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生产模式变迁(张柠) 

　　本文所说的“文学生态”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指文学在特定环境中的存在和发展状态，二是指这种状态下文学自身的内在特性。本文着重讨论第一点，并重点讨论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方式及其演变。文学生态，是由文学生产策略(如审美创造和其他类型的写作)、文学传播策略(如文学教育和文学营销)、文学接受策略(文学时尚及其不同类型的阅读行为)之间的差异性构成的。

　　新世纪以来，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学自身的内在特质，或者说它的性质和功能也因此发生变化。本文将这一问题按时间线索一分为三：第一，传统的指导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如传统文学生产、文学教育、审美阅读)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第二，现代的诱惑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如商品经济、媒体叙述中的各种诱惑)的产生和演变形式。第三，新生的自发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如各种新媒介中的文学生产和阅读)的现状，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和转化关系。

　　传统的指导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

　　传统的指导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是分析当下文学生态的基本起点，也是分析文学生态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基本起点。它的主要对象，是各级文学管理机构的管理方式，以及相关的主导性文学生产方式、接受状况，以及作家的生存方式等。

　　这一机制主要包括了几个问题：1.改革开放之前的文学管理机构及其成员的生产和生活空间(办公室、书房、基层、生产“车间”)，这种传统的、纯指导性或者计划性的文学生产方式，是1949至1976年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中最重要、甚至是惟一的形式，其产品属于“统购统销”型，并不考虑“接受”问题。如今，这种方式濒临消亡，只有在特殊情形下还会昙花一现。2.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文学生产方式，出现了与经济生活领域相同的变化。我将其归纳为4种新的生产方式，类似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特区企业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订做、补偿贸易)。这种生产方式，与前27年纯计划性文学生产存在根本的差别，即这种生产方式中有专项资金的介入，专职作家能在基本收入之外获得一定的资金补偿。下面对这4种过渡时期文学生产方式进行说明。

　　第一，文学的“来料加工”，首先是根据特定的阶段性任务，组织作家下基层体验生活，然后对收集来的具有“典型性”的乡村城市、厂矿企业的第一手生活素材，按照事先设定的价值“图式”进行加工，形成文学成品。

　　第二，文学的“来件装配”，就是对一些已经出现的“粗料”或“半成品”(比如主流媒介发布的典型人物、典型事迹、方针政策等)进行文学组装，将政治、政策、宣传等的逻辑转换为“美学逻辑”，融进完整的叙事结构和情节之中。

　　第三，文学的“来样定做”，是指面对突发事件的文学突击战。其加工程序是，参照给定的样本(即已经存在的经典，比如《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等)进行文学生产。上述三种产品，基本上由国家“统购统销”，并不指望市场。

　　第四，文学的“补偿贸易”，就是“计划性”相对较少的“个人创作”。所谓“补偿贸易”，就是作家在不具备必要的生活和创作基金的前提下，由国家提供这一资金，作家用一生的文学产品作为抵押的一种文学生产机制。作家必须用自己创造的符合“主流美学”的产品，去偿还个人文学生产所必须的前期投资和借贷。事实上，文学“补偿贸易”中的前期投入并不充分，为了得到更多的补偿，个人的文学生产必须符合另一种质量检查机制(由文学管理机构制定的额外奖励机制)，否则，他们只能另谋出路。总的来说，“一补”比“三来”的生产过程要相对自由一点，但大量“不健康”的文学信息就是在这里混进文学作品之中的。

　　文学生产的“三来一补”流程，不是谁想加入就能够加入的，这种文学生产模式，具有选择上的非对等性，入选的主动权并非个体，而在文学管理机构。那些不能顺利进入主流文学管理机制的“在编”作家，便成为“双轨制作家”，由国家和市场对他们的文学生产和生活进行双重补偿和限制。新世纪以来，传统文学管理机构进行了改革，传统生产体制之外，产生了以“项目管理”为基础的“签约制作家”机制，重在“产品”质量管理，降低了管理成本，产生了相对较好的效果。

