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的困境与绝境——读宁肯小说《三个三重奏》(解玺璋)
宁肯为他的小说设计了一个相当复杂的结构。一部小说竟暗藏了“三个三重奏”，还不足以使我们浮想联翩，费些猜想的心思吗？三重奏者，本是一种乐曲体裁或演奏形式，由钢琴、小提琴、大提琴组成，宁肯以此作为其小说的构成方式，为小说搭建了一座叙事迷宫。这里或曲径通幽，或山重水复，三组人物，三条线索，恰如三条河流，互相纠缠在一起，又有各自的流向，各自的命运，从而构成了“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巴赫金称之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特点”。
宁肯的这部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点。所谓三组人物，以杜远方、居延泽、李离为一组；居延泽、谭一爻、巽为一组；杜远方、敏芬、云云为一组。这三组人物，以杜远方、居延泽为核心，演绎出一个国企总裁亡命途中为情所困，一个“大秘”不甘人下攀附权力的故事。然而，这绝不是小说的全部，其中更为独特、更为重要的部分，我想还是作者异想天开为小说所作的“注释”。这是宁肯对小说这种文体的特殊贡献。如果说这在《天·藏》中还只是一种尝试的话，那么，在这里，俨然已经成为整个叙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可以这样说，“注释”不是故意贴上去的一种装饰，而是叙事的另一维度，它揭示了生活中的这些人物是如何变成叙事中的人物的，以及“我”在面对这些人物时，有过哪些内心活动，从而使“我”的叙述与正文构成一种有张力的对话关系。进而言之，正文是作者创造的“他者”，然而，由于“我”的存在，“他者”便具有了某种独立性和相对自由，并与“我”处在平等的地位上。这正是“我”与“他者”对话的基础。
我不敢说已经找到了解读这部小说的路径，三个三重奏，三重结构(或多重结构)，似乎都指向一点，即权力和欲望。从故事所提供的内容来看，官商勾结，权力寻租，本不新鲜，为一般贪腐案所常有。但其构成方式却有一种陌生化的效果，特别是“注释”的插入，使叙事产生了暂时的停顿和间歇，其作用或与布莱希特的“间离”有些类似。这时，读者亦获得一种选择的自由，你可以从正文的叙事中走出来，透透气，以旁观的角度想一想已经发生的故事；当然，你也可能不习惯阅读被打断，而宁愿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把这场白日梦做完，那也悉听尊便。不过，小说的叙事重心并不在案件本身，我们甚至不知道杜远方和居延泽究竟做了些什么(据说他们曾有过一次套汇500万美元的经历)，在这方面，作者始终语焉不详，甚至使一些读者“迷失在无边的没有方向的昏暗与迷途中”。这也许会造成一些读者的遗憾和不满，但他的真实意图，却是要借人物形象的全新结构，探寻其心灵秘密。杜远方与居延泽，一个曾经的“右派”，一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青春浪漫的大学毕业生，何以最终走上这条不归路？冥冥之中，究竟什么力量支配着他们的命运？
小说的精彩之处就在于，这些人物不仅是其中的被叙述者，在另外的一些场合，他们往往还会发出“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譬如在“注释”中，他们就常常以“自述者”的身份出现，这些自述者都是些“思想者”式的人物，都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比如杜远方，他头上顶着易学大师的头衔，在与“我”交谈时，戴着重镣的他笑着说，监狱是他的“彼岸”。这是一个人仅仅思考自身命运所难以企及的境界，只有亲临其境的人，才具有这种可能性。在这里，“我”看到一个“带着满足与彻底的宁静赴刑”的人，走得特别优雅、安详。“我”与敏芬探讨其中的原因，为什么一个人死了，却还活着？敏芬以对他的爱印证了这一点，也许这爱中还掺杂了一些她的悔恨。“我”对敏芬说：“他在慢慢回归，从一个老总到普通人。你对他的意义大于他对你的意义，所以他没有恨，只是遗憾，遗憾你们没能在一起多待一些日子。”
很显然，“我”与杜远方、李敏芬的这番对话，犹如一束哲学之光照亮了逃亡中的这场艳遇，并赋予它某种象征意味，使得这场不同寻常的爱情具有了救赎的性质。然而，“我”似乎意犹未尽，又进一步指出，在杜远方的头脑里“仍有许多简单生硬的东西，这些东西就如知识也有水垢也会附着在他的脑子上”。比如对权力的崇拜和享受，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已经习惯了这种东西，甚至成为这种东西的化身，一举一动都可能不由自主地把权力的优越感带出来。“我”的这种认识真可谓入木三分——杜远方、居延泽、巽，包括“我”的老同学，那个掌管监狱最终却被投进监狱的杨修，哪个不是权力的囚徒？实际上，小说中最为重要的三组人物关系——杜远方、居延泽、李离为一组；居延泽、谭一爻、巽为一组；杜远方、李敏芬、云云为一组，无不受到权力的支配。
在这方面，“我”是颇有些自负的。“我”以为，人的囚徒困境，源于人的无知无识，“唯有图书馆才能时时或最终打破”这种困境。在这里，图书馆也被赋予了救赎的意义，“事实上无论活着的人，死去的人，到了我的图书馆都获得了新生，他们不再仅仅是他们自己，而成为了灵魂的共同体。”但是，“我”的自负却难以抵挡杨修的自负，因为，“杨修虽只是某种系统的一个零件，但却有着整个系统的自负，许多时候他不是自己在说话而是系统在说话”。“我”看到了这种差异，而这种差异“不是书或图书馆就能解决的”，知识分子的那点优越感，在权力面前简直脆弱得不堪一击。这不是“我”的问题，而是“我父辈的问题，祖父的问题，干脆说是文化基因的问题”。“我”因此怀疑灵魂共同体的存在，以为那也许是自己“欺骗自己的谎言”。“我”终于意识到，自己也是个“囚徒”，图书馆又何尝不是看守所？至此我才能理解宁肯何以让“我”始终坐在轮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