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与超越(孟繁华)
■主持人的话
身在当代写当代，既要写得“像”当代，又要 有审美的距离和历史的高度，大不容易。我们在讨论现实主义写作的诸问题时，往往将“真”放在第一位，其实“善”与“美”这两者又何尝不是书写现实的要求之 一。也许，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就是将真善美有机融为一体的道路，孟繁华在此文中为我们呈现了现实主义的广阔和丰富。
——特约主持人 杨庆祥
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与超越
□孟繁华
1956年9月，秦兆阳以何直笔名发表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著名文章。文章强调反对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提倡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促 进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文章对现实主义作出了明确的界说，认为“文学的现实主义”是在文学艺术实践中所形成、所遵循的一种法则。它以严格地忠实于现实，艺 术地真实地反映现实，并反转来影响现实为自己的任务，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大前提”。文章对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的不合理性也提出了看法， 认为“社会主义精神”不应是艺术的真实之外的东西，如果让血肉生动的客观真实去服从硬加到作品上的抽象的主观的东西，“就很可能使得文学作品脱离客观真 实，甚至成为某种政治概念的传声筒”。文章发表后在文坛引起轩然大波，并引发了中国的关于现实主义的大讨论。文章发表至今近60年了，无论当代中国文学界 对现实主义的理解、认识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书写现实主义在中国遭遇的时候，秦兆阳的这篇文章是难以逾越的。在现实主义原则的指导下， 秦兆阳所在的《当代》杂志推出了许多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名篇力作，如《将军吟》《芙蓉镇》《古船》《秋天的愤怒》《钟鼓楼》《活动变人形》《白鹿原》 《尘埃落定》《沧浪之水》《蒙面之城》《超越自我》《新星》《故土》《老井》《赤橙黄绿青蓝紫》《代价》《麦客》《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国画》《梅 次故事》《家族》《点点记忆》《商界》《流浪金三角》《经典关系》《白豆》《蓝衣社碎片》《中国知青终结》《那儿》等。
《沧浪之水》：“承认”的艰难
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可以从许多角度进行解读，比如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关系，特权阶层对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以及心理结构的支配性影响，商品 社会中欲望与价值的关系，他者的影响或平民的心理恐慌等。这足以证实《沧浪之水》的丰富性和它所具有的文学价值。但在我看来，这部小说最值得重视或谈论 的，是它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世道人心的透视和关注，是它对人在外力挤压下潜在欲望被调动后的恶性喷涌，是人与人在对话中的被左右与强迫认同，并因此反映出的 当下社会承认的政治与尊严的危机。
小说的主人公池大为从一个清高的旧式知识分子演变为一个现代官僚，其故事并没有超出于连式的奋斗模型，于连渴望的上流社会与池大为心向往之的权 力中心在心理结构上并没有本质区别。不同的是，池大为的向往并不像于连一样出于原初的谋划。池大为虽然出身低微，但淳朴的文化血缘和独善其身的自我设定， 使他希望固守“中式”的精神园林。这一情怀从本质上说不仅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与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公共事物的参与热情相去甚远，而且这种试图保持内心幽 静的士大夫心态本身是否健康是值得讨论的，因为它仍然是一种对旧文化的依附关系。如果说这是池大为个人的选择，社会应该给予应有的尊重，但是，池大为坚持 的困难不仅来自他自己，而是来自他与“他者”的对话过程。
现代文化研究表明，每个人的自我界定以及生活方式不是由个人的愿望独立完成的，而是通过和其他人“对话”实现的。在“对话”的过程中，那些给予 我们健康语言和影响的人被称为“有意义的他者”，他们的爱和关切影响并深刻地造就了我们。池大为的父亲就是一个这样的“他者”，池大为毕业7年仍然是一个 普通科员，这时，不仅池大为的内心产生了严重的失衡和坚持的困难，更重要的是他和妻子董柳、厅长马垂章、退休科员晏之鹤以及潜在的对话者儿子之间漫长的对 话过程。这些不同的社会、家庭关系再造了池大为。特别是经过“现代隐士”晏之鹤的点拨，池大为迅速时来运转，不仅在短时间里连升三级，而且也连续换了两次 房子。这时的池大为因社会、家庭评价的变化，才真正获得了自我确认和“尊严感”。这一确认是在社会、家庭“承认”的前提下产生的，其“尊严感”同样来源于 这里。
