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叙事的经典框架

　　自《红楼梦》诞生之日起， 它的两大主题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一是以脂砚斋等人关于家族盛衰的色空主题，也就是张竹批在《金瓶梅词话》中所说的“冷热金针”的主题。一是永忠等人对情痴主题的赞扬。这两个最早《红楼梦》传播的圈子各有侧重，情痴的主题在《西厢记》《牡丹亭》里已经有非常充分的表达。但关于家族兴衰的主题似乎是中国文学史带有开创性的，尤其通过家族叙事结构来展现人物命运和时代风云的变幻一举奠定了长篇小说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金瓶梅词话》是写“冷热金针”，但《金瓶梅词话》涉及的只是一个家庭的兴衰，《红楼梦》则通过荣宁二府、四大家族由“锦衣纨袴”而“树倒猢狲散”的巨大变故全方位地立体地展现清代中期中国社会的全貌。这种以家族叙事开启了后来小说革命的先河，因为在《红楼梦》之前的长篇小说，虽然在刻画人物、展现时代上有成功的经验，但基本上是以话本小说的方式在传播，是通过讲述的方式进行传播，而《红楼梦》率先打破话本的格局通过文人的阅读来传播，这种家族的叙事的凝聚力对小说传播方式的改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四”以降，新文学开启了全新的历程。在诗歌、散文、戏剧方面突飞猛进，但长篇小说的成就似乎要逊色的多，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虽然被茅盾称为扛鼎之作，但今天看来仍像一部大中篇。而之后巴金的《家》、老舍的《四世同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以及张爱玲的小说，则全是向《红楼梦》的致敬之作。他们都以家庭、家族为结构来展现时代风云的变幻、人物命运的动荡。虽然西方小说不乏长篇小说的借鉴之作和楷模，但中国作家对长篇小说的认同几乎习惯性地将《红楼梦》作为一个标杆，作为一个母本。甚至写出《子夜》的茅盾曾经改写过《红楼梦》，在改写的过程中剔除了秦可卿、二尤的内容，重点着眼于大观园的兴衰。而另一位作家张爱玲更是超级的红学家，不仅小说叙事深得《红楼梦》家族叙事的苍凉之韵，甚至写出《红楼梦靥》这样的红学著作。

　　到了当代，作家们对《红楼梦》的喜好并没有受到太大的限制，一些作家的写作仍然找得到《红楼梦》的影子，欧阳山的《三家巷》承袭的依然是《红楼梦》的家族叙事结构，而孙犁笔下的女性形象不难找出大观园的影子。新中国成立之初十七年长篇小说经典的“三红一创”中的《红旗谱》至今得到一些文学史家的认可，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小说所采取的家族叙事结构。小说通过冀中平原朱老忠、严志河两家农民三代人和地主冯老兰一家两代人的世代恩仇，生动了描述大革命失败之后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城乡之间的阶级斗争。

　　进入新时期文学，《红楼梦》的家族叙事结构不仅在写实主义作家陈忠实、张炜、贾平凹那里得到张扬，在先锋作家反而率先凸显出来，莫言、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的中篇小说通过对家族的窥视、回望、追忆，透过家族的溃败历史展现新的历史主义的叙事风范。莫言的“红高粱”系列、苏童的《罂粟之家》《妻妾成群》、格非的《青黄》、叶兆言“夜泊秦淮”系列以及铁凝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笨花》，都是以家族的视角来展现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困境和精神状态。

　　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张炜的《古船》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对胶东地区洼狸镇三个家族之间的近50年的恩怨情仇进行独到的洞现，对发生在那块古老土地上隋、赵、李三家的残酷而血腥的斗争进行客观而深刻的描绘，结构方式有点类似《红旗谱》，但作者超越历史的思考和局外人的旁白让家族叙事灌注了新的内涵。作家的某些思考甚至有些脂砚斋点评的味道，比之《红旗谱》更具有现代小说的意味。

　　之后出现的《白鹿原》在继承《古船》的批判精神的基础上，更加拓展了《红楼梦》里家族叙事的境地。它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的白鹿村作为小说的大观园，通过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之间的纷争，浓缩了近百年中国农村土地上的恩怨情仇、爱恨苦乐，写出了历史、土地、人之间的复杂纠结，由此生出的人性的扭曲、历史的沧桑、时间的轮回，尽在其间。加之作家对风物器皿的精细描述，有着令人震撼的史诗风格。

