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运与文运——读《文网·世情·人心——阎纲自述》(白烨) 

　　早就听说阎纲在写一部回忆性的著述，跟他有着亦师亦友的特殊关系的我，很是期待这部新作。不久前，这部名为《文网·世情·人心———阎纲自述》的新著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得到作者的赠书之后，就挤出时间来认真拜读。应该说，阅读的过程称得上是酣畅淋漓，但阅读过后的感觉却莫名的沉重，这部书由作者亲历亲见的角度，揭悉了不少当代文坛的闹剧，也叙说了不少当代文人的悲剧，这种在回溯过往的历史中，更多地着眼于问题的剖析与历史的教训的自述，委实是不多见的。仅此一点，这本书就颇值得人们格外予以关注。

　　因此，读《文网·世情·人心——阎纲自述》，我首先比较关切的，是他在文学评论道路上的进取与成长。关于这一点，他的叙说较为充分，也至为感人。他既写到了自己从小对于文艺的喜爱，以及家族文化的无形熏染，又写到进入中国作协《文艺报》之后，侯金镜等前辈评论家的放手培养与悉心指教。“侯金镜是我的恩师”一节，让人们看到这位老评论家对于评论新人帮助与扶持的不遗余力，对于优秀作品的发现与推介的倾其心力，《文艺报》在当今文坛的地位乃至当代文学评论在业内的影响，他都是功不可没的主要开拓者与重要奠基者。文中还较多地披露了侯金镜在选题与评论的取向中，有意以对“审美意识”的突出与高扬，来与概念化、公式化的文学教条相抗衡。“为人处世的实事求是作风，为文衡文的现实主义精神”，一个与时风格格不入的侯金镜，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阎纲说，侯金镜“颇得其终生追慕的鲁迅之遗风”，我却说，阎纲也颇得其终生追慕的侯金镜之遗风。

　　因为文艺事业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构成部分，高度政治化乃至运动化的社会生活，当然要波及到文艺领域，尤其是文艺界的唯一权威传媒《文艺报》。因此，从“《再批判》——反右再烧一把火”开始，《文网·世情·人心——阎纲自述》便以个人的目击所见，概述了频现于《文艺报》的一个个重要“批判”，发生于中国作协的一场场内部批斗。这一切都让人无比真切又深切地知悉：“十七年”的文坛不仅不寂寞、不单纯，而且常常被各种突如其来的批判所骚扰和运动所裹挟，这使它虽不是政坛，却又胜似政坛。

　　正是在文学与政治的难分难解与高度扭结上，这本阎纲自述把“十七年”间的文坛现状描述得让人心惊肉跳。运动接着运动，批判连着批判，这些在别的著述中已屡见不鲜的文坛事件，经由阎纲的亲历亲见叙述出来，因为都系结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命运，便格外具有了一种人文的温度。丁玲、陈企霞等在“反右”后期遭遇“再批判”，54岁上便“举家放逐，戴罪边陲”，离家下放前的丁玲，常常坐在院里的葡萄架下陷入沉思。书中颇有意味地写到“多福巷是命运的拐点，挥手自兹去，再不回头”。更有意味的细节是，1982年重又复出的丁玲，到延安参观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旧址杨家岭时，指着当时座谈会上那张百十人“亲密无间”的合影照片，长叹一声说：“当年是兄弟，后来成君臣了。”这是一声长叹，也是一句天问。这种由近到远、由亲到疏的悄然变异，委实是值得人们深加探究和深长思之的。

　　还令人读来惊心动魄的，是书中有关“文革”期间，中国作协干部下放“向阳湖”，清查“五·一六”等往事回顾。“五·一六”原是“文革”期间北京某高校一个极左小组织，为时很短，即被解散。后来不知是出于何种原因，当权者就把“五一六”想象成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组织，成为当时的掌权者随意整人、抓人的一个莫须有的借口。阎纲等人在向阳湖劳动改造六年，也被当成“五一六分子”被整了六年。“深挖‘五一六’十分恐怖，有些熟悉的面孔转眼之间消失了，深更半夜传来逼供信的叫骂和呻吟声令人心惊肉跳。”正是在这种把人随意抹黑，任意整治的肃杀环境里，一些人“明知是假，却昧着良心跟着跑，伤害无辜”；而侯金镜则刚正不阿，忍辱负重，严文井也惺惺相惜，暗中安慰，郭小川更是愤然上书，引火烧身。两相对照，差异何其鲜明。在这场政治混战里，文人的斯文被辱没殆尽，人性的光色也被玷污得晦暗不明。“文革”如何是一场灾难深重、影响深远的”内乱“，又如何应予彻底否定，引以为戒，阎纲的含血带泪的文字，是一份刻骨铭心的个人诉状，也是一份绝好的历史证明。

　　年轻一些的人们常常会纳闷，为什么从张光年、陈荒煤、冯牧、郭小川等，到唐达成、谢永旺、阎纲、刘锡诚等，诸多老年一辈和中年一代的文人，会有那么突出而强烈的政治意识、政治情结，从而在揭批“四人帮”文艺黑线，鼓呼文艺思想解放中，一马当先，冲锋在前？阎纲从他自身的痛苦经历告诉人们，他们受了太多的非文学的羁绊，受了太多的政治性的戕害。极左政治，害苦了他们个人，更害残了整个文坛。对于极左政治的深恶痛绝和高度敏感，正是他们的责任感之所在，使命感之体现。阻击极左政治的不时侵袭，佑护文学事业的常态运行，在他们而言，是自然的，也是本能的。这既从根本上阐释了新时期文学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长足崛起、一路前行的原因所在，也从内因上说明了他自己辗转于《人民文学》、《文艺报》、《小说选刊》和《中国文化报》的根本动力所在。

　　全书最后一节“伤逝”，从母亲的因病去世、女儿的意外离世，到“忍看朋辈成新鬼”，细述了鲍昌、张弦、贾大山、刘绍棠、路遥、邹志安、乔典运等人的英年早逝，廖沫沙、黄秋耘、韦君宜、冯牧、严文井、吴冠中等人的生前交往。评点式的怀念，祭文式的叙述，有痛惜又有悲怀，更有他们留于为文与为人之中的友情与激情，读来让人唏嘘，令人感念。文学是殉道者的事业，他们因为出色又独到地履行了殉道的使命，依然活在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之中。阎纲没有忘记他们，文坛没有忘记他们，这就是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