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现实的“巨兽”(宁肯) 

　　跟李静认识很多年了，在我心中，她是一个重要的朋友。印象最深的是10年前，我们一同去了川西环线，在长途车上，我们坐在一起，谈一位叫做迪伦马特的剧作家。我在上世纪80年代看过迪伦马特的剧作，他的一部当时很有名的戏剧叫做《贵妇还乡》。我对这个作家印象非常深，因为这个作家的作品带有荒诞色彩，将悖论写得很有智慧。他的戏剧和一般人的戏剧不一样，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他在某种意义上和卡夫卡非常接近，作品反映人的尴尬、荒谬的处境。但是多年后，我就把这个剧作家给淡忘了。那次在车上，李静和我谈起迪伦马特，一下提醒了我，迪伦马特对我们的现实、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文学观都有现实意义。这首先表现在迪伦马特和现实之间有某种超越性的关系。我们中国作家总是深深地陷于我们的现实，有时候现实会对我们有一种规定，我们自以为表达得很深刻了，而一旦接触迪伦马特的作品，你就会突然发现，你还是在一个小房间里，或者你脑袋上是有一个罩子的。迪伦马特这样的作家，让人一下子意识到，我得突破这个，必须更形而上、更人类一些。其实一个作家除了完成时代交给你的责任，完成现实交给你的责任，还要完成文学本身交给你的责任。这个责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更大的责任。

　　李静一直没有忘记迪伦马特，最近她在她的一本新书《必须冒犯观众》中再次谈到迪伦马特，谈到现实关怀、游戏精神与超越性，说明李静一直有一份完全属于文学的清醒，在批评家里面，能够既强调启蒙又强调游戏精神即超越性的人不多，李静是一个。《必须冒犯观众》清晰地描述了李静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批评家，她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思想的起点，是从思想的起点进入文学的。李静的批评带有某种思想色彩，这在中国，特别是女性批评家里面非常难得。我跟李静开玩笑说读你这本书让我想到苏珊·桑塔格。当然不完全是玩笑，它也表明我对批评家的期待，我觉得建立在思想上的学问才是可靠的有力量的学问。有些人的才华不建立在思想上，而是仅仅建立在情绪上，思想的维度就差了一些。

　　我一边读李静的书，一边反思自己的创作。这本书涉及了非常多的问题，它有一个时间跨度，从2003年一直到2013年，这正好契合了我们当代文学思想发生巨变的时代，李静这本书贯穿了这个时代的很多问题，譬如说，作家和政治到底是什么关系？和现实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书里写到了米沃什，我们中国的作家有时候也存在两难的写作，到底是冲进政治，还是回到象牙塔？当下现实不容忽视，一味躲到象牙塔里的作家是不正常的。我觉得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正常人，你感受到了什么，就应该做出你的反应。如果没有反应，完全回到自己的象牙塔，这是不正常的。同时是否要过度反应？是否要进行专业的反应？李静通过米沃什把这个问题说得非常清楚，米沃什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作家，当他感到政治这个东西触及到他的时候，就会做出激烈的反抗，这种反抗代表了很多人的反抗。所以他在某种意义上也被认为是一个政治性的诗人。但是除了政治方面让他感到触动和压迫，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压迫他，他也会用诗的方式继续沿着这些问题，包括人类终极的问题去探究。所以在某一阶段，他在政治上冲得很靠前，但是从文学的角度，他说：够了，我对政治和现实已经做出了非常透彻的文学批判，发出了我应该发出的声音，我不会一直发出这样的声音，我还有很多声音需要发。

　　《必须冒犯观众》里还有一个我感兴趣的题目，就是关于长篇小说的话题。里面出现了一个叫做“公共现实”的词语。李静这篇文章是2005年写的，而我在去年的一篇创作谈里也用了“公共现实”这个词，我们不谋而合，而李静要比我早将近10年就想到“公共现实”这个问题了。我在我那篇文章里把现实分做两种，一种现实就是公共的现实，例如诸多重大贪腐事件等。另一种现实是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和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后一种现实，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去创作没有问题，观察得越深入，反映得越细致，越有表现力。而“公共现实”，如果再用现实的手法去反映就不恰当了。“公共现实”某种意义上就是“通俗现实”，它被所有人关注，但是和所有人都没有直接关系，这样的现实如果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写得越像就越通俗，因此作家要另辟蹊径，既要面对这样的现实，还要超越这样的现实去表达。应该说在“公共现实”这个问题上，作家与批评家想到一起了，而我们往往就需要这样共同的思考。

　　沿着这样的思考，李静在《必须冒犯观众》这本书中进一步提出某些作家，特别是乡土作家，在反映现实方面确实达到了一种极致的境界、魔幻的境界。但是你仔细一分析，他的核心是什么呢？他的核心是权力如何羞辱我们，权力如何黑暗，还是停留在控诉的阶段。面对控诉，作家有没有主体？有没有用主体性去游戏这种东西？李静把这种东西称之为现实的“巨兽”，除了批判它，你是否可能站在某个角度上去超越它、戏弄它？就像迪伦马特或这一类具有游戏精神的作家所表现的那样。游戏精神人是有主体的，天然就超越了对象，哪怕这对象是“巨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