　　和《古船》《白鹿原》的厚重和沉重不同，王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是公开表白受到《红楼梦》影响的，但王蒙没有像《古船》《白鹿原》采用三个家族之间对立的结构关系，摆脱了阶级斗争的模式，而是以一个家庭的内部的矛盾、纠结和缠斗来展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社会浓缩到家庭内的文化冲突，浪荡子倪吾诚是倪家的贾宝玉，但远没有贾宝玉幸运，家里的三个女人静珍、静宜以及她们的母亲是倪吾诚的克星，她们之间的“战争”伤骨伤肉，直戳死穴，是王熙凤式的、赵姨娘式的，全无诗意。

　　这三部作品通过家庭的和家族的沧桑来书写灵魂的困境与挣扎，以一个家庭(倪家)、一个村庄(白鹿村)、一个小镇(洼狸镇)的变迁来折射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都是堪称民族心灵史的伟大作品。

　　意象小说的深远影响

　　中国文学的传统非常重视意象的营建，虽然在中国文论里出现意象一词比较迟，但中国文学对意境的推崇和意境理论的研究，实际上接近了后来的意象理论，所谓“象外之象”、“境外之境”，都是意象理论早期的阐释。而意象派大师庞德创立的意象派实际也是从中国的唐诗里面受到启发的。因而中国文学的理论根基实际是以诗论为基石的。因而《诗经》、楚辞、唐诗、宋词都充分的体现了意象的美学理想和美学价值。

　　在《红楼梦》出现之前，这种以意象美学作为文学核心价值观在中国小说中却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中国的小说传统无论是历史演义还是英雄传奇，基本都是重情节结构，在讲故事的层面来塑造人物、表达思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四大名著中的三大名著，都是根据民间的话本创作综合而成，至于武侠类的《封神榜》《七侠五义》更是注重情节的离奇曲折来吸引读者。笔记小说也是注重白描，刻画性格，对意象这样的充盈在中国诗歌中的美学理想，似乎受到韵文和散文的简单分类而重视不够。

　　《红楼梦》是率先将中国的韵文策略和散文策略进行了成功的嫁接，它的外在叙事形态遵循的是话本小说的套路，但内核却是韵文美学理想的实践，这就是将中国诗歌的意象思维完美地融合到小说中。《红楼梦》里有大量的诗词歌赋，但这是外在形态，中国的话本小说不乏诗词歌赋，但它们往往只是评点性的，是连接故事之间的过渡词，且大多陈词滥调，而《红楼梦》里的诗词歌赋不仅出色，而且和整体的意象美学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生发出小说的新气象。《红楼梦》一开篇就是富有象征主义的大荒山、无稽涯、女娲石，中间那些大观园、太虚幻境、通灵宝玉等意象也摆脱了简单的所指束缚，虚实相映，真假互现，十二钗的人物是实在的、写实的，但十二钗的命运又是意象化的，尤其是那些关于十二钗的判词，补充了单纯叙事的不足，在空灵中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达到了鲁迅所说的“美人芳草”的最高境界。

