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乡土文学与“50后”写作(白烨) 

　　不知不觉中，乡土文学成为了近期文坛的一个热门话题。而在这背后，则是乡土现实的巨大变异与乡土文学的相对式微。因此，乡土文学受到高度关注有一定的必然性。

　　与乡土文学有关的文学活动，今年值得注意的，就有一场乡土文学研讨会和一份农村文学现状调查。研讨会是6月2日在京举行的，围绕本人主编的《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1979—2009)展开，与会者就乡土文学的发展与现状、经验与问题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7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南京师范大学青年学者何平的《“乡土文学”大调查：揭当下农村文学现状两大隐忧》。文章综合在湖南岳阳、江苏南通、江苏泰州和北京通州等地进行“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学参与”的调查和访谈，得出了令人忧虑的结论：“文学阅读和写作在乡村萎缩，甚至从乡村退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孟繁华的一篇文章引起的争论更加引人瞩目。第6期《文艺研究》杂志发表了他的《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7月24日的《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版随即发表了李雪的文章《“50后”作家的创作依然蕴含着无限生机——兼与孟繁华先生商榷》。

　　6月2日的研讨会上，孟繁华在发言中简述了自己关于乡土文学及“50后”写作的看法。听了他的意见，又看了他的文章，虽然对一些具体作家作品的看法我不尽同意，但他关于乡土文学总的判断，我是首肯的。看了李雪的文章，多少有些失望。我觉得，她把话题的重心从“乡土文学”那里转移了，而转到“50后”之后又疏离了“乡土文学”。李文的商榷并没有真正对准问题的焦点。

　　我以为，孟繁华的文章并非是在一般意义上来谈论“50后”写作的问题，他是在构建乡土文学经验，并在这一经验中成就自己又束缚自己的意义上，来谈论“50后”写作的。

　　对于“50后”写作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地位、影响与意义，孟繁华作了较为充分的估量。他说：“三十多年来，这个文学群体几乎引领了中国文学所有的主潮，奠定了文坛不可取代的地位。公允地说，这一代作家对中国文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甚至将当代中国文学推向了我们引以为荣的时代。”那么，他为何又对“50后”写作的走势与前景作出并不乐观的估测与预言呢？他的依据是这个群体“基本还固守过去的乡村文明的经验”，“他们的经历和成就已经转换为资本”，所以“他们不再是文学变革的推动力量”。这样两点理由，第一点没有必要再详加阐释，因为已经是被他们的创作所证明的事实；第二点可能会有争议，但它描述的也是一个正在向人们走来的现实。而且这其中，既深含了一种对于文学创作能否与时俱进的深切忧思，也内含了一种文学反思中的自我反思，写作批判中的自我批判。

　　的确，乡土文学因兼有题材、题旨与风格等多重内涵，它一直是当代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的一条主线，并代表了不同时期的创作成就，标志了艺术的时代高度。尤其是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它所集中的重量级作家和优秀作品，以及由个性化人物构成的典型形象艺术长廊，均为别的题材领域所难以企及。再用宽松一点的观念来看，30年多来的许多小说创作倾向，都与乡土文学有关，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可以说，它在自身不断进取和发展的同时，也促动和影响了别的文学倾向，是整体文学创作的一个主动脉。

　　从乡土文学写作角度来看，代表性作家大都集中于“50后”一代，而他们在现代的乡土哀愁的书写、十七年的乡土革命的书写的已有小说类型上，创造出属于他们一代的新的小说类型——乡土反思的书写。这类写作的代表性作品，给人印象深刻的就有《古船》、《丰乳肥臀》、《尘埃落定》、《圣天门口》、《笨花》、《秦腔》等，这些作品联袂而来，就把当代中国的乡土文学写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但进入新世纪以来，乡土文明在现代性的强力主导之下，以城镇化、产业化、空巢化等多种方式，从生存方式、生活形态，到生产方式、人员结构等，都发生了剧烈又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结构性的，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还在于，这种变化方兴未艾，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过程之中。旧有的乡村经过“革命”，走向了“集体化”；又经过“改革”，走向了现代化，乡村文明的整体性已不复存在，变动中的乡土现实又在多样性中充满不确定性。这些都给作家们认识现实和把握现实带来极大的难度，他们已有的文学经验与这种新的现实并不对位，因而难以在彼此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内在勾连，这就造成“50后”们在乡土文学写作上难以逾越的写作困境。因此，直面当下乡土现实的长篇小说为数较少，而不多的写作涉及当下乡土生活的变异时，又多在惊诧与哀叹中表现出无力与无奈，这已是无可讳言的乡土写作现状。新的乡土现实的小说写作的这种困境，与其说是属于“50后”，不如说是属于这个时代。

　　因此，从“50后”的角度来提出问题，显然是意在让问题更为凸显，更显严峻。而且，我和孟繁华本就属于“50后”一代，与“50后”作家们的经验紧密相连，与他们的处境息息相关。提出“50后”问题的背后，显然也是一种自我反思，一种自我警觉。

　　乡土之于中国，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开篇中所说的那样：“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种社会的乡土性，与过去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不同，但在精神气质上却又变亦未变，脉息相连。因此，乡土与中国的关联，是无处不在、生息不断的。但在日新月异的变动中，乡土中国一定会有新的形态、新的气韵与之相应，也会有新的作家、新的写作随之而来。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孟繁华的一个看法，新的乡土中国的乡土文学的写作上的进而出新，要寄望于“60后”、“70后”。他们传统经验的负累较少，自身的成长与新的社会现实具有对应的关系，也许他们能从自己的角度有新的发现，从新的层面上找到新的立足点。乡土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开新局，真的要寄望于他们这些新生代作家，这可能也是历史赋予乡土文学新一代的使命。

　　文学事业本就是后浪推前浪的事业，“50后”如因功成名就退场了，也不意味着乡土文学就此衰落。相反，它标示的和呼吁的，是新人的登场与接力，是乡土文学新潮的兴起与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