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电视剧的火爆，长篇小说是许多年富力强作家创作的首选，但近期的中短篇小说也依然以稳健而踏实的姿态，努力逼近现实真相并力图深刻地解读现实，呈现当下社会的复杂和混沌。王蒙的《悬疑的荒芜》《山中有历日》、方方的《声音低回》、孙频的《隐形的女人》、季栋梁的《白云苍狗》、盘索的《草人儿》、魏微的《胡文清传》、迟子建的《他们的指甲》、盛可以的《佛肚》、《1937年的留声机》、南翔的《绿皮车》、乔叶的《扇子的故事》、余一鸣的《愤怒的小鸟》等中短篇小说，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方位接近了他们所能够触及到的现实，描写了变革时期中国社会多样的景观，展示了变革年代人们复杂而难以言说的心理状态，表现了对现代文明生活“隔空”状态的“吐槽”。

　　“隔空”：当代人生活的状态

　　文学要致力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心灵和心灵之间架起桥梁，让一个心灵温暖另一个心灵，雨果说，人的心灵大于海洋、天空，是就文学的层面而言。他的《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都是深入人的灵魂，渴求与世界沟通的伟大作品。当代生活的迅速发展，尤其是高科技的高速发展，使现代社会的交通工具、通讯手段日新月异，在物理层面上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人们的沟通反而没有因此变得畅快，尤其是感情的沟通、心灵的沟通，反而因为交通和通讯的快捷而增添了某种无形的障碍。人们常常处于一种隔空状态，同住一栋楼，同在一个办公室，却形同路人——冷漠化、陌生化、隔空化，成为城市人的精神疾病。对身边熟悉的人往往失去倾诉的可能，而面对陌生的人反而有倾诉的冲动，于是，我们看到，网络上那些熟悉的陌生人如此亲切，虚拟世界让人痴迷，热情高涨，而一旦回到现实社会，人们反而失去了热情和真诚。

　　余一鸣的中篇小说《愤怒的小鸟》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中学生金圣木在虚拟世界如鱼得水，但在现实世界中却困顿无力，金圣木等人的困惑来自于社会、来自于家庭，他们与自己身边的人沟通的路障比游戏的障碍难解决得多。同样，社会和家庭对“小鸟”的困惑也有无解之焦虑。“愤怒的小鸟”是一款经典的网络游戏，“怒鸟”是孩子们对其亲切的称呼。孩子和家长之间隔着网络等有形无形的障碍，家长在网络这边，孩子在网络那边，隔着网络游戏这个虚拟载体，孩子与家庭、与社会的交流变得越发困难。

　　赵剑云的短篇小说《借你的耳朵用一用》说的则是手机的问题。主人公鲁新奇在太太出国后，失去了倾诉和倾听的对象，感到孤独、寂寞，小说中反复写鲁新奇吸烟的情节和氛围，作为一个烟民，我深切感受到，香烟是孤独者的伴侣，吸烟作为一种心理的依赖，是用来驱散孤独的。正在鲁新奇孤寂难耐的时候，接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他本能地对其有所防备，“请问你找我有事吗？”对方说，没有事，只想借他的耳朵用一用。于是，一个漫长的通话开始了。耳朵是用来倾听的，是交流沟通的一个重要媒介，但同时又是一个带有私密性的人体器官。耳朵对进入其中的声音信息会选择、会淘汰，也会逃避，并不是所有的声音都需要经过耳朵的过滤，才能进入人的大脑和记忆。作为倾听功能的主要承载者，耳朵有着明确的指向，它并不向所有人开放，尤其不向陌生人开放。陌生女子的倾诉和鲁新奇的倾听，构成了这篇小说的主体，两个陌生人这样隔空的沟通，居然非常畅快。女子长长出了口气，她释放了，也释然了，而鲁新奇则对她说，“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鲁新奇的耳朵被免费使用了，手机打得灼热，甚至还倒贴了话费，但孤寂却一扫而净，在倾听他人的诉说和唠叨中，他得到了另一种满足，这种满足，也许是受到信任的满足，也许是窥视他人内心秘密的愉悦，又或者是兼而有之。当然，小说铺垫得非常合理，陌生女子是因为喝了酒才如此迫切地渴望倾诉和沟通。“酒后吐真言”是古语，酒后人的倾吐欲望会变得异常强烈，忙碌奔波的现代人似乎只能依靠喝酒，才能解开心结，敞开自我。

