，又不失传统的真髓，他的创作依然能够在今天焕发出鲜热的活力、夺人的光彩。

　　弘扬真善美，消除假恶丑，是贾大山的人生理想和他的小说所表现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一直扎根正定这片沃土，他的作品表达的是生活中真实的感悟和发现，传达的是真善美、正能量。大山先生的深刻之处在于，虽然向往真善美，但他同时看到了生活中实际存在着的假恶丑，特别是那些假恶丑的东西包裹着种种诱人的外衣，侵蚀着人们美好的心灵。因此，他的作品中同样流淌着深邃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评论家封秋昌认为，贾大山的批判不是直接的揭露和鞭笞，而是带着苦涩微笑与沉思中的善意提醒，《老路》《俊姑娘》《游戏》都是如此。他善于从“是”中发现其中的“不是”，因此他的批判有催人猛醒的深刻性。

　　大作源于大德。正如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所说，观其一生，大山先生留给文坛、留给读者的，不仅是独具价值的小说，还有他那令人钦佩的品性。大山先生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作家，他生前没有出版过一本书，总是以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执著于为人民而创作，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和审美理想，这也使得他的许多作品都成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传世佳作。省作协副主席、秘书长王力平表示，贾大山是当代文坛少数只写短篇小说的作家之一，他对尘世的功名利禄、荣辱得失从不挂心。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诱惑，作家特别是一些年轻作家更要学习大山先生这种淡泊名利、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沉下心来，精心打磨，创造出更多有影响力、有生命力的作品。

　　大山在我心中

　　□铁 凝(中国作协主席)

　　贾大山是河北省在新时期第一位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家。1980年他获奖之后去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正在文坛惹人注目。当时我正在一家地区级的文学杂志任小说编辑，曾专程赴正定向贾大山约稿。我记得那时他是正定县文化馆的创作员。

　　不久大山便做了县文化局局长，以后又任县政协副主席。他依然写小说，对自己的小说篇篇皆能背诵。他的目光所到之处是他所熟悉的底层民众灵魂的深处，他的故事构成了一个贾大山造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乐观的辛酸，优美的丑陋，诡谲的幽默，冥顽不化的思路和困苦中的温馨。他依然重友情，不重视刊物的大小。他写得不多，且一律是短篇小说，大约是当代中国文坛唯一只写关于农村的短篇小说的作家。贾大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不能说是当红作家，但他却不断被外省文友们打听、询问。在“各领风骚数十天”的当今文坛，这种不断地被打听已经证明了贾大山作品留给人的印象之深。他似乎也不太看重文坛对他的注意与否，河北省曾经专门为他召开过作品讨论会，但是他却没参加。问他为什么，他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写了小说他就压在褥子底下，谁要就由谁拿去。他告诉我说：“我这褥子底下经常压着几篇，高兴了就隔着褥子想想，想好了抽出来再改。”在贾大山看来，似乎隔着褥子比面对稿纸更能引发他的思路。隔着褥子好像他的生活能沉淀得更久远，更凝练，更明晰。隔着褥子去思想还能使他把小说越改越短。

　　1995年秋天，得知大山生了重病，我去正定看他。疾病改变了他的形象，只有他的眼睛依然如故，那是一双能洞察世事的眼：狭长的，明亮的，似是一种有重量的光在眼中流动，这便是人们形容的那种“犀利”吧。正是这双闪着超常光亮的眼使贾大山不同于一般的重病者，它鼓舞大山自己，也让他的朋友们看到一些希望。

　　1996年夏天，蒋子龙应邀来石家庄参加一个作品讨论会，他希望我能陪他去看贾大山，他们是中国作协文讲所的同学。蒋子龙的到来使大山显得兴奋，他们聊文讲所的同学，也聊文坛近事。这一日，大山不仅下床踱步，竟然还唱了一段京剧给蒋子龙听。如果那时癌细胞已经在他体内扩散，我们该能猜出他要用多大毅力才能忍住那难以言表的疼痛。我们告辞时他坚持下楼送我们，他显然力不从心，却又分明靠了不容置疑的信念使步态得以轻捷。他仿佛以此告诉人们，放心吧，我能熬过去。

　　1997年2月3日(农历腊月廿六)，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贾大山。大山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像每次一样，见到我们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以大山审时度势的聪慧，对自己的一切他似亦明白。于是我们不再说病，只不着边际地说世态和人情。

