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灵魂深处的马铃薯(王干) 

　　每个地方的马铃薯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它在什么地方生长，就和那个地方的气息融到了一起，然后变异，因而马铃薯的品种之多，让植物学家们为之挠头。

　　马铃薯的名字太丰富了，好像还没有一个农作物有如此复杂的“笔名”。山东叫地蛋，云贵称洋芋，广西叫番鬼慈薯，山西叫山药蛋，安徽又叫地瓜，东北各省多称土豆，广东人叫薯仔。我的家乡在苏北泰州，和上海人一样叫它洋山芋，我们把红薯叫山芋，马铃薯是舶来品，加“洋”前缀，自然。国外怎么称呼它，我现在无力去考证，但按照马铃薯随性生长的适应能力，它在国外也会有其他的叫法。

　　1978年我开始接触中国现代文学史，知道两个著名的文学流派，一个是山药蛋派，一个是荷花淀派。荷花淀派以孙犁为代表，山药蛋派以赵树理为代表。他们的出现改变了现代文学史的农民形象，尤其是赵树理的一系列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些欢乐的喜剧农民形象。比如小二黑，和鲁迅笔下的闰土、祥林嫂、阿Q是不一样的。赵树理的出现，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态，原先在启蒙者笔下“被启蒙的农民”，有了喜悦的表情。现在想来，当年为山药蛋派命名的人真太有才了——山药蛋的质朴、深厚、皮实、实用，和赵树理们的小说十分吻合。

　　汪曾祺曾在一篇题为《马铃薯》的散文里，写到他与马铃薯的故事：老先生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的沙岭子农科所，居然画成了一本《中国马铃薯图谱》。他自己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很奇怪的作品”，遗憾的是在“文革”中消失了。被毁了？不知道，或许被人悄悄收藏了？现在献宝出来，献给现代文学馆，功德无量。

　　汪曾祺爱戴花鸟鱼虫，对马铃薯也充满感情。他说，“我对马铃薯的科研工作有过一点很小的贡献：马铃薯的花都是没有香味的。我发现有一种马铃薯——“麻土豆”的花，却是香的。我告诉研究人员，他们都很惊奇：“是吗？——我们搞了那么多年马铃薯研究，还没有发现过。”这就是汪曾祺，对生活的爱意使他不放过每一个生活的细节与角落。

　　我有机会到各个地方吃过马铃薯，并且品味出各个地方马铃薯的差异。我印象是这样的：山东的宜做成土豆丝，东北的适合乱炖，西北的烤着吃，香。评论家阎晶明带我到大同吃过那里的山药蛋，烤炒炖煮，都有嚼头，让我对山药蛋派增加了更直接的认识。

　　这一次来到宁夏西吉，有人告诉我：西吉有三宝，我好奇问：哪三宝？他说，洋芋、土豆、马铃薯，大家哄堂大笑。我没有笑，我觉得这貌似民谣的笑话里，潜藏着西吉人的自豪和苦涩。西吉就是张承志笔下“西海固”的“西”(其中，“海”是海原，“固”是固原)。张承志笔下的西海固贫瘠而强悍，血性而坚韧。西吉县甚至曾经被列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马铃薯成为西吉县的特产，让我对马铃薯这个普通植物肃然起敬。西吉被称为“苦甲天下”，是中国西部最贫穷的地区，马铃薯成为西吉人的“三宝”，可见它对他们生存的重要。正因马铃薯的出现，才让这里的人们有了生存的可能。

　　让人想不到的是，西吉还是全国第一个被授予“文学之乡”称号的县，这里的文学创作异常活跃，形成了颇有气候的创作群落。西吉籍的作家获过鲁迅文学奖、骏马奖、春天文学奖、冰心文学奖，这马铃薯之乡居然是文学之乡！是因为贫穷吗？我隐隐地想起了山药蛋派。记得2004年评春天文学奖时，王蒙听说青年作家了一容是东乡族，来自西海固，他顿生敬意。他说，在那样的艰苦环境里写小说，难得。了一容肯定是吃土豆长大的，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他对马铃薯心存感恩。西吉的作家是马铃薯派吗？

　　南京有个诗人叫马铃薯兄弟，给人兄弟组合的感觉。在网上微博的名字叫“马铃薯兄弟A”，其实就是一个叫于奎潮的人。我怀疑他年轻时被起绰号是马铃薯，因为他生得挺拔结实，与之颇有几分神似。他的诗写得简洁富有骨感。我有个老乡叫庞余亮，1990年我在《钟山》杂志当编辑，他在沙沟中学当老师，给我寄了一组诗歌，内容是写农民与庄稼感情的，其中写到马铃薯。我回信给他，高度称赞，说让我想起了艾青。遗憾的是当时的《钟山》不发诗歌。我们的家乡很少种马铃薯，而且味道吃起来，酸酸的余味，一点也不粉……难道马铃薯中含有一种天然的文学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