　　倾诉是人的一种本能，也是生命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实不仅人类，动物学家研究发现，一些动物，比如鸟类也会相互倾诉、相互倾听。但是，本能的倾诉和倾听对当下人而言却是如此艰难，我们倾诉、倾听，不仅需要选择合适的对象，还需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隔空”状态可以超越这些限制，这种状态可以屏蔽现实中的物质要素，使人与人之间获得一种充分的心与心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这种在现实社会中难得的沟通和理解，恰似一抹温暖的火光，尽管那火光只是瞬间的闪现，但文学的意义就是表现那暗夜里一线易消失的珍贵火光。

　　熟悉的陌生人，是现代小说经常出现的主题意象，朱辉的《郎情妾意》写“剩女”苏丽带着宠物狗去“相亲”，顺便解决自己的婚恋问题。小说几多幽默、几多悲愁，苏丽和宁凯两个成年人的沟通，居然要借助他们彼此的宠物狗克拉和大喜，和《借你的耳朵用一用》中的那对男女一样，他们都是现代都市中的病人、城市孤岛的剩余人。曹多勇的《安眠睡》写的是失眠夫妇之间一次奇特的交流，妻子在过量服用安眠药之后，惟恐生命终结，于是与丈夫彻夜长谈，发现心与心之间居然是那么近，一股暖意在这个被失眠困扰的家庭悄然漾起。这篇小说看似荒诞，实则情真意切，刺痛了我们已经有些麻木的神经和听觉，击中了我们心中的脆弱之处。

　　香雪新传：女性命运的“吐槽”

　　“吐槽”是一个最近在网络走红的词，这个词语来自日本动漫，后来经过闽南话翻译，原指“抬杠”、“戳蹩脚”，在网络上被大量使用后，其内涵发生了扩展延伸，有了被伤害(不论有意还是无意)之后的带反击性的倾吐和倾诉之意。我觉得，“吐槽”一词在表达女性文学对男性话语霸权的反抗方面极为合适，尤其是对城市男性话语的抵触和反驳似乎更确切。

　　这种“吐槽”在一部分作家那里依然表现为朴素、平静的底层叙事。回族作家马金莲的《难肠》写一个劳动妇女的艰难生活，田间劳作的辛苦、照料丈夫和孩子的劳累、生存的重负等等，压得她抬不起头来。最难的是她的亲生父母老年之后无依无靠，而丈夫又冷眼漠视，一边是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另一边是生她养她的双亲，两边都需要她来照顾，都令她牵肠挂肚。她因此跑断了腿、操碎了心。小说语言朴素，人物描写简单有力。小说主人公没有具体的名字，但千千万万个“她”用女性的辛劳和坚韧支撑着日常生活。

　　鲍十的《冼阿芳的事》，则是一个南方版的《难肠》。所不同的是，作家采用了先抑后扬的叙述方式，冼阿芳开始的举动并不让人同情，她大包大揽、无所不在，性格强势得甚至让人有些讨厌。但最后，我们逐渐发现，这个事事亲力亲为的女性之所以如此要强好胜，不过是生活所迫之下的无奈之举。她的关爱、她的责任是女性的天性，也是支撑她生活下去的本能。

　　而在另外一些作家的笔下，男性话语不再是抽象的存在，具体表现为城市话语和男性文化对女性的双重压迫。乡村常常表现得女性化、优美化和弱势化，而城市则表现得男性化、残暴化和强势化。刘庆邦的《保姆在北京》系列小说描写了乡村女性脱离土地之后，在城市文明和男性文化双重压迫下的苦楚和变异。荆永鸣的《北京房东》和付秀莹的《无衣令》都是关于女性命运的书写，前者写了身为北京人的有房者——女房东的故事。后者则更让人心酸，《无衣令》写无房者的故事，主人公外来打工，在报社做保洁，成了报社领导的“小三”，她的房东其实就是她的情人，她向他付出着青春和情感。无衣之慨，源于无房之痛。男性文化在这里以城市的形态压榨着乡村女性的生命汁液。

　　在这一系列的小说中，铁凝的《七天》则更为深刻。作家从人本身的向度去探索乡村女性在现代文明语境中的异化和变异。《七天》也是关于保姆的描写，书写的不是悲情，而是对城市生活荒诞性的质疑，保姆布谷在短短7天之内发生了巨大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变化，她的身高突然蹿高，心理内在也发生着变化。布谷是一个类似卡夫卡《变形记》里的人物，她虽然只是有限的变异，还没有异化到甲壳虫的程度，但已经为我们提出了预警和警示。布谷和当年铁凝的《哦，香雪》里的香雪来自同一个精神脉系，当年的香雪进城之后成了疯长的布谷，来自乡村的少女在现代文明激素的催生下长出了不属于她自己的元素。布谷是乡村文化的一个符号，她的变异表现了现代文明对农耕文明的无形伤害。从《哦，香雪》到《七天》，作家对时代进行着跟踪和思考，也表明了作家对乡村女性命运的深切忧思。