　　与大山最后一次见面，还听他讲起另一件事：几个陌生的中学生曾经在病房门口探望他。这使大山心情很不平静，当他讲述这件事时，他的嗓音不再喑哑，他的语气十分柔和。他说：“几个陌生的中学生能想到来看看我，这说明我的作品对人们还是有意义的，你说是不是？”他的这种自豪和在意使我忽然觉得，自1995年他生病以来，虽有远近不少同好亲友前来看望，但似乎没有谁能抵得上几个陌生的中学生那一次短暂的隔窗相望。寂寞多年的贾大山，仿佛只有从这几个陌生的孩子身上，才真信了他确有读者，他的作品的确没被遗忘。

　　他同疾病抗争到最后一刻。他一生的渴望其实不多，我想那该是倚仗健康的身体，用明净的心，写好的东西。观其一生，他其实是一贯这样做的。他这种难能可贵的“一贯”使他留给文坛、留给读者的就不仅是独具价值的小说，还有他那令人钦佩的品性：善意的，自尊的，谨慎的，正直的。他曾在一篇小说中借着主人公，一个鞋店掌柜的嘴说过：“人也有字号，不能倒了字号。”我想说，大山的作品不倒，他人品的字号也不倒。

　　乡土写实小说的新境界

　　□雷 达(评论家)

　　我是把贾大山作为所谓“白洋淀派”和“山药蛋派”有数的几个传人和弟子来看的。在他身上，也确实较多地保留了他的前辈们看取生活的角度和眼光，美学趣味和艺术形式。这些在有的人眼中可能已经陈旧和过时了，而贾大山却以这批作品证明：只要致力于传统的更新，又不失传统的真髓，他和他的前辈们创作方式的某些方面，依然能够在今天焕发出鲜热的活力，夺人的光彩。

　　上世纪80年代，我还很少看到像贾大山这样比较完整地保留了赵树理、孙犁们的表现方式的青年作家。试看《取经》《分歧》《乡风》等篇，王清智的巧滑、李黑牛的实诚，怎不使人想起赵老的《李有才板话》《实干家潘永福》呢？语言像，神态像，人物类型像，有头有尾的结构方式也像。再看他的《花市》《村戏》《花生》，那优美的人性，淡淡的惆怅，无尽的思念，怎不使人想起孙犁的《白洋淀纪事》《山地回忆》等作品呢？不论“白洋淀派”还是“山药蛋派”都具有如下特征：写农村，贴近生活，把泥腿子们作为主人公，写基层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行动性强，白描手法，民俗形式，注重口头语言等，那么，这些特征贾大山几乎都具备。

　　在诸多创新潮流中是难得看到贾大山的踪迹的，但他仍有自己较为厚实的形象在。的确，他的创作中没有荒诞、变形、象征、魔幻等等繁复的手法，但它们素朴、清新、明快、简洁，它们是按着生活本来的模样把现实的人推出来。与其说它体现了艺术之美，不如说它呈现了生活自身的美；与其说是贾大山更新了他的创作，不如说是生活自身的力量更新了他的创作。贾大山的一些基本的创作素质，在今天仍然是有价值的。首先，他的写实作风是一种充分尊重客观实在性的作风，从生活出发和忠于生活的作风，因而在他的作品中，内含着生活自身的逻辑力量和生活自身的魅力。不真正熟悉对象和“悟”出生活奥秘的人，是写不出来的。

　　其次，贾大山的作品具有一种朴实无华的素朴美的品格。拿发表较早的《花市》来说，环境是商品经济刺激下的乡镇一角，主人公是个叫蒋小玉的农村姑娘。作者敏锐地观察到，蒋小玉上市卖花而购者甚多，说明“原来乡下人除了吃饭穿衣，他们的生活中也是需要一点花香的”；作者同时感觉到，买花人却并不都懂得花，理解花，种种龌龊的行径与花的品格是格格不入的。作品不仅写出姑娘花一样美好的心胸，也映衬出人心的移易，世道的转换。是的，这终究是一种传统的淳朴，却可用来净化人们的心灵。重要的是，作品的格调也是淡雅、朴素，毫无夸饰和造作之感的。

