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抒情性与希望的辩证法——评格非中篇小说《隐身衣》(丛治辰)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评论

　　时间的抒情性与希望的辩证法——评格非中篇小说《隐身衣》

　　评论一部技术圆熟、臻于完满的小说是难的，而试图解读、阐释，开掘其中的隐喻意旨可能更是一种错误。《隐身衣》正是这样一部小说，这部以音乐为线索的作品像音乐本身一样富于神秘的韵律，从而获得了一种超越批评解剖的美感。

　　2012年，格非的中篇小说《隐身衣》在《收获》第3期发表，并几乎同时推出单行本，立刻获得广泛关注。两年以来，对这部小说的评论与解读已经 太多，人们不断讨论：所谓隐身衣究竟何指，而隐身人之于我们的历史与时代又意味着什么。人们似乎已将可供解读的统统解读，再无讨论之余地；而实际上，不过 是一再重复小说开篇已经发出的感喟：“这个世界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隐身衣》从未致力隐藏自己对世界的态度，就隐喻层面而言，小说其实单纯而明白。

　　很多论者都注意到小说中明确提及隐身的两处文字：1.“我”们这些以制作音响胆机为生的手艺人是如此稀少而边缘，“这个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几 乎意识不到我们这伙人的存在。这倒也挺好。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来蔑视这个社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过着一种自得其乐的隐身人生活。”2.20世纪90年代 京城闻名遐迩的商人牟其善行为乖张，据说“无论他在哪个场合出现，你都不可能看见他，因为他穿了一件隐身衣”。而这位商人最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在古典 音乐发烧界，牟其善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教父级人物”。在每年正月十五他举办的京城发烧友聚会当中，“我”曾两度与之谋面，他并未隐身。显然，牟其善的所谓 “隐身”，乃是从他商人的身份中隐去，退居古典音乐中来。两处文字共同建构了某种二元对立，将古典音乐爱好者与庸碌的芸芸众生区隔开来。当时代的听力坏掉 之后，古典音乐成为某种高贵的证明。在物欲横流与人情凉薄背后，那些隐身人沉默而对抗着。无论使用何种理论开拓奇诡的命题，这是小说的基本态度。

　　但是这样一种意义结构的揭示，能够解释小说的复杂美感吗？在态度与看法之外，小说真正打动人心的因素，它的感性浓度和精神力度其实仍未得到说明。

　　长久以来，老舍以对北京市民生活深刻而优雅的书写著称，其在语言艺术上的精粹更是令人赞叹。这让人们或多或少忽略了，老舍小说的魅力很多时候还 来自其关于时间的敏锐洞察。无论是《断魂枪》中对绝艺失传的感喟，还是《四世同堂》里对世事离乱的痛彻，甚至奉命而作的《茶馆》都指向时间的不可追回。这 个处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之间的知识分子，当然知道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不可阻挡，但那无助于缓解他内心深处的茫然与失落。面对古典时代的背影，一种挽歌般的情 绪始终挥之不去，而这一情绪便构成其作品的主要抒情要素。

　　格非同样是一位对时间极度敏感的作家，从最早的短篇小说《追忆乌攸先生》开始，他便开始了向时间深处孜孜不倦的探求，《褐色鸟群》更可以看做是 写给时间的一首长诗。格非擅长制作谜题，而几乎他小说中所有的谜题都出现在时间的岔路口，那些因梦幻或回忆而显得模糊不清的地方。回忆是格非创作伊始便心 心念念的主题，其本质正是对不可知的时间的勉力探险。在回忆当中，一种类似于悼亡的情绪自然产生。只不过，老舍的挽歌往往指向一个时代，而格非的回忆更多 涉及个人生命之一部分的死亡。在格非早期那些看似理性的实验性文本之中，青春时代的怀旧情愫同样构成其主要的抒情要素。而在《隐身衣》中，这种怀旧情愫变 成更为宏大的感情。

　　《隐身衣》当中的崔师傅自始至终处在一种与当下时间格格不入的状态当中，如果说他对前妻玉芬的反复怀念仍然是格非早期作品中个人伤悼的余绪；那 么对于20世纪90年代那段古典音乐黄金岁月的津津乐道，已然流露出老舍式的时代感伤。当他坐在椿树街的老宅门口，从香烟的蓝色烟雾中打量这个曾经被称之 为“家”的地方，回忆纷至沓来，往事历历在目，那夕阳下荒芜街道所带来的陌生感，讲述的岂是个人记忆的颓丧？计划经济时代国营理发店的消失，记录的当然是 更为广阔的时空变迁。在崔师傅的回忆当中，即便“文革”末期的童年往事都显得温情脉脉；而在流行歌曲横行的当下时刻，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冷漠与庸俗。

