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时间结构及其深层意蕴(李云雷) 

　　何顿的《来生再见》，是一部有着复杂的时间结构的长篇小说。小说取材于抗战时期的厂窟惨案、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以“我父亲”黄抗日、田矮子、毛领子、龙连长、马德志等人为核心，描述了抗战的艰难、惨烈与苦难辉煌。小说还描述了黄抗日等主要人物在抗战之后的大半生经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是以两种不同的时间与叙述方式相互交织而成的。在叙述抗战时期的故事时，采用的是线性时间叙事；在叙述此前此后的故事时，则打乱了叙事顺序，以一种马尔克斯“现在将来进行时”的方式，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融为一体，从一种全知视角写出了作者对历史的思考。在这样一种叙述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到线性叙述的抗战故事。与交叉叙述的其他故事，虽然两条线索并行，但抗战故事仿佛是一个核心，被镶嵌在交叉叙述的整体结构中。而在小说的结尾处，我们又看到了传统中国循环时间观的因素——当黄抗日在多年之后，又遇到了昔日的战友黄矮子、毛领子，他们在一起回忆往昔时，故事的走向很容易滑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或“一片茫茫大地真干净”式的传统小说结局，但是在这里，作者并没有安排这样的结局，毕竟他们所亲身经历的历史——20世纪中国的惨痛经验，并不是可以轻易忘却或付诸“笑谈”的。我们可以看到，小说叙述中融合了三种时间观的因素：传统的循环史观、现代的线性时间观，以及“现在将来进行时”，并将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复杂的时间结构。

　　在我看来，作者之所以采用如此繁复的时间结构，在于他所面对的是一段复杂的历史，不同时期对这段历史的复杂评价，以及作者在面对这一切时的复杂态度。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位中国作家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不是简单的歌颂与批判，也不是简单的肯定与否定，而是穿透层层迷雾还原历史真相的努力。作者力图呈现出复杂历史的不同层面，发掘历史皱褶中被淹没的细节，表达他对历史的复杂理解。历史复杂在何处？我们从小说主人公黄抗日的简历即可看出，“黄抗日从他20岁从军至31岁放下枪杆子的人生经历里，参加过近百次大大小小不同性质的战役或战斗，前后四次被三种不同性质的部队俘获，打了整整11年仗，先是打日本人，后又转为游击队打日本人和国民党军队，直到1949年底，这个不愿意打仗而且害怕打仗的人才告别战争。”这些已经足够复杂，而这只是黄抗日漫长人生中的一部分。

　　复杂性还体现在作者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在小说的不同部分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或持反战主义，或肯定战争中的保命哲学，或持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这些相互矛盾的立场并不是说作者无法将某一种观念贯穿到底，而是对于作者来说，其中的每一种都是真实的，它们之间的相互矛盾也是真实的，作者将这些真诚地呈现出来，显示了他面对历史的复杂态度。但又不止于此，作者的态度虽然是复杂的，但在复杂性中仍有一种主导性的立场，在小说中便是民族主义。不过正因为作者将民族主义置于复杂的态度之中，这里的民族主义便不同于简单的、乐观的、浅表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克服反战主义与保命哲学的过程中形成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始终与反战主义和保命哲学保持着一种张力。同样，复杂性也体现在叙述者对待“我父亲”黄抗日的态度上，在小说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叙述者“我”对“父亲”有时调侃，有时则充满理解和同情(但是一种俯视的视角)，有时则充溢着崇敬之情。不过在小说中理解与崇敬是占据核心位置的，“我”对“父亲”的理解是对一位父亲的理解，崇敬是对一位英雄的崇敬，两者叠加在一起，让小说的主体从调侃与歧视的笔调中走出，也让一位平民英雄的形象树立了起来。

　　中国作家写作抗战题材的小说，因为敌我意识分明，很容易写得简单、明快、乐观，但是在这部小说中，由于对国民党抗战历史评价的复杂性，以及厂窟惨案、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的悲惨壮烈，让小说的叙述与态度充满了复杂性。不止于此，小说又将此后的历史纳入叙述之中，从一种后设的视角去看待他们当初的选择，黄抗日、田矮子、毛领子等人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都与这段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作家面对与把握复杂事物的能力，作者在形式、技巧、结构与时间观念的处理上都颇具探索性，但这种探索并非是为形式而形式，为技巧而技巧，而是在面对复杂的历史与人物时，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一种复杂的叙事态度。在作者的叙述中，我们穿越历史与观念的层峦叠嶂，仿佛又回到了当年血雨腥风的战场，在那里，重新思考我们民族的历史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