　　但无论如何，这种带有一定计划经济色彩的文学管理和文学生产方式，都与市场经济和文学的商品化有着根本的差异。他们都是在从事一种“意义生产”，而不是符号的经济学生产。

　　现代的诱惑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

　　现代的诱惑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是文学商品化的结果。从总体上看，中国当代的文学商品化，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此后，文学的商品属性日渐显露，这对于当代生活而言是一个全新的问题。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文学的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特别是新型符号生产中对这两者的改写。

　　物质意义上的文艺产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因其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而具有“交换价值”，人们可以占有它、消费它。而这种产品形式之中包含的精神属性，或者说是一套各种文学要素组合而成的、可以接受和交流的审美形式，使其同样具有“使用价值”。这种有用性或“功能”是由产品内部结构要素(美学规则)呈现出来的，没有这一点，文艺产品就只能是赤裸裸的商品。事实上，在符号生产、传播、消费过程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不对等，导致产品的“有用性”贬值，而“符号”价值增值。物质生产领域是如此，精神生产领域也是如此。于是，审美变成了快感消费；意义和价值，变成了意义和价值的复制和再生产。其中一个关键程序，就是符号自身产生的诱惑机制。诱惑机制的最初动因是解放，但它最终也指向了控制。

　　我们发现，在商品逻辑的支配下，文艺的双重属性，即它的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已经逐渐简化为单一的物质属性。当文艺由“物品”变成“商品”的时候，当它由“审美劳动”变成“商品生产”的时候，当它由一种产生“使用价值”的社会劳动，转变为产生“交换价值”乃至“剩余价值”的符号生产的时候，文艺作为一种特殊产品的“使用价值”(审美价值)，就变得疑问重重。文艺产品的审美自足性正在逐步丧失。在“交换价值”支配的文化背景下，一切价值都在力图走向某种“无差异性”，以便成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于是，所有的价值及其相关的词汇：自由、苦难、正义、美，都失去了它们应有的语义。在这种语义(词汇)逻辑与市场交换逻辑不断磨合的过程中，人们开始漠视使用价值(词汇应有的语义)。因此，商品价值的二重性：符号民主和价值危机，成为今天文艺生产所面临的新课题。

　　在今天的文艺创作中，“数量”代替“质量”，成了评判文艺作品的重要标准。复制品代替了原创品，消费和娱乐替代了审美和思考，对图像蒙太奇逻辑的狂热替代了对历史逻辑的连续性关注。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持下，创造性的审美创造产品不断地遭到稀释、拼贴、重组，人们在这种符号重新组合的游戏中狂欢。这就是服从市场“他律”原则的商品交换价值替代使用价值的结果。就文艺产品而言，它的认识价值、伦理价值、审美价值，很大程度上被商品的交换价值所取代。与物质生产领域和商品再生产领域不同的是，在精神生产领域，这种替代的一个重要中介，就是将物品和商品变成符号，将“剥夺”变成“诱惑”，将“需求”变成“欲望”，将供求关系的辩证法转化为“欲望和诱惑的辩证法”。文艺产品的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的边界，几乎完全消失在符号体系自身的游戏之中。

　　与此相应的是文学作为一种“符号商品”产生的诱惑机制。在各类媒介中，我们每天都能够看到花样翻新的符号商品，它们试图用技术美学取代意义和价值。人们在被超量生产的符号商品窒息的同时，既来不及仔细甄别这些蜂拥而至的文化商品的质量，也没有能力判别它的价值所在，从而被一种阅读消费的时尚所控制。在这里，新型的文化商品，以它不断更新换代的新奇形式，以及数量上的迅速增殖，模糊了人们的评判标准。

　　文化产品变成符号商品之后，它原有的意义系统被符号展示价值或商品交换价值所替换。一个常见的错误判断是：文化产品自身的美学价值还在那里，人们通过消费能够得到审美享受。人们误以为，物质生产是因，商品利润是果，忽略了“利润－资本”逻辑对“生产－创造”逻辑的置换和颠倒，更忽略了“符号－诱惑”逻辑对“生产－需求”逻辑的置换和颠倒。

