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历史叙事所以称大者(解玺璋) 

　　以光影叙事为媒介，做重返历史现场之想，其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我们却只能通过媒介和历史发生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和认识，绝不会比媒介所能提供的管中窥豹式的真相更多；而我们的历史想像和历史观，恰恰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这是我们的宿命。谈论影片《一九四二》之前，先说几句题外话，无非是想替自己做一点开脱。我不敢说我的解读是唯一的，无论如何，它只能是众多解读中的一种。

　　影片叙事开始于饥饿的农民聚众向老东家“借粮”，而双方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稍有风吹草动，立刻便引发了一场毁灭性的“暴乱”。在这场猝不及防的暴乱中，老东家的庄园被一把大火烧成了平地，唯一的儿子也不幸丧生，迫使他带着老婆、女儿和儿媳，跟随逃荒的乡亲们去“躲灾”。不久我们便从一位县长的口中得知，在他的这个县里，已有七十余个“老东家”遭遇了同样悲惨的下场。接下来便是惊惶失措的人群拥挤着上路的场面，镜头先是聚焦于老东家这一家人，随着镜头缓缓地拉开，我们看到了更加恐怖的画面，在望不到尽头的天地之间，是黑压压蝗虫般夺路而逃的人群。饥民们或挑担，或推车，沿着西去的陇海铁路仓皇而去。举目四望，到处都是匆匆赶路的队伍，他们或孤身一人，或拖家带口，或成群结队，除了向西这个发自心底的指令，这支浩浩荡荡、亡命天涯的人流，得不到任何有效的组织、引导和帮助。

　　影片发出了一个令人十分不安的信号，它提醒观众注意，在旷日持久的灾荒面前，农村已经丧失了原有的秩序。传统的中国农村，即使大多数人并未受过教育，但由于传统生活方式和伦常礼仪的教化和熏陶，人们还是习惯把生活于其间的秩序的稳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自周以降，这种以宗法关系为特征的社会自我管理方式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特别是在农村，实际上一直是由乡绅而非政府官员承担了对地方的管理职责。这种职责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戒赌防盗、保民治安、修桥补路、恤贫办学等等，救灾自然也是其众多职责之一。同时，这些乡村社会的管理者还充当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中国的自然灾害史不绝书，在历代救荒史上，乡村社会的自我救助和修复作用，以及作为媒介使国家有效地介入社会的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在社会处于相对比较安定的时期，这种作用表现得尤为明显。

　　然而，1942年的河南早已今非昔比。战争是一方面，当时，河南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土地被日军占领，豫北、豫东、豫南的三十多个县，都在日军的管辖之下。面对北、东、南三面之敌，国民政府布置了总数达50万到100万人的守军，他们的粮食及物资供应，全部由河南老百姓承担。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的驻豫部队，甚至沿袭了北洋军阀“吃地面”的做法，放任驻军公开抢劫，把河南吃得一干二净，无论大户小户，都无粮食储备。河南民间因此流传着“宁要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的说法，并把汤恩伯与“水、旱、蝗”并列，称为“四害”之一。我们从影片中看到，逃荒的人流与国军的队伍拥挤在同一条路上，日军对这个军民混杂的群体进行了轮番的狂轰滥炸。可怕的是，日军轰炸过后，惊魂未定的灾民，又遭到了国军的横征暴敛和肆意抢夺。老东家最后一点粮食和赖以代步的马车，就丧失于此时，以至于为了身怀六甲的儿媳，他不得不屈尊哀求往日的佃户。

　　此外，影片还多次表现了作为政府官员代表的省主席李培基在军人面前的窘迫和敢怒而不敢言。李雪健忧愤的眼神以及他那总是处在颤抖状态的嘴唇，恰恰成了国民政府地方官员的缩影和象征。然而，这个国家所遇到的麻烦绝不仅仅是军政不合，枪杆子的威权凌驾于地方行政权力之上，它还表现在国家行政组织的涣散：信息不畅、办事拖沓、官员腐败，以及乡村社会的瓦解。不能说国民政府没有相应的信息沟通渠道和应急救灾办法，事实上，在所谓黄金十年(1927－1937)的快速发展中，已经积累了一套相当成熟的经验，并落实为制度性的安排。1931年江淮流域遍及23省的大水灾，就因国民政府的直接组织和动员，而得以有效地对灾民实施救助。

　　但这一次似乎很让人失望。影片几次表现河南省主席李培基面见蒋介石，不是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就是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或许是在暗示蒋介石的不知情吧。直到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借助于宋庆龄的影响最终与蒋介石相见，把河南发生的一切告诉他，并给他看了自己在河南拍摄的照片，他才行动起来，重新判断灾情，发布救灾指令。在这里，影片叙事显得有些删繁就简。如果我们以为蒋介石最初对灾情一无所知，只是在看了白修德的照片后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显然低估了蒋介石。事实上，从一开始，蒋介石就得到了足够多的消息和汇报，党、政、军各级官员都在通过各自的渠道，向他传递信息。但他的反应却出人意料，他对河南所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或故意抹煞灾情，强说颗粒无收为收成很好。这背后显然隐藏着更多的东西，比如他所面临的巨大的军事压力，以及多方政治势力在这里的博弈，而几千万河南灾民就成了战争中的人质和多方博弈的筹码。这些都被影片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为什么蒋介石能被一个西方记者所打动？除了他所提供的真实灾情，恐怕还有顾虑国际影响，特别是对即将开始的美援的影响这个因素。这与此前《大公报》因发表总编王芸生的文章《看重庆，念中原》而被停刊三天，可谓异曲同工，都是担心河南灾情的真相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影片中，饰演蒋介石的陈道明拿着白修德拍摄的那几张照片说，如果这些照片发表出去，在全世界面前，他就是个独夫民贼。他说得让人揪心，却也道出了某些真情。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但瑕不掩瑜，从整体来看，影片《一九四二》已经具备了宏大历史叙事的规模。它虽从小处落笔，却能从大处着眼，看上去，它的叙事是零散的，但恰恰是这种散点式的结构，比较好地解决了线性叙事和历史时空构成的矛盾，不仅展开了宏观的视野，预设了更多的角度，而且使我们真切感觉到虚幻的光影之中历史真相质感的存在。有时只是很细微的场面，也能给予我们丰富的联想或强烈的震撼。蒋介石决定救灾，并将8000万斤军粮调拨灾区之后，省主席李培基曾经召集各部门开了一个会，研究如何分配这些粮食，赈济灾民。结果，官僚们除了强调本部门的利益，竟拿不出任何有效的解决办法。这时，由于乡村自我管理体系已遭彻底破坏，社会动员和救助的通道事实上是被堵死了，这些赈灾粮既不能通过正当渠道送达灾民，于是，他们只能以卖身的方式换取这些粮食。影片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不止于让人伤心的场面。同样的历史意蕴在火车站混乱的场面中也展露无遗，很显然，丧失了自我保护能力的灾民，眼前只有死和逃两条路，尽管逃的前途，仍可能是死。

　　固然，历史片不能等同于历史教科书，惟其不同，历史片恰恰可以发挥历史教科书难以企及的作用。影片《一九四二》激活了这段曾被人为冷冻的历史，使之回到人们的视野之内，进而思考历史的经验教训，仅此一点，就无愧于人们对它的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