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中探寻冷暖与真味(霍俊明) 

　　●海德格尔曾强调地理学者不会从诗歌里的山谷中去探询河流的源头，但是，一个合格的、尤其是优异的诗人，应该能够通过诗歌话语的方式反观、回溯甚至命名、发现、挽留和“虚构”一个不断远去的“故乡”与“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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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当下如此纷繁莫名的诗歌现象(乱象)和生态景观，作为阅读者和批评者的我，更多的是充当了隔岸观火者的悲哀角色。至于我们能否在时代和命运的漩流中探得诗歌的冷暖与真味，更多时候却未为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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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分层的愈益明显、社会问题的日益突出，诗人们更多地以伦理化和社会化的方式关注社会“现实”。这种诗歌语言方式的大面积涌现，不仅与个体的言说需要有关，也与写作身份以及主流文化对底层和新农村、新工人主题的强调有关。其好的一面，在于强调了诗歌与“现实”的密切关系。但是，因为大量的仿写、复制甚至被“利用”和“消费”，这种语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完备意义上的诗歌本体。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年轻诗人的语言看似更为自由和多元，但其实更多地呈现出一种随意化。更多的诗歌写作者——包括在各种报刊媒体上经常露面的——对诗歌语言普遍缺乏必要的敬畏之心和谦恭之德。

　　实际上，在美学趋向和艺术方式等方面，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并不一定就与此前的诗歌有明显不同。但在当下，诗歌的公共性和阶层性特征已空前加强，诗歌写作的电子化、媒体化也十分明显。在很多人看来，诗歌的门槛似乎已经不复存在。而网络、手机等作为一种媒介方式，也使得诗歌写作、发表和传播变得愈益快捷，任何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话语权力。但是，网络也使得众多更为年轻的诗歌习作者空前缩短了诗歌写作的“黑暗期”和“沉淀期”。他们对诗歌的敬畏心理正在空前淡化。这当然并不是说诗歌写作有多么神圣，但是，诗歌的精英化传统和知识分子传统无疑正在遭受到挑战。与此同时，网络也使得快餐式的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泛滥成灾。如何利用论坛、博客等媒介方式合理说话，而不是作为争夺眼睛经济的噱头，是诗人们需要深入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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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并不是一个拒绝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地方主义”者。问题是，中国越来越多的诗歌已经呈现出看似自由、实际却不断趋同化的写作趋向。换言之，中国当下的诗歌不是个性越来越明显，而是被置换和消费的部位越来越多。无论是草根写作、底层写作、(新)农村写作，还是城市化以及翻译体式的全球化写作，诗人和诗歌的面目已经模糊，声带已经虚假，甚至连血液都是荷尔马林的味道。我们已经分不清张三和李四的区别，分不清河北和北京的区别，分不清南方和北方的区别。海德格尔曾强调地理学者不会从诗歌里的山谷中去探询河流的源头，但是，一个合格的、尤其是优异的诗人，应该能够通过诗歌话语的方式反观、回溯甚至命名、发现、挽留和“虚构”一个不断远去的“故乡”与“出生地”。基于此，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不是地方产生了作家，而是作家通过写作产生了一个个“故乡”。而这个“故乡”和“出生地”又是如此胶着地与个体生命、现实境遇和历史烟云融为一体又相互打开。

　　这不能不让我想到智利诗人聂鲁达。在自己的人生后期，他不时地回溯自己的南方故乡，故乡的自然景观和平凡事物成为他诗歌写作中最为重要的元素和驱动力。在阐释地理环境、“故乡”知识与诗歌写作以及诗人性格之间的关系时，我不是“环境决定论”者，也非“环境虚无论”者。但我更愿意注意到诗歌与文化地理、“精神风水”之间复杂而深具意味的结构。如今，我们已经目睹太多个体、地方性在这个新的“集体化”时代的推土机面前的脆弱和阵痛，由此，“在地方”的写作就具有弥足珍贵性，当然也具有不言自明的尴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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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世界性有时候也是一个伪问题。世界性和民族性、地方性以及个人性能分开吗？在一个愈益全球化和去地方化的时代，诗歌写作的本土性和民族性是必须受到重视的问题。而诗歌的互文性在全球化的今天已经难以避免。但是，很多诗人参加国际诗歌节，除了露露面、朗诵下、参观下，还有什么值得炫耀之处？中国现代诗歌向外国诗歌学习是一种必然。但既然是汉语写作，就应该是本土性和民族性的。诗人们不断用其他外国的诗人口吻和语法说话，最多是一种写作的贩卖和贩运者。这些诗歌和生命和“中国现实”没有什么关系。中国诗歌传统已经足够丰富，中国的社会现实已经足够震撼和荒诞，希望更多的诗人说写属于“自己”的诗。

　　在经济促进诗歌发展的同时，诗歌还需要什么呢？需要金钱还是大厦？我想，当下诗歌更为需要的是一张安顿精神现实的小小松木书桌。诗人们需要走出房间去，看看曾经的时光和当下哐哐作响的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