　　第三，贾大山一贯重视磨砺自己的“白描”功夫，即去粉饰、勿卖弄、有真意的写法。“简洁”，曾是短篇创作中备受推崇的品格，近年来却大有被繁缛和秾丽所代替的倾向。无节制的长句，无边际的感觉，在“自由”名义下不加修剪的惰性结构，正在胀破短篇必要的艺术限制。贾大山的短篇，超过万字的极少，大多区区几千言，这在今天显得难能可贵。

　　第四，贾大山的“真实观”，始终恪守着前辈作家的圈界。孙犁曾说：“我回避我没有参加过的事情……”赵树理更是反复强调“我看到多少写多少”，根据自己的见闻评价生活。同样，贾大山直到《梦庄记事》，也还把自身的“亲历性”放到首位。这也许会限制作者的视野，限制想象力的飞腾，但是，比起那种凌虚蹈空、玄虚夸诞的风气，它们的艺术生命倒要刚健得多。

　　贾大山的“守旧”和“守真”

　　□王力平(省作协副主席、秘书长)

　　贾大山是中国当代文坛少数只写短篇小说的作家之一。写好长篇和中篇，同写好短篇一样不易；但对一个坚持只写短篇的作家来说，这种不易会更多些。

　　一是要有自知之明。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然而正确了解自己的长处难，正确了解自己的短处更难。二是要有淡泊情怀。不为中篇的火爆和长篇的热闹所诱惑。然而，坐冷板凳难，坐冷板凳看热闹更难。

　　做到这两条已是不易，但读了《花生》，会知道这还不够。

　　《花生》是个短篇，但有极丰富的内涵。在另一个作家笔下，《花生》也许是一个中篇。在这个不足四千字的短篇中，作者通过“吃油不吃果，吃果不吃油”的描写，反映了现实生活的窘迫；又通过小脚姥姥在短命的闺女脸上抹一把锅灰的细节，写出了传统文化的逼仄。贾大山把人物的一言一行，放在广阔的现实和历史背景下去展现，从而使作品的内涵更厚重，又把广阔的现实和历史背景，放在人物的一言一行中去折射，从而使作品更凝练、简约。

　　1987年，贾大山开始发表“梦庄”系列小说。当时，正是文学界厌烦了“塑造人物”的时候，流行的是把人物作为符号，把语言作为本体，把描写人的梦呓和性本能作为时尚。

　　贾大山守旧。“梦庄”系列不但写人，而且用极传统的白描手法写人。作者选择眉眼传神处下笔，并且把人物所处的环境和背景，都带在了人物身上，这让人想起把场景带在身上的戏曲舞台人物。

　　贾大山的守旧，其实是守真，择艺术创新之真谛而恪守之。

　　梦庄“记事”，其实着眼点并不在“记事”，而在写人。记事是为了写人，记事服从于写人。所以，作者笔下的“梦庄事”，没有奇异的故事和曲折的情节，甚至在情节和细节的结构关系上，也很少呈现出一个完整故事中所常有的因果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对应关系和并列关系。从作家对这种结构方式的喜爱中，不难感受到作者艺术心态的从容不迫。读某些小说，常常觉得作者停不住脚，像是被情节这条绳子牵着鼻子跑。其实艺术需要从容，需要节奏。所以音乐有停顿，电影有空镜头，律诗有对仗，小说有闲笔。

　　贾大山的小说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早年的《取经》和后来的“梦庄”系列自不必说，“古城”系列虽不直接描写乡村，但在文化属性上，其实更多农耕文明色彩。

　　大山写农村，写农民，而且是用农村的语言写农村，用农民的口语写农民。但大山的小说中却有一种书卷气。他成功地拉近了和描写对象的情感距离，同时又清醒地拉开了和描写对象的审美距离。所以，《钟声》《梆声》《云姑》等篇什，能够从农村平淡甚至是粗粝的生活中，发现淳厚、鲜活的美；在《俊姑娘》《丑大嫂》《枪声》等篇什中，对农民的偏见、狭隘和蒙昧，则能有深刻的洞察和剖析。

　　实现文学艺术的大众化，是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追求的夙愿。其中，是致力于新文学的“大众”化，还是努力以新文学去“化”大众，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前者或流于“迎合”“媚俗”，后者或失之于脱离群众。贾大山的艺术方法或许不无启迪。