　　叙事人：老与不老

　　年近八旬的王蒙在今年连续推出了两篇小说《悬疑的荒芜》和《山中有历日》，这两篇小说充分展示了王蒙作为文坛常青树的生命活力和艺术活力。他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基本是回顾性的叙述和沉思，近期的小说延续了他《春之声》《夜的眼》《名医梁有志传奇》等对现实的迅速反映。虽然时光已经过去30载，但王蒙的敏锐、俏皮甚至尖刻丝毫也不逊当年，同时，如今的他又多了几分苍凉和沉郁。

　　《悬疑的荒芜》写老王别墅被盗的故事，由别墅被盗展现了威尼斯社区人们的生存状态：文明与野蛮并存，次序和潜规则交织，冤冤相报的生活在威尼斯别墅中不停地上演。作者写出了威尼斯别墅的热闹、荒诞以及背后的空荡与伤痛，笔法丰盈而又富有张力，语言的指涉不仅丰富，而且极富活力，保持了王蒙贯有的睿智和朝气。当下纷乱的现实和动荡的时代在王蒙的驾驭下变得蓊郁而丰沛，现实的影像也在该小说中变得生机勃勃。《山中有历日》则利用旁观者和长者的目光，当然也是城里人的目光，目睹了京冀交界处大杏子峪村民近20年来的生活变迁和精神迷惘。小说着重写了乡村少女白杏的成长过程，白杏最初出现的时候，几乎是香雪的翻版：热情、天真、视金钱如粪土，同时又向往新鲜的城市生活。但是，家庭的反常，使她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叛逆，最终也落入了父辈的轮回怪圈中。

　　王蒙的这两篇小说除了是对现实的敏锐反映之外，还体现了他难以忘怀的青春情结。这种情结在《悬疑的荒芜》里表现为对邻居女诗人的观察和描写，尤其对她不住豪宅住帐篷这一细节的疑惑和好奇。而《山中有历日》对白杏反叛性青春的关注和直接描写，是“下延文化”性格的标准特征。有文化学者把文化分为“上溯文化”和“下延文化”两种，王蒙这种超越年龄代沟的“下延”表现了他艺术生命的旺盛和心态的年轻。

　　在老一代向后辈致注目礼的同时，年轻一代对上一代的关注和解读也非常有趣。魏微的《胡文青传》所描写的胡文青属于较魏微长一辈的人物，她的童年记忆和现实生活能够触及到主人公的生活，而小说的叙事也是由晚辈的视野、晚辈的口气陈述而来的。魏微和王蒙的差异在于一个是后来者身份对前辈命运的反思性的书写，胡文青在“文革”中是个风云人物，之后又沦为社会的下层、无人搭理的草根。之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胡文青下海做生意，成了富翁，也成了新的时代英雄。但他慢慢地觉得生活无聊、空虚，最终遁入空门。魏微对胡文青的书写似乎是在思索这个时代。胡文青不是与她同时代的人物，但魏微在写作时却保持着她一贯的老到和平静，几乎达到了“情感零度”的写作状态。魏微的老到、老练、老成和王蒙的青春、热情、好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魏微的历史距离感和王蒙现实迫近感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和魏微的《胡文青传》一样，盛可以的《1937年的留声机》也是上溯型的写作，是年轻一代对历史和上代人的解读，所不同的是，盛可以上溯到她没有实际接触到的生活当中。小说的叙事者是第一人称“我”，这个“我”是小雅，但不是作家现在生活情态下的叙述，而是对历史的想象。在盛可以的叙述中，1937年那场血腥战争的记忆得到了还原。当然，盛可以表达的不仅是战争的记忆和创伤，更写出了战争中的爱情、人性，以及战争给人们心理带来的巨大伤害。与以往青春蓬勃的写作状态不同，盛可以这一次显得老成、平静和从容。

　　古人讲“人书俱老”，说的是书法随着人阅历的增长、经验的丰富而变得老到和成熟。在今天这个被誉为“最好的时代，而又是最坏的时代”的文学语境里，年轻而又渴望成熟的新一代作家刻意追求一种叙述的“老”，并借着对历史隔膜性的想象来强化成熟之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在生理年龄上进入古稀之年的老作家，依然保持对生活足够的热情，对年轻一代足够的关注，可以说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歌德说，理论总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装老”和“不服老”是艺术表现的两极，超越自我才是文学的大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