　　中国当代小说始终涌动着一股澎湃的意象之流。“文革”前，孙犁、汪曾祺、茹志娟等人的中短篇小说在当时的非诗学化的文学环境里顽强体现中国小说的诗学传统，其实是对意象写作的痴迷和执著。孙犁的《风云初记》、汪曾祺的《羊舍一夕》、茹志娟的《百合花》等不难看出《红楼梦》的流韵，他们或以女性或以童年视角来营造的小说场景，和当时的小说拉开了距离。到了1978年以后，意象大面积的运用最初是作为一些先锋作家的特殊手段，但很快被更多的作家在长篇创作中接纳，他们同时又借鉴西方的象征主义，形成了具有中国诗学特色的意象写作。张炜的《古船》《九月寓言》、陈忠实的《白鹿原》、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铁凝的《玫瑰门》、张承志的《金牧场》、莫言的《红高粱》、王安忆的《长恨歌》、贾平凹的《废都》、苏童的《河岸》、毕飞宇的《平原》，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意象写作的手段，来丰富小说的内涵和层次。张炜的《古船》属于写实主义的小说，但整个叙事的过程中，始终洋溢着意象的激情，而《九月寓言》则是其意象小说的代表作，他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联系，在思想和情绪的载体，正是借助意象的方式进行推进的。另一位几乎全身心投入意象写作并初步建立了自己意象王国的作家苏童，在长篇小说《河岸》中不仅沿用了《红楼梦》中贾政和贾宝玉父子冲突的结构，库东亮和库文轩的父子悲剧在历史的大潮中体现出来的人性的卑微和扭曲，其深度远非一个伤痕文学所能概括。《河岸》中几个女性的形象也是意象化的，李慧仙的乖戾之气由具象转为抽象。王蒙的《青狐》言说的是现实，但青狐自身的鬼魅和非现实性，也体现出意象小说的特有魅力。铁凝的《笨花》以华北平原向喜一家的命运和大革命时代的密切联系，写出了家族与国家命运的内在关联，而选取棉花(笨花是本地棉花，和进口的洋花相对而言)这样一个独特的意象，也是追求小说的意味之外的意味。

　　一般说来，以一个短篇或者中篇来营建意象小说比较容易，尤其短篇小说在美学特性上有人认为它更接近诗歌美学。但长篇小说通过意象进行叙事有它的难度，因为长篇小说很难围绕一个意象展开，这个意象的凝聚力不容易承受和连接多方面的内涵。《红楼梦》的高明之处在于营建一个又一个的意象群，扩展为意象群落，从而成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红楼梦》里太虚幻境与大观园是互不相同的两个意象群落，大观园内外又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而贾府里荣国府和宁国府又是相近而又有差异的世界。至于冷香丸、通灵宝玉、一僧一道等意象，都有各自的意象品性，它们又能够汇聚成共同的意象世界，当代长篇小说在创作上虽然受到了这种意象美学的影响，但在具体运用时，往往停留在意象的单一性运用上，有些还存在贴上去的感觉。至于意象群、意象群落的营造，显得极为稀少，而在意象群落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这是当代作家更加缺乏的。

　　圆形人物的大观园

　　“圆形人物”是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提出的概念，是西方小说理论的经典，虽然后来随着现代派小说的兴起，福斯特的很多观念受到了质疑。但圆形人物作为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圭臬，还是有其生命力的。中国古代小说，在塑造人物方面自有其特性，人物往往忠奸分明，黑白清楚，绝大多数是扁平人物，有时候还不如历史著作写人生动。比如《史记》写刘邦、项羽，就写出了人物的复杂性。而在《三国演义》里曹操的奸和诸葛亮的神、关羽的忠、张飞的莽，《水浒》里除了宋江有些复杂性外，其他人基本也是脸谱化，《西游记》的人物自然称不上圆形人物。而《红楼梦》里则塑造了一大批的圆形人物，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秦可卿，甚至贾琏也很难用淫棍来概括他，他对尤二姐的真情，他畏惧王熙凤。贾珍对秦可卿的一片真情，也不是男盗女娼之类能概括的。有论者指出，除了王夫人外，《红楼梦》的其他人物用坏人来概括。

