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鲁迅那里去”(孙郁) 

　　汪曾祺的观点值得我们思考。新中国成立以后，关于鲁迅的研究成为显学，但研究者多用政治的符号，将鲁迅研究简单化，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鲁迅研究文章，有的不忍细究，有的可待商榷。而事实上，鲁迅的思想并非如某些论者所说是简单的列宁主义的，而是跟普列汉诺夫、早期的卢那察尔斯基和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观更为接近。到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艺评论家王富仁提出一个口号——“回到鲁迅那里去”，倡导鲁迅研究应该回到真正的鲁迅去，就像当年西方学者所说的“我们回到康德那里去”一样。如此一来，关于鲁迅的读解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这种变化主要源自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作家，一部分是学者。作家当中对鲁迅了解最深且描述最老到的，便是孙犁。

　　孙犁在抗战时期是位革命作家，后来担任《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坚持远离流行色。到了晚年，他的写作文风大变，由早期《荷花淀》清灵典雅、童话般的写作，进入沉郁、幽暗、惨烈的语境里，如《野草》般带有血色的、灰暗的，小夜曲一样低缓的境地。他在晚年写的《无为集》《曲终集》等小册子，曾经风靡全国，直到今天，还有众多读者喜欢。

　　孙犁在几乎每一本书里都有大量关于鲁迅的言说，这是颇有意思的。尽管其读书趣味与周作人接近，但周作人只爱自己鲜谈他人，提倡超越功利，远离血与火，藏身象牙塔内，而不像鲁迅那样充满慈悲之感，是孙犁不能接受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写文章开始有一种“鲁迅风”，绝不趋炎附势，绝不轻易褒扬某个作家，而敢于直接指出文坛的问题。

　　孙犁的文章是直面人生的。他在自己的文章里把六朝文字的美质衔接起来，而且把鲁迅的嬉笑怒骂，特别是沉郁的笔锋继承了下来。他在文章里面永远是低调的，他认为自己是个失败的人，所以写作的时候，是以一个失败者的口吻来面对历史和他人，绝没有趾高气扬的一面。跟鲁迅一样，他们都把自己看得很低，但是这种“低”里面又充满智慧与慈悲。总体来看，孙犁的写作是中断的鲁迅传统的复活。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报刊上到处都能看到模仿鲁迅先生的杂文，孙犁却认为这种杂文是死的文字。在他看来，太像鲁迅，太模仿鲁迅一家，就成不了大家。要想成为像鲁迅那样的人，就必须像鲁迅那样在东西文化中游弋，要阅读百家，杂取种种，最后变成自己。而他也真的像鲁迅一样成了杂家。

　　当代作家张承志小说和散文创作初期颇具浩然之气，来自他最崇拜的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鲁迅。张承志关于鲁迅的文章有多篇，他的散文深受鲁迅的影响，当然也离不开考古学、历史学、拉丁美洲文化以及中国西域文化研究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纷纷弃笔从商的时候，他写了一篇《以旗为笔》，还写过一篇《清洁的精神》，礼赞中国古代文明中的清洁精神，在物欲面前不为所动的崇高信仰。

　　张承志在《黑骏马》《金牧场》等作品里面，尤其是对历史勾勒的那种凛烈之气，是从鲁迅文本的旋律继承了某种气韵。他非常好地继承了鲁迅的内在品质，同时吸收了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等人的写作风格。他是当代散文作家群里能带给人启发的一个，他的散文和随笔，几乎每一篇都有深切的学理在里面。他咀嚼我们的历史遗产，在东西方文化瞭望之中产生了非常有趣的意象。

　　张承志的文章有激情，有失败的子民却不屈于失败的果敢、顽强、浩然之气，也依傍于鲁迅。在上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人们对鲁迅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他却进入到心灵世界。如果说孙犁是在文章学以及在审美的态度上继承了鲁迅思想要义的话，张承志应当是说在他的学术观和人生哲学上继承了鲁迅的遗产。

　　另一位迷恋鲁迅的作家林贤治也深受鲁迅的影响。他笔下的鲁迅，相较于香港作家曹聚仁所写的《鲁迅评传》，别具一格。林贤治的散文独成一格，有着鲁迅般的孤傲，敢于向“丑”和“恶”说“不”。他的散文充满对俄罗斯文明的敬仰，对纳粹统治下德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描述，以及对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囚徒精神境遇的思考，这些都有令人心领神会之处。他描述中国的近现代思想史以及乡村生活，处处让人感受到鲁迅杂文和小说的魅力。尽管他吸收的资源不限于鲁迅，但鲁迅之风在他身上的烙印是极为明显的。

　　总体来看，周作人传统是恬淡自如的，受他影响的作家写作，有对人生的咀嚼和悠然之感，有一种清淡的轻灵之美，但遗憾的是，在民族存亡关头，他的散文旨归却将他的创作引向歧途，这不仅是他创作更是他性格的败笔，至今为人诟病。受到鲁迅传统影响的散文家，他们的写作是很峻急、很奔放，但又沉郁的一种品格；他们有思想，不断燃烧自己，不断拷问自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马拉佐夫兄弟》和《罪与罚》中对人的灵魂拷问一样，也在拷问自己的灵魂。而鲁迅的精神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都有，他们的写作充满焦虑、紧张，也充满勇气和担当。他们的文字，是浑厚的交响。周氏兄弟所代表的两个传统，其实是当代散文写作两条不同路径，值得我们思考，也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