　　因此，音乐不仅是文化趣味的标志，更是一种时间刻度。或者说，在《隐身衣》当中，音乐所代表的价值与其蕴含的时间感相辅相成，难以辨认。那些古 典时代的乐曲，更像是对久远时间的招魂，制造了一种可以从庸俗生活暂时隐退到光辉岁月中去的幻象。而如今，这些伟大的抒情几乎被浅薄的流行歌曲吞噬殆尽。 更为有趣的是小说对革命样板戏的态度：在崔师傅眼中，京剧演员宋玉庆之英武挺拔远非周杰伦之辈可以比拟，但惟独这里，格非并未从音乐角度讨论样板戏之于流 行歌曲的优越，而是将价值判断交付时间。崔师傅对于样板戏的好感，来自他少年时代的崇拜以及与父亲相关的记忆。

　　因此，与其说是某种音乐具有高贵的品格，不如说，是那种音乐所代表的时间酝酿出了某种高贵。高贵当然从来不是客观的价值判断，而是一系列建构的 结果，这种建构与时间有关，乃是历史累积的情感结晶。崔师傅们之所以如此执著地隐身在古典音乐之中并以此自得，因为古典音乐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供追溯的时 间。那种在漫长时间中生长出来的醇厚抒情意味，使隐身与显形、宁静与喧嚣、高贵与鄙俗的二元对立得以成立；也是这种抒情意味，在小说单纯的隐喻指向背后， 真正打动了读者，使小说蒙上了一层《玄秘曲》般的薄雾。

　　然而，在繁华世界中甘于边缘，将自己封锁在关于另一时间的幻象之中，该是何等绝望的事情？而《隐身衣》却始终能以从容笔调应对世态炎凉，将不得 已的隐退命名为高贵。在当代戾气甚重的小说创作当中，《隐身衣》对于绝望的独特处理使之更显难能可贵。也正是在此层面上，我看到格非对鲁迅的某种变相继 承。

　　历经几十年研究之后，鲁迅的面目已变得更加复杂难辨。他以强大的个人精神与一切他所不认同的为敌，无异于将自己推向世界边缘，人们更在《野草》 中不断挖掘出他怒目金刚的硬汉形象背后那种缱绻灰暗的颓废底色。对我而言，无论对其评价与解读如何变化，鲁迅最能够激动人心的，正是他关于希望与绝望的辩 证法。当他说“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时候，我们当然能够感受到他对这个世界深刻的不信任，那些他在小说中不时流露的感伤情绪显然其来有自。但他 的强大便在于从未因绝望而放弃希望，从未因彷徨而停止呐喊，从未因世道艰辛而选择同流合污。惟有身在绝望之中仍努力向希望的方向走，其希望才更加坚实，探 索也才更具价值。

　　尽管世界已然变化，但崔师傅所面临的绝望并不亚于任何一个乱世。人性中永恒不变的险恶，在一个物质至上而信仰沦丧的社会当中只会更显阴暗。不乏 论者对崔师傅以古典音乐隐身于世不以为然，视之为犬儒。然而在经历亲戚相残、挚友反目之后，如此犬儒岂是易事？其中包含了多少悲愤的无奈？在一个善良与本 分遭到嘲弄，背叛与欺骗获致成功的世界里，一个人不如此犬儒又能如何？难道要让崔师傅像常保国那样凶恶，像蒋颂平一般伪善吗？还是像丁采臣一样，以暴力墮 突挣扎，最终死于绝望？当人们不得不在犬儒与堕落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犬儒是高贵的。绝望不应招致谴责，因为绝望不过来自孱弱个体面对强大世界的茫然无 措。

　　小说当中尽管只有两处提及隐身，但实际上对于主人公崔师傅来说，小说闪烁其词的隐秘实在太多了。妻子隐藏的奸情、蒋颂平友谊的真相、姐姐与姐夫 的双簧戏……这些隐秘一旦露出马脚，一切温情与希望便悉数崩塌。惟有那个已经毁去面容并拒绝告知身份的神秘女子能给崔师傅长久的安慰。崔师傅之有限性使他 终其一生都只能看到世界的一个角落，和我们每个人一样。他在无边的黑暗之中，彷徨无地，只觉得不能呼吸。对于鲁迅的读者们，这样的世界难道不眼熟吗？

　　在此前提下，格非提供古典音乐作为隐身之所，简直可以视为一种慈悲。难道格非不知道发烧友圈子也并非一个绝对的乌托邦吗？但小说宁可提供这样一 种可能，为这个幽暗世界保留一丝亮色。鲁迅以战斗反抗绝望，但他心知肚明，重要的在于向希望的姿态；格非改用一种更加安静的方式，重新强调这一姿态。“犬 儒论”者指责格非放弃了一个小说家的精神高度，未免责之过苛。固然有一些作家负责指明方向，但也应该允许一些作家恪守小说的本分。当整个世界都往下的时 候，小说家哪怕只是在虚构当中塑造高贵，并把这高贵奉献给世界作为最后的救赎，也是好的。这同样符合小说的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