　　毋庸置疑，中国当代文学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受到当时政治风潮的影响，人物被标签化，好人与坏人、革命与反革命、改革与反改革、英雄与败类，常常一目了然，这在“文革”期间的样板戏的创作中发展到极致。而之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也基本沿袭着这样一种人物扁平化的路子。对人物的价值判断常常用政治判断、道德判断、伦理判断代替审美的写作。20个世纪60年代对邵荃麟“中间人物”论的批判，赵树理这样的老牌的正宗延安派，也因为写了《锻炼锻炼》这样不够英雄化的作品受到了冷遇。对中间人物的批判其实是张扬扁平人物、否定圆形人物的合理性和经典性。当代小说的人物塑造还停留在造神和画鬼的孩提阶段。等到刘心武在《班主任》写出了谢惠敏这样的圆形人物时，张光年等文坛前辈惊呼《班主任》的价值不是塑造张俊石这样的正面人物也不是宋宝琦这样的小流氓，而是那个看似好学生又有点异化的谢蕙敏，谢惠敏感情朴素，把同学捡的麦穗送到贫下中农手上，思想品格可谓高尚，但政治上随时掌握同学的动态，及时向学校报告同学的“思想”，而这又不是出于邪恶的整人的动机。这样的圆形人物，突破了好人坏人的界限，为新时期文学提供了一定的深度。谢惠敏品行端正，但不讨人喜爱。其实，谢惠敏有着薛宝钗的影子，薛宝钗在大观园里循规蹈矩，是贾母喜欢的好孩子，是大观园的模范好学生。但她的冷静和乖巧，却得不到贾宝玉的怜爱，自然也得不到读者的喜爱。谢惠敏和薛宝钗在道德上都是无可挑剔的，但她们身上那股味儿却让人不舒服。古华的《芙蓉镇》显然受到《红楼梦》的影响，他塑造的女干部李国香充满了王熙凤的能干、狡诈、贪婪，惜乎道德批判的气息稍重，影响了人物的“圆度”。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王安忆的《长恨歌》通过王琦瑶这样独特的上海小姐形象的塑造，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上海文化的兴衰，其实《长恨歌》是把旧上海视作一个繁华一时的大观园，王琦瑶的招摇艳丽，不乏金陵十二钗的繁彩妖娆，小说里旧上海也时时透现出大观园的铺张奢华，而王琦瑶始艳后衰的命运，甚至让人想起了那个兼宝黛之美的秦可卿。只是由于历史叙事的需要，王琦瑶的艳美没有戛然终止，继续在历史的长河里漂浮。同时期出现的余华的《活着》里面描写的那个福贵，也是由盛而衰的见证人，福贵身上混合着贾府诸多兄弟的气息，和王琦瑶一样也是难以用简单概念概括的圆形人物。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沿袭他一贯的底层叙事的风格，张大民的贫嘴、机灵和幽默，时时会让人想起那个巧舌如簧的刘姥姥，还有那个评点大观园人物的兴儿，至于张大民的愤怒和发牢骚口气，多少有点焦大的影子。

　　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创作彻底摆脱了人物塑造的程式，人物的丰富性在作家的笔下得到充分的书写。张抗抗的《作女》也是对电子时代新的女性生存状态的全方位的描写，作女已经是很难用标签来定义，但作女身上体现出来的郁躁气息，是我们时代的锦瑟表征。丧失苦难体验的作女，是一个女版的贾宝玉，她的不求进取和反复折腾，和贾宝玉的乖戾无常如出一辙。

　　开放式的阅读结构

　　现代小说的理论家实践者一直致力于小说的开放性阅读结构的建造，以改变传统小说的封闭式的阅读结构，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的理论，旨在强调小说文本与读者的互动性，让读者不只是处于一个被灌输的载体，而成为一个和作者一样的创造性的主体。罗兰·巴特为了获得开放式阅读效果曾经组织学生，把名著中关于恋人的独白进行编织，形成了众声喧哗的效果，但作为学术研究，并不能构成小说的有机组成。

　　《红楼梦》之所以能够形成“红学”，成为毛泽东认为和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相提并论的中国特色，除了它的内容博大精深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开放式阅读结构。也就是鲁迅先生说的“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其实是说《红楼梦》阅读结构不是简单的封闭的圆圈。

　　《红楼梦》的开放式结构首先体现在它的未完成性，众所周知，由于传世的《红楼梦》或《石头记》只有不足八十回，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后来的续书也就在开放式的阅读结构基础上大展身手，近年来著名作家刘心武还花心血续了《红楼梦》，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可见《红楼梦》历经风霜而魅力不改。《红楼梦》的开放式的结构还体现在“元小说”特点，虽然“元小说”的概念出现只有20多年的时间，但《红楼梦》的第一回就开宗明义地说道，“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方使阅者了然不惑。”然后一一描写女娲石与《石头记》的来历，这对强调真实再现营造逼真的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作者告诉读者此书的来由甚至成书经过，打破小说的内循环结构，而进入到和读者一起循环的开放式的阅读过程。至于那首“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更是直接跳出来阐释小说和作者的想法，这种解构小说的做法，常常是后现代小说的惯用伎俩。

　　《红楼梦》的开放式阅读结构还体现在脂砚斋的评点上，评点是中国小说阅读的一大特色，比如金圣叹对四大才子书，但