　　“梦庄”“古城”系列，有古人笔记小说风采。记人、记事、记言，叙事单一，笔墨简洁，而描摹人物性情、神韵，自然贴切，栩栩如生。凡此种种，都让人想起《世说新语》。

　　“梦庄”“古城”系列对于笔记小说传统的承续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承续其实是有选择的。比如，《世说新语》并不是自觉的小说创作，作者本意在于纪实，实录士人言谈轶事，颇有今天所谓“零度写作”“客观叙事”的味道。而贾大山的“梦庄”“古城”系列，却有自己的情感立场和鲜明的倾向性。

　　有时就想，如果贾大山也学《世说新语》的“实录”方法，也许“梦庄”“古城”系列会在“零度写作”和“客观叙事”上先火一把。但贾大山显然没有这种剑走偏锋的爱好，也不屑于在“大道”之外，领一时风骚。

　　永不凋敝的“精神之树”

　　□封秋昌(评论家)

　　1997年2月20日，贾大山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所深爱着的家乡正定，离开了文坛。18年过去了，大山至今令人难以忘怀，因为在他身上和他的作品中，有着难能可贵的精神品格和人生境界。大山犹如一棵永不凋敝的“精神之树”，永远让世人怀念。

　　首先，是他的识辨能力和坚持精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身处“引进”和“拿来”风潮中的贾大山，面对各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象，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识辨能力。因此，不管文学思潮如何变化，他都矢志不移地坚持扎根于本土，坚持从生活出发，坚持写自己所真正熟悉和真切感受到的东西，坚持借鉴、继承和创新的辩证统一。《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中的85个短篇，尽管描述了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生活，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但有一个基本的主题一以贯之，那就是“弘扬真善美，消除假恶丑”。但大山是正视现实的，作品的字里行间流淌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

　　其次，力戒“贪怨”之心和严于律己的“慎独”精神。所谓“贪怨”之心，可谓人皆有之，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一切贪污腐败的产生，其根源皆在于此。所以无论个人，还是权力机关，都是需要监督的。但自己监督自己，比别人监督自己更有效，所以古人讲究“慎独”。贾大山深谙此理。《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中的第一篇小说《“容膝”》，写一对从农村来的年轻夫妻卖“容膝”拓片的故事。先后有两位买主都被夫妇俩以“没货了”而拒绝，原因是，一个住房富余仍有“贪心”，一个住房少而有“怨气”，所以都不配挂这“容膝”拓片。在这里，两个买主明明有“贪怨”之心而不自知，这是作者要批判和否定的，并以此来告诫世人。

　　第三，“入世”的情怀和“出世”的淡定。表面看，贾大山似乎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力图脱尽世俗欲望，追求宁静淡泊的人生境界；另一方面，又曾担任县文化局局长等重要职务，这样的身份和工作又使他无法脱离世俗。但对于贾大山来说，这矛盾的两极却并不对立，答案很简单，就是他对家乡父老那种发自肺腑、近乎敬畏的深沉之“爱”。因为这种“爱”，他舍不得离开正定而调到市里或省里工作。他曾说：“离开了正定这块土地和我熟悉的人，我到了省里还能写什么？还能干什么？”可以这样说，其家国之爱，使他具有“入世”的情怀；而自觉的“慎独”意识，又使他能够具有“出世”的淡定和超然。在大山身上，这矛盾的两极就这样既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地统一在一起。

　　第四，创作上的气定神闲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前者是说他的创作心态，后者是说他对自己作品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作家在创作时能够做到“气定神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山只写短篇，20多年中只写了85个短篇。一个短篇写完，他不急于拿出去发表，而是压在褥子底下，让自己继续思考，不断地修改，直到自己满意了才肯拿出来。所以，他的85个短篇，虽不能说字字珠玑，却也没有不入流的敷衍之作。其中的许多篇什，堪称短篇精品，具有恒久的艺术生命力。从总体上看，达到了一个较高的艺术境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短篇小说堪称名副其实的“短篇”，而且越写越精致，越写到后来越有味道；他的作品单纯而又厚重，简约而又丰富，含蓄中透出深意，幽默中见出机敏与智慧。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作为创造精神产品的作家，必须要具备较高的精神品格和人生境界。否则，他就只能叫做“写家”，而不能被称之为“作家”。希望真正的作家越来越多，希望一棵棵的“精神之树”，连接成郁郁葱葱的“精神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