小说不仅书写了池大为的心路历程和生存观念的改变，它更概括了已经被我们感知却无从体验的社会普遍存在的生活政治，也就是“承认的政治”。查尔 斯·泰勒曾指出：一个群体或个人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得到扭曲的承认，就会遭受伤害或歪曲。扭曲的承认不仅为对象造成可怕的创伤，并且会使受害者背负 着致命的自我仇恨。拒绝“承认”的现象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但在池大为的环境里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被拒绝者如前期池大为，他人为他设计的那种低劣和卑 贱的形象曾被他自己内在化，在他与妻子董柳的耳熟能详的日常生活中，在与不学无术、浅薄低能的丁处长和专横跋扈的马厅长的关系中，甚至在与孩子的关系中， 这种“卑贱”的形象进一步得到了证实，池大为的“觉醒”就是在这种关系中因尊严的丧失被唤起的。现代生活似乎具有了平等的尊严，具有了可以分享社会关注的 可能，但是这种虚假的平等从来也没有深入生活内部。尤其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等级的划分或根据社会身份获得的尊严感，几乎是未作宣告但又是根深蒂固深入人 心的观念或未写出的条文。
现代文明的诞生也是等级社会衰败的开始。现代文明所强调和追求的是赫尔德所称的“本真性”理想，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独特的作为人的存在 方式，每个人都有他或她自己的尺度。自己内心发出的召唤要求自己按照这种方式生活，而不是模仿别人的生活，如果我不这样做，我的生活就会失去意义。这种生 活实现了真正属于我的潜能，这种实现也就是个人尊严的实现。但是，在池大为面对的环境中，他的“本真性”理想不啻为天方夜谭。如果他要保有自己的“士大 夫”情怀和生活方式，若干年后他就是“师爷”晏之鹤，但如果是这样，他就不可能改变自己低劣或卑贱的形象，就不可能获得尊严，不可能从“贱民”阶层被分离 出来。于是，“承认的政治”就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弥漫开来。它是特权阶级制造的，也是平民阶级渴望并强化的。在池大为的生活中，马垂章和董柳是这两个阶级的 典型，然后池大为重新成为下一代人艳羡的对象或某种“尺度”。读过小说之后，我内心充满了恐慌，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一个人将怎样被“承认”，一个人尊严 的危机怎样才能得到缓解？阎真的发现是此前知识分子文学不曾涉及的。
《白豆》：都市化时代的边塞悲歌
董立勃长篇小说《白豆》中的人物和故事重新激活了发生在“下野地”的那段已经终结的历史。但是，作家复活白豆和它周边的人物显然不是出于怀旧的 诉求，或者说，任何历史的书写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现实有关。“下野地”这个虚构的边陲故地和它发生的一切并没有从历史的记忆中抹去，当它被重新书写之后，起 码有两方面的意义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对当下时尚化写作的某种反拨；二是对人的欲望、暴力、权力的揭露与申控。因此，《白豆》是在都市文化时代的一曲边塞悲 歌，是维护弱势群体尊严和正当人性要求的悲凉证词，是重新张扬人本主义的当代绝唱。
《白豆》的场景是在空旷贫瘠的“下野地”，那里远离都市，没有灯红酒绿甚至没有任何消费场所；人物是农工和被干部挑了几遍剩下的年轻女人。男人 粗陋，女人平常，精神和物资一无所有。无论在任何时代，他们都是地道的边缘和弱势人群。主人公白豆因为不出众、不漂亮，便宿命般地被安排在这个群体中。男 女比例失调，不出众的白豆也有追逐者，她的命运就在追逐者的搏斗中一波三折。值得注意的是，白豆在个人婚恋过程中始终是个被动者，一方面与她的经历、出 身、文化背景有关，一方面与男性强势力量的控制有关。白豆是在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男人之后才觉醒的。但是，她的婚恋始终处在一种权力关系之中。吴大姐虽然是 个媒婆的角色，但她总是以“组织”的名义给年轻女性以胁迫和压力，她以最简单也是最不负责任的方式处理了白豆和胡铁、杨来顺的关系之后，马营长看上了白 豆，就意味着白豆必须嫁给他。但当白豆遭到“匿名”的强暴之后，他就可以不再娶白豆而娶了另一个女性。
胡铁不是白豆的强暴者，但当他找到了真正的强暴者杨来顺之后，本来可以洗清冤屈还以清白，但一只眼的罗“首长”却宣布了他新的罪名。也就是说， 在权力拥有者那里，是否真的犯罪并重要，重要的是权力对“犯罪”的命名。胡铁在绝望中复仇，也象征性地自我消失了。在《白豆》里，权力/支配关系是决定人 的命运的本质关系。小说揭示的这种关系，在现实社会中并没有消失或者缓解。但是，如果把白豆、胡铁的悲剧仅仅理解为权力/支配关系是不够的。事实上，民间 暴力是权力的合谋者。如果没有杨来顺图谋已久的“匿名”强奸，如果没有杨来顺欲擒故纵的阴谋，白豆和胡铁的悲剧同样不能发生，或者不至于这样惨烈。因此， 在《白豆》里，无论权力还是暴力，都是人性“恶”的表现形式。权力、暴力如果连结着人的欲望，就会以支配和毁灭的形式诉诸于同样的目的：为了满足个体 “恶”的欲望，就会制造善和美的悲剧。
《白豆》的写作，使我们重新想起了18、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想起了文学是人学的古老命题。事实上，无论社会、时代发生怎样的变 化，人性的本质是不会变化的。我们在反对本质主义判断的同时，对人性不能没有价值判断。《白豆》延续了关怀人性这一传统的同时，也对文学的悲剧力量给予了 新的肯定。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是感到文学缺乏力量，这与悲剧文学的缺失是有关的。董立勃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将会唤起文学对悲剧新的理解和认识，旧的美 学原则仍然会焕发出新的活力。
