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与经验的等待(兴安) 

　　一

　　照日格图是我欣赏的蒙古族青年散文家。两年前，我就读过他的《怀念一垛草》。在这篇散文中，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细节让我有种莫名的感动，它真实表现了蒙古人质朴真实的生活和命运。它既让我们了解了秋天草原的景象，又让我们细致地体会到牧人的劳动生活；它既是日常生活的记录和写真，也是对人类精神的诗意吟唱。

　　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或许只见过绿色的草场、穿着光鲜的蒙古服饰的牧民，以及像盆景一样不真实的旅游点。由此他们误以为这就是草原，其实真正的草原在他们目所不及的草原深处，在牧民们日复一日的劳作之中。只有真实自然的生活才会让我们惊奇和感动，而其中蕴涵的人类的生存经验也更富有价值和意义。他的新作《马莲花开》是我多年以来读过的最贴近蒙古人，也最触动我心灵的文字。这篇散文写的是有关母亲的故事。母亲21岁出嫁，嫁给一个贫穷、不善言辞的男人。为了生存，她远离已经农耕化的土地，来到寒冷的牧业草原，然后在这里扎根，繁衍生息。

　　随着内蒙古草原不断开发，蒙古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已经分成牧业、农业和半农半牧业三种形态。很多靠近内地的蒙古人，已经变成地地道道的农民，完全适应了农业耕种的生产方式。《马莲花开》写的就是那些已经变成农民的蒙古人，为了生计不得不重新回到牧业生产方式中的过程。近百年前，他们从牧业转化到农业，现在又由农业回归牧业，这种被动的转换，让他们已经很难适应游牧生活，其中发生了种种的矛盾和心灵碰撞。

　　在散文《马莲花开》中，作者将这些矛盾与碰撞承载在“母亲”身上，表现出她内心的纠结、寂寞、痛苦和坚韧。作为一个普通的蒙古族劳动妇女，一旦出嫁，她人生的轨迹便以丈夫和孩子为轴心，而孩子则是她生命延展的一个最重要依据。正如母亲所说：“你和你弟弟在哪儿，哪儿就是妈的家。”而她自己的家却越来越远，直至成为遥远的记忆。但她从不抱怨，也不轻易袒露自己的思念，只能用无休无止的劳作填充自己内心的寂寞。这就是母亲，一个被作者称为“忧伤的诗人”一样的母亲。

　　照日格图非常善于进行细节描写。在《马莲花开》中，从来没唱过歌的母亲，为了抒发和排解心中的思念与寂寞，避开子女，像一个即将上台的演员一样，一遍遍对词，一遍遍地练唱。还有在寒冷的冬季早晨，作者学着母亲，将冻得冰冷的手放进刚挤出的牛奶中取暖。而在另一篇散文《呼伦贝尔的雪》中，作者这样描写大雪覆盖下的草原：“雪从你发出吱吱声的脚下开始，一直绵延到天涯的尽头。”这样诗化的细节描写与想象，只有亲身体验并对故乡和草原葆有深厚情感的人才能感知和记忆。

　　二

　　再说鲍尔金娜。2007年我就写过关于她长篇小说《紫茗红菱》的评论。其中，我说道：“我把她的长篇定位为是有问题的小说，而不是平庸的小说，正如这一代人是有问题的一代，而不是平庸的一代一样。也许正如我们一相情愿地期待‘80后’这一代人一样，我一相情愿地期待着鲍尔金娜的写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肯定会依然以他们的世界观和生存方式成长，我们的批评和赞扬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话语，他们就是为了颠覆和抛弃我们而生，哪怕是以不择手段的令我们不快的方式。”几年来，我持续关注她的一些作品，发现她的进步是出人意料的，我甚至能从她的写作看到“80后”一代在写作上的蜕变和成长。

　　她的小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摸黑记》和《理发师的演讲》。这两篇小说很容易让人忽略，因为表面上看文字过于平淡以至琐碎，缺少传统意义上的短篇所具备的情节、悬念和转折。《摸黑记》写了一个远离家乡的女孩的孤独。黑暗和孤独虽然没有让她明白应该需要什么样的爱情，但却让她明白了不需要什么样的爱情。或许这种收获比明白需要什么样的爱情，或者得到一次没有目标的爱情更有意义。《理发师的演讲》写的是一个深信火星上有恐龙，但却找不到媳妇的小理发师。看了这篇小说，你会发现，在我们所忽视的某个角落，总有一些可爱的、乐观的小人物，他们漂泊在剧烈变幻的主流社会之外，过着自给自足的小日子。他们的存在会给我们忙乱庸常冷漠的生活带来一时的感动，虽然转瞬即逝，却绵延不绝。从艺术上看，小说其实是把一个无法构成小说的生活片段变成了小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叙事冒险，但是她做得相当出色。

