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鳞爪(谭宗远)
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 谭宗远
之一
偶然翻看女作家苏叶的散文集《总是难忘》,第一篇《能不忆江南》,写到江南名城常熟。她说她第一次到常熟,“不知道这里是有名的文化古城,有许多值得夸耀的历史”。“对常熟的全部知识,都是从《沙家浜》里得来的。”这与我初到常熟的情景是一样的。
一九八四年暮春,我到江苏、上海出差,途经常熟。从当时的日记看,我是在苏州坐早上六点五十分的长途车到常熟的,下车后先在一个叫“琴南”的旅社预定了一个床位,没有耽搁,就坐车去东张乡的无线电元件四厂了。常熟城没有留给我什么印象,日记中也只字未提。
但我确确实实想起了《沙家浜》,想起了阳澄湖、阿庆嫂、十八个伤病员,也想起了刁德一对刘副官说的话:“过几天派你一桩美差,到常熟城里办点嫁妆。”这就是我对常熟古城的全部了解。
苏叶在散文中提到前清时常熟出过六个状元,《孽海花》的作者曾朴是常熟人,孔子弟子言子葬在虞山脚下,常熟出凤凰稻和“叫花鸡”。我后来知道,常熟还有乾隆年间建造的瞿氏藏书的铁琴铜剑楼,有《续孽海花》作者张鸿住过的燕园(又叫张园),有大学士翁同龢的故宅。可是当时我对这些都毫不知晓,常熟在我眼前匆匆滑过了。
我没有在常熟停留,坐车直奔东张而去。路上经过碧溪、梅李等小镇,这些漂亮的名字,引起了我许多遐想。在无线电元件四厂签了一份供货合同后,我本想当即返回常熟,因为汪副厂长的挽留,在厂里住了一宿,洗了个澡,看了场罗马尼亚电影《最后一颗子弹》。“琴南”的床位白订了。
东张是个鱼米之乡,有桥有河,民风淳朴。瘦瘦的汪副厂长带我到外边的小饭铺吃饭,又带我会见了一个修车的中年人。这是个很平常的汉子,蹲在路边,两手油黑,正在给人修自行车。但是他一张嘴,我却吃了一惊,原来他有个儿子在清华大学读书,又到美国读硕士,不久将回国,接他们老两口到北京去玩。我方知东张虽小,也是藏龙卧虎之地。
汪副厂长非常随和,我和他是第一次见面。我问起阳澄湖在哪儿,他说离东张不太近,现在只有阿庆嫂的原型还活着,也已满头白发了。他让我秋天再来,他陪我去阳澄湖吃大闸蟹,这种螃蟹肉嫩膏肥,好吃极了。
我次日一早离开东张,一两个小时后回到常熟,在一个小摊上修理了提包拉链,就坐长途车去上海了。那以后我再没到过常熟,真不知此生还有机会没有。
之二
由常熟,又想起想游而没有游的富春江。
那是一九八六年夏,我的工作调动已成定局,领导叫我出最后一趟差,把一些未了之事办办。在无锡办完事,准备回去时,公司领导为了感谢我与他们的合作,让老严陪我游一趟杭州的西子湖。
我们当晚在无锡上船,吃了顿船餐,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就停靠在杭州码头。上岸找了家小旅馆,安顿好行李,就兴冲冲赶到西湖边。第一眼见到西湖,感觉远没有太湖那么浩淼,就像个小小的盆景。但我仍然极有兴致地在湖上玩了多半日,从灵隐寺、飞来峰到岳庙,又到湖心亭、三潭印月、花港观鱼。本来还想游净慈寺、六合塔,因为要买返程的火车票,只好放弃。
第三天,又玩了一趟瑶琳。
这是老严的主意,他似乎对溶洞有着特殊兴趣,尽管已经看过了宜兴三洞,还要跑大老远去看瑶琳洞。我则持相反意见,想去富春江上的桐庐、富阳看看,因为郁达夫的散文和叶浅予的画作,让我知道那里风光不恶,有江南古镇的特殊风味。但我的反对是无力的,掏钱的是老严单位,客随主便,我最后还是屈服了。我们坐上长途车到瑶琳,在阴凉的溶洞里上上下下盘桓了好几个小时。
由杭州到瑶琳,要经过西湖、钱塘江大桥、六合塔,有相当一段路是与富春江并行的。这是一条宽阔平静的江,平静得像是没有流动。我努力要从江上找出郁达夫散文和叶浅予画作给我的印象,几乎是不错眼珠地盯着窗外。我没有失望,看见了桐君山,看见了桐庐、富阳的地名,也看见了热闹的街市、陈年的老屋和起伏低矮的小山。我相信汉代隐士严子陵的钓台也在其中,但因为不认识,没有引起我特别的注意。
从瑶琳回来的第二天,我离开杭州回到北京,后来虽又到过江南,却没有机缘再去杭州。杭州成了我心中一个未了的梦。我常常想什么时候再到杭州,以这个城市为中心,向周围辐射出去,游遍绍兴、宁波、嘉兴、千岛湖、莫干山、雁荡山、普陀山、楠溪江……当然,也包括那次想游而没有游成的富春江和钓台。
老严是个好老头。一米七八的大个子,长方脸,大眼睛,络腮胡,粗手大脚,长相和性格很像东北人。他当过乡邮员,学过变戏法,解放战争中参加解放军,是一名炮手。在跟国民党七十四师作战的孟良崮战役中,他的耳朵被大炮震聋了,疗养了一段时间后,脱掉了军装,回到地方。他有个残废证,享受三等乙级残废军人待遇,买车票不用排队,进公园不用门票。杭州分手后,我调到新单位,他后来来北京,我们又见过一面。他已于二十年前患胃癌不幸故去,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