《经典关系》：复杂而简单的关系
莫怀戚的《经典关系》的主要人物都是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在以往的舆论或意识形态的表达中，“知识阶层”和他们坚守的领域一直有一层神秘的面 纱，他们似乎仍然是中国最后的精神和道德堡垒，仍然怀有和民众不同的生活信念或道德要求，仍然生活在心造的幻影当中。但事实上，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知 识分子内部的变化就已经开始发生。进入90年代之后，曾经有过关于知识分子经商的大讨论。现在看来，这场讨论本身就是知识分子问题的反映：这个惯于坐而论 道的阶层总是讷于行动而敏于言辞。当社会提供了身份革命条件的时候，这个犹豫不决的群体总会首先选择观望，然后是指手画脚。
《经典关系》中的人物不是坐而论道的人物。他们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裹胁，都顺应了时代潮流，他们新的选择重建了新的“经典关系”。经典关 系，事实上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关系，它是夫妻、父子、翁婿、师生、情人等血缘和非血缘关系。但人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的位置发生变化之后，这些关系也就不再 是传统的亲情或友情关系，每种关系里都隐含着新的内容，也隐含着利害和危机。
在作者构造的“经典关系”中，那个地质工程师的岳父东方云海处于中心的位置，但这个“中心”是虚设的。在脆弱的家庭伦理关系中，他的中心地位只 是个符号而已，在实际生活中他真实的地位是相当边缘的。虽然儿女们还恪守着传统的孝道，但他已经不可能再以权威的方式左右他们的生活，因此最终选择了自 尽。茅草根、南月一以及东方兰、东方红、摩托甚至茅头，他们仿佛在故事中都是叙述中心，但他们都不是中心。在故事中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个10岁的 毛孩子为和父亲争夺“姨妈”，甚至不惜开枪射杀他的父亲，使英俊父亲的眼睛只剩下了“一目半”。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经典关系”一经被发现，它的戏剧 性、残酷性使我们在惊讶之余也不寒而栗。
这时，我们就不得不再一次谈论已经沦为陈词滥调的“现代性”。因为除此之外我们很难作出其他解释。现代性就是复杂性，就是一切都不在我们把握控 制之中的历史情境。我们试图构造的历史也同时在构造着我们。谁也不曾想到，自以为是随遇而安的茅草根会被学生兼情人“裹胁”进商海，谁也不会想到东方红会 那样有城府地算计她的姐姐，当然也不会想到茅草根的欲望会是那样无边，最后竟“栽”在自己儿子手中。“经典关系”是复杂的，但又是简单的。说它复杂，是他 们必须生活在诸种关系中，没有这些关系也就失去了利益，欲望也无从实现；说它简单，是因为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虽然良心未泯、热情洋溢、生机勃 勃，但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关系中，谁还有可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呢？茅草根以排演《川江号子》为由逃离了“经典关系”的网络，他似乎对艺术还情有独钟，但事实上 这同样是一种出走方式。惟利是图的经济“主战场”并非是他的用武之地，他只能以出走退回到他应该去的地方。
《那儿》：现实命运的喻示
2004年曹征路的《那儿》一时石破天惊。在《那儿》里，曹征路在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立场的同时，也不经意间流露了他的矛盾和犹疑。小说的主 旨不是歌颂国企改革的伟大成就，而是检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国有资产的流失、工人生活的艰窘、工人为捍卫工厂的大义凛然和对社会主义企业的热爱与 担忧，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主旋律。当然，小说没有固守在“阶级”的观念上，而是通过工会主席为拯救工厂上访告状、集资受骗、最后无法向工人交代而用气锤砸碎 自己的头颅，表达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朱主席站在两个时代的夹缝中，一方面他向着过去，试图挽留已经远去的那个时代，以朴素的情感为工人群体代言并身体力 行；一方面，他没有能力面对日趋复杂的当下生活和“潜规则”。传统的工人在这个时代已经力不从心、无所作为。小说中那个被命名为“罗蒂”的狗是一个重要的 隐喻，它的无限忠诚并没有换来朱主席的爱怜，它的被驱赶和千里寻家的故事感人至深，但仍然不能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罗蒂”预示着朱主席的命运，事实上， 朱主席的处境也是作家曹征路的处境：任何个人在强大的社会变革面前都显得进退维谷莫衷一是，你可以不随波逐流，但要改变它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儿》引领了 中国文学至今仍在持续的“底层文学”的创作，使这一文学现象，使淡出公共视域已久的文学，又和读者缓慢地建立起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