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从产量来说，其繁荣是毋庸置疑的。上世纪80年代是期刊文学的时代，那时的繁荣主要指的是以期刊为阵地的中短篇小说以及诗歌的繁荣，它们是文学的主体。进入90年代后期，长篇小说已经构成文学主力。近些年更是达到每年三四千部的产量，这是整个80年代加起来都无法匹敌的数量。经历过新世纪十年进一步的磨炼，中国有一批中年作家走向成熟(当然还有层出不穷的青年作家又另当别论)，他们的作品或厚重、或精当，或纯净、或俊逸，开始形成个人的独特风格，也把汉语言文学推到新的艺术境地。例如，莫言的《檀香刑》、《生死疲劳》、《蛙》，贾平凹的《秦腔》、《古炉》，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阿来的《尘埃落定》，铁凝的《笨花》，范稳的《水乳大地》，王安忆的《天香》，阎连科的《受活》，毕飞宇的《推拿》，苏童的《河岸》，艾伟的《风和日丽》……这些作品都体现出汉语小说对历史与人性把握的深度与力度，以及所抵达的艺术高度。

　　当然，新世纪汉语文学的艺术成就或贡献并非关起门自我评价，而是要放在当今世界文学的框架中去考察。在这一意义上，汉语小说的贡献明显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其显著特点，体现在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表现上，如此强大的历史叙事，这是其他语种的文学所没有的。通过把人放置在历史的冲突中去表现，20世纪以来的汉语小说由此发展出一套历史叙事的小说艺术。

　　值得关注的是，新世纪以来出现的多部长篇小说，尤其是被普遍看好的数部小说，在破解历史叙事方面，做出了相当有效的探索。既立足于历史，又能破解固定框架，寻求多样性的小说艺术。这一批相当成熟的中国作家，在处理长篇小说的叙事艺术上，坚持不懈地探索，在艺术上顽强寻求自己的道路，由此把汉语小说推到新的艺术境地。例如，“多文本叙述”的艺术手法(《蛙》)，主观视点突出的叙述(《你在高原》)，语言老到而任意的自由叙述(《古炉》)，质朴而能回归古典的叙述(《一句顶一万句》)等。所有这些，都表明当今中国文学依然充满活力，依然具有面向未来拓路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