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诺奖引发的思考(白烨) 

　　编者按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了诸多话题，如文学与获奖、莫言的创作内涵与启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反思、对文学走出去的思考等等，文学其实在我们身边从未走远。本版现刊发王蒙、白烨、陈晓明的文章，以期把莫言获奖作为一面镜子，一个动力，从而促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传播与影响。

　　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使得这个起始于1901年的世界性文学大奖，终于破天荒地镌刻上了中国本土作家的名字，首次显现了中国文学代表的身影。获奖喜讯传来，文坛内外一片欢腾，国内与国外的热议不断，个中反映了诸多的文情，也折射了不少的舆情。

　　严格意义上说，莫言获诺奖，主要是他以自己的出色创作和独特风格，赢得的个人的难得殊荣。但他作为中国当代作家的一员，他的人生成长，文学历练，都与当代中国的社会演进与文学演变密切相关。他的创作的内涵，他的作品的影响，他的获奖的因素等，都在一定的程度上，折射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现状。以他作比照，可进而寻索当下文学创作存在的优长与不足，以及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制约与问题。从而，把莫言获奖作为一面镜子，作为一个动力，来促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传播与影响。

　　对整体文学的反思

　　应当承认，莫言获得诺奖，一些潜在的因素无形中也在起着作用，这就是他背后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中国当代文学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在几代作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从作家群体，到创作倾向，从文学观念，到艺术手法，都在积极进取之中不断出新和深刻变异，前所未有地走向了多样化，国际性的文学交流也逐步趋于深入。这种巨大的文学存在，以及内含的中国力量、中国影响、中国市场，都很难长期被视而不见。评选了百年的诺奖，颁奖给中国作家，是必然的事情，迟早的事情。因此，诺奖颁给莫言，实际上也不无肯定中国当代文学成就的意味。

　　就莫言的创作历程来看，他步入创作的1981年，正是文学劫后复苏的80年代。这个时期，文学在理论思想上正确处理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等一系列重大关系之后，在创作上正呈现出一个以创新为先导、以突破为荣耀、各种思潮蜂出、各种写法并举的繁盛期，国外的文学文化思潮，欧美现代派文学、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创作流派，都以多种形式的译介，给中国文学带来巨大的冲击与多样的借鉴。莫言如饥似渴地兼收并蓄，并在创作中表现出不拘一格的文学追求。他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一出手就不同凡响，而且难以归入任何一种倾向；他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等接连而来，一作与一作，又绝无重复，面目迥异。他在创作上，既不断进取，又独辟蹊径，逐步形成了一种混合性的特质，其中有两个方面最为显见，一个是出于兼收并蓄的个性化，一个是立于本土文化的原创性。这种特立独行，使他一直在国内的小说创作中引领风气之先，并为国外文学同行和读者所普遍喜欢。

　　客观地审视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像莫言这样在国内外广受关注的一流作家，我们还为数不多。莫言之外，也就十多位而已，如贾平凹，陈忠实、余华、李锐、阿来、苏童、阎连科、铁凝、王安忆等。而更多的作家，因为艺术上的个性力度与创作上格局气度等都还有所不足，文学上的影响还主要局限于国内。

　　更为严峻的是，目前国内的文坛因为受到市场化、娱乐化、传媒化等因素的影响，正前所未有地分化与泛化。这使得置身其中的作家们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一个方面是文学领域的，这就是中国文学的整体水平确实还有待于提升，一流作家的阵容还需要努力增强和扩大；另一个是文化领域的，即中国读者这些年在阅读中日渐走向了分化与浅化，轻松阅读、娱乐阅读与实用阅读，成为最为流行的阅读，这种阅读的取向与作家们的严肃的纯文学写作构成了极大的错位。这后一问题，也是个综合性的社会性问题，更需要我们切实加以改变。

　　对作家创作的启示

　　瑞典文学院在给莫言的颁奖词中说：“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可以说，这个颁奖词虽然主要出自于《生死疲劳》一作，但对于莫言创作所作的简要评价，还是客观而准确的。莫言的写作，从来都是在个人性情的背后有时代情绪，个人命运的背后有社会时运。在他那里，没有那种纯粹的私人化写作。他在艺术手法上，确实是现实底蕴与梦幻手法的相互杂糅，亦虚亦实，亦真亦幻，而这种形式上的“幻化”，又紧紧服务于内容上的民间化，风格上的民族化。这些对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都有极大的突破与有力的超越。这些追求，使得他的作品，无论如何，都会是人之情性与民族精神相贯通的个人化呈现与艺术化象征。

　　莫言的创作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上的大胆尝试与积极进取，使得他把文学在表现对象和表现手法上的可能性，都予以了拓展和扩大。这使他的作品从别样的角度凸显了人性的审视与人道的题旨，而具有一种超越民族与地域的普泛性、广义性。

　　如果说莫言的获奖，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莫言的高度也是文学的时代高度的话，那么，与这个高度相比，我们许多作家还有许多显而易见的内在差距，比如我们作家中不少人还缺少一种世界性眼光，对于人性的挖掘或有欠深度或力度，作品格局较小，不够大气；在故事营构与叙事描写中，常常会过于囿于种种社会秩序、家族伦理等诸多复杂人际关系的根根底底，乃至繁文缛节，让读者读来感到纷纭缭乱，更难以引起别的民族与语种的读者的理解与认知。这些明显存在的差距，都需要较大的努力与较长的时间来加以克服和改变。

　　因此，莫言的这次获奖，对于当下的中国作家，既有着很大的激励作用，对于未来的中国文学，也有着一定的引领作用。这种作用，既在于使大家在宏观的层面上看到文学写作作为一种精神追求的积极作用与巨大能量，也使人们由莫言的成功与获奖，看到开放式的文学吸取与本土性的文学内核相融合的创作之路的光明前景与诸多可能。

　　文学传播任重道远

　　莫言能够荣获诺奖，还建立于一个基本条件，那就是作品的持续而大量的译介。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莫言被译介得最多，外文译本数量也最多。他的大部分长篇都被翻译成外文，正好在评奖之前，瑞典翻译家陈安娜翻译出了莫言的《生死疲劳》。众多语种的文学译本，使他为更多的外国读者所知晓和喜欢，这是一个作家是否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要标志。

　　也应该看到，莫言之所以许多作品被翻译成多种外文版本，在世界文坛有相当的认知度与影响力，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可译性”，也即他的作品在中国内容的艺术表达上，能与国外的文学创作联通、与国外的文学阅读接轨，更容易为国外文学同行所理解、所欣赏。可以说，中国当代像莫言这样“走出去”的作家，为数并不很多。因此，莫言获奖，也给其他中国作家以很大的启示，那就是一个作家要“走出去”，需要连续性地有代表性的作品推出；作品本身既要有个人化的艺术风格，又要有民族化的文化底蕴，还应有世界性的题旨表达。

　　中国作家走向世界，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桥梁——文学翻译。在这方面，我们存在着主动性不足、组织性不够等明显的问题，缺少应有的规划、必要的投入、基本的团队，现在只能主要依靠散居于海外的汉学家的个人兴趣，属于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更多的作家因为作品未被译介，难出国门。这种状况与中国当代文学蓬勃发展的现状很不适应，需要加大气力和投入精力，切实地予以逐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