　　传统物质生产是建立在需求逻辑上的，现代商品生产是建立在利润逻辑上的，而当代“符号商品”生产的“诱惑逻辑”，显得更为特殊，它通过掮客般的广告、电视、网络等各种大众传播媒介，激起人的欲望：占有的欲望、趋同的欲望、保险的欲望等。同时，这种诱惑机制，将欲望“叙述”成需求，并成功地诱惑了人们的欲望。所以，符号生产逻辑，是通过诱惑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可以称之为理论的“后马克思时代”。

　　鲍德里亚曾经描述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交换价值体系”的谱系：1.前资本主义时代交换的只是剩余产品，大量的产品在商品领域之外。2.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整个生产都在交换之中。3.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就是将一切都变成商品，德行、爱情、良心、知识、美，都变成买卖的对象。鲍德里亚认为，针对第三阶段，马克思主义依然采用第二阶段的术语(商品、货币、剥削、利润、剩余价值)进行商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没有发现，或者说还没有面临“形式－商品”向“形式－符号”的转变，因而，无法完成从“商品政治经济学”向“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转变。与商品和剩余价值相比，符号自身并没有恶意，但它比前者“更具极权主义色彩“。符号操控是“利用符号能生产出意义和差异的能力，比起利用劳动力来更为根本”。

　　诱惑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中的阅读

　　诱惑是符号生产的秘密，也是当代文化商品的秘密。消费欲望是产生利润的前提，诱惑技巧就是新型生产技巧。最具诱惑性的无疑是图像、声音、躯体语言，以及能够再现这些语言的其他符号系统(比如文字)。最具这种欲望符号生产能力的人，无疑是获得资本和权力的传统文学艺术生产者，还有当代都市的新型符号生产者。揭示这种利润逻辑和诱惑逻辑的生产和流通机制，是对文化商品进行价值评判的基本前提。问题在于，文化的符号生产及其利润逻辑，使得文化的真理价值处于昏死状态。诱惑和欲望的形象伴随着资本增长的喜剧，像一个活跃无比的戏子，在社会的前台不停地狂舞。整体性消失了，结构破碎了，意义暧昧不明了。生产和需求逻辑被交换和诱惑逻辑所取代，一切有意义的事物都返回(退回)到符号领地。在符号系统中，诱惑消除话语意义，并且使话语偏离真理。于是，符号(文字、图像、声音)被抽空了，俨然成了一个“价值中立”的地方，一个意义的空档。

　　在这样的前提下，文学接受的重要形式的“阅读”，就不再是纯粹的审美阅读了。本来的个人化行为变成了一个公众化的阅读仪式，书籍成了集体阅读仪式的中介，也就是公众消费的一环。这种“仪式”，将个人化的行为排斥在外。特别是在媒体和广告的作用下，“个人性”受到公众趣味的压抑。有人认为，这种对个人化的排斥和压抑，缓解了经验对心灵的过度冲击，因而既维持了一种公共价值，也阻止了幻想狂和梦游症的产生。因为幻想狂和梦游症患者，常常是那些极端个人化的、排斥集体经验的人。作为公众活动的“集体仪式”，就是对这种导致精神崩溃危机的修补和抑止。然而，这种排斥和压抑的另一种结果，是个人经验不断地让位于公众经验。阅读什么？消费什么？一切都由媒介中的公众趣味决定。最终导致人们对文学商品的消费，成了随从公众趣味的强迫性重复。个人越是无足轻重，焦虑心理越严重，就越容易产生从众心理。个人消失导致的焦虑症，只有在彻底放弃个人性，彻底随从公众趣味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短暂的缓解。当个人的心理节奏完全受控于市场运转节奏的时候，集体官能症就产生了。市场规则只考虑“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畅通，只要能促使这个环节畅通的，都是合理的。如果法律不禁止的话，色情、暴力、污秽，一切能让人成瘾的东西，会成为刺激市场流通的因素。