　　《爱情全在动物园》和《门》作为短篇小说似乎更容易被我们接受。《爱情全在动物园》中偶遇的男孩，被作者称为“她的男孩”——一个她连名字也不知道但是在这一天里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男孩。《门》像是一篇恐怖悬念小说。叙事通过两次敲门声展开，连接了现实中人物的行为和心理。为了探究敲门声的起因，一对情侣挨家挨户地走访，但结果是他们依然无法摆脱这场梦魇。由这篇小说我想起英国“70后”女作家扎蒂·史密斯对小说的比喻：“我们知道最好的小说都有一个建筑构架。不只有一扇门可以进去，一扇门可以出来，还有房间、玄关楼梯、前后小院、暗门、秘道等等。”《爱情全在动物园》和《门》便是需要这样读的作品，它需要叙述者的智力和想象，以及对现实的观照。

　　三

　　苏笑嫣是一个“90后”才女。她的长篇小说《外省娃娃》写的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借读生。她们漂泊于大都市与小城镇之间，在两种地域和文化中游离，所以这样的孩子更独立、更容易成熟，也更看重家庭、同学之间的联系。小说记录了她们在繁重、无聊的校园学习生活中，同窗的友谊给予彼此之间的温暖与安慰，而刚刚步入大都市时的隔离和寂寞也给了他们短暂的宁静和沉思。虽然小说中说“学习是他们惟一的工作”，但是他们用家庭的温暖、同学的情谊以及偶尔的寂寞独处与静思逃离着学校的繁忙与枯燥。

　　但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乖孩子，而是会貌似出格地进行反抗，正如小说中所说的：“那时的我曾经那么嚣张，坚持肆意的生活态度。生活自由而散漫，只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放纵自己不好的习惯。比如深夜里去买醉，沉溺于发呆，用香烟和虚无对抗，常常在马路边席地而坐。那时我们纵情于自己的青春，穿各种颜色的帆布鞋，手拿喜力或嘉士伯，大声地在公交车上唱歌，甚至在公交上相互给对方补妆，哪个朋友有点事二话不说不管多远抄起家伙就上，一起去酒吧、一起去夜店、一起去打电动，经常被当成不良少年，但其实我们都怀着一颗善良的心。”她们还会逃课、转校或者干脆选择报考艺术院校，以摆脱严苛机械的升学轨道。就是这样一群可怜的孩子，他们的酸楚、苦痛、欢乐、寂寞、愁思，还有愤世嫉俗，有多少大人能够真正理解？

　　两年前，我在《怀疑主义者、“外星人”与尴尬的一代》一文中，把1980年以后出生的作家(包括“90后”)称为“外星人”，认为他们无所不能、无所顾忌，令人羡慕。今天我终于看到他们由以往的年轻气盛，开始迷茫，并从迷茫困惑中脱颖而出。他们在孩童时期就可以领略最好的文学作品，更早地接触到外国的最新的翻译作品或者直接看外文小说，所以他们并不缺乏写作技术，缺的恰恰是时间和经验。这对一个年轻作家的成长非常重要。王安忆写《雨，沙沙沙》的时候是25岁，浩然写《喜鹊登枝》的时候24岁，余华在获得《北京文学》奖的时候23岁。但是他们写出真正的代表作品的时候却是30岁以后。比如余华，如果没有成名以后几年的迷茫和反思，他就很难写出《西北风呼啸的中午》《现实一种》和《活着》这样的力作。

　　四

　　最近，我看到一部达斡尔族“80后”女作家晶达的长篇小说《青刺》。这部作品与前面我提到的三位作家的作品明显不同。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女孩子，她从中国北方一个边地小镇只身闯入最南方的都市学习、生活和工作。小镇童年的痛苦记忆与陌生的大都市的冰冷现实，少数族裔的血性与当代极端文化的冲撞在她青涩孤傲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划痕。

　　作者在解释书名为什么叫《青刺》的时候写道：“‘青刺’——嫩青的刺，坚硬但不成熟，却一样可以在你的掌心中，留下一滴朱砂血。”谈到写作，她说道：“作为一名写手，是应具备将一句话进行核爆炸一样裂变的能力。这个能力，与天赋有关，更与积累和经验有关。失真的细节和触感是一部作品的败笔。人，不应只以五官来感受这个世界，而是内心。”让我欣喜的是，她作为“80后”作家，从一开始写作就不以自己的年轻而自鸣得意，而是勇敢地用作品和有限的人生经验向自以为是的年轻展开深痛的反省和清算，哪怕将青春变得伤痕累累也在所不辞。所以，由《青刺》这部小说我深信晶达将是“80后”作家中富有潜力且最有个性的成员之一。

　　我深信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美学信条：“文学起于束缚，兴于抗争，死于自由。”我的理解是：所谓“束缚”就是作家要为自己的创作设置难度，让自己的内心始终保持一种紧张的状态；而“抗争”就是要对任何事物保持一种冷静的批判精神；而过度的“自由”，对年轻作家来说绝不是件好事，因为文学是有标准的，对才华和情感的放任自流，只会将写作带入自恋、虚荣和浅薄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