　　这就是文学阅读由审美转化为“阅读瘾”的过程，“成瘾”实际上是一种潜意识中的反压抑机制操控的结果。成为“瘾”的对象，就是那些人们在理智上认为不必要的东西，或者那些能让人丧失自我、不能自控的东西。越是理智上拒绝、禁止的东西，越有可能成为“瘾”的对象。在社会文明规范中，这些容易成瘾的东西，通常都是属于禁忌、压抑的范畴。还可以将“瘾”的内容具体化：能强烈刺激神经系统或者兴奋中枢的物质(毒品、酒、烟)，能充分展示低级肉体能力的因素(暴力、色情)，能激发原始好奇心的悬念(怎么啦？后来呢？)，以及相关的重复性悬念(抑制与反抑制之间的不断重复)。“瘾”，看上去是一种个人的生理表现，实际上是对社会压抑的恶性重复，因此具有了社会内容。它既在社会之中，又似乎游离于社会。在一个消费主义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时代，它以一种“市场消费官能症”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现代社会的消费仪式中，那些貌似正常的“强迫性重复”行为，也就是“瘾”，随处可见。它会以各种隐蔽的、乔装打扮的形式悄悄地出现。在阅读领域，从早期的武侠小说到爱情小说，进化到今天的青春小说、网络小说的“瘾”，使得阅读成了一种身体行为，它抵制和阻碍着其中的意义追问。文学生产商抓住的正是这种阅读心理，以此作为文学生产的基本指导方针，使得 “生产—传播—接受”的渠道畅通无比，实际上不过是一种病态的“集体癫狂症”。

　　新生的自发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

　　新生的自发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值得注意的新现象。之所以说是“自发的”，是因为它既不受制于传统的指导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又在试图摆脱现代的诱惑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甚至不接受文学教育的引导而自发地形成的。这种新机制的生成，首先是以青年亚文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以网络和多样化的小型社交群落为媒介，以反传统文学体制的审美趣味和现代商业体制的审美趣味为己任，并逐步形成一种新的审美趣味。这一群体主要是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出生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还有已经走向社会并参与当代文学生产的“文学青年”，他们已经成为文学的主要受众，并将成为新的文学生产的主力。其中最显著的例证是近年来出现的“小清新”，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学阅读方式、审美趣味和对文学市场的取舍。他们看上去温文尔雅，并无一般意义上青年亚文化的反叛性或破坏性，但是，他们审美趣味的变化，是具有颠覆性的。

　　“小清新”的对立面是“重口味”。“重口味”是他们的父兄辈所迷恋的东西，例如“愤青”们所迷恋的革命文学或者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小资”们所迷恋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等。“重口味”的审美经验，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后果，其根源主要来自西方，如批判现实主义、现代派文学、后现代主义等。被视为“重口味”的有：悲剧性的残酷经验、超越个人经验而指向社会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以批判为根底的政治情结、对现代异化经验表达无休止的探索等等。

　　“小清新”更迷恋东方式的审美趣味，迷恋具有古典文学风格的文字，如迷恋汪曾祺和张爱玲的文字、台湾作家的作品、安妮宝贝的文字，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文学，特别是“物语”文学等等。他们认为这种文学形式是纯粹审美的，而非工具性的；是清新的，而非重口味的；是可以缓释生存压力的，而非徒增烦恼的；是属于“治愈系”的，而非“伤害系”的。他们对文学作品的词汇、细节、情节和结构，也就是新的文学产品的内在特质，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小清新”一代审美趣味的重大变化，包含着对被西方启蒙文学排除在外的东方古典趣味的回归。与此同时，他们的文学生活，包括写作、阅读和交流，并非单纯地、封闭性地属于文学，而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由文学阅读兴趣的变化引起的对影像文化趣味的特殊选择，包括对他们个人行为方式的支配，如服饰的变化，热爱自然、主张低碳环保，对时尚的淡漠、对奢侈品的抵制等等。尽管目前这一类型的文学生产还少见代表性作品，但其中无疑包含着新的发展趋势。年轻一代对文学的取舍，是未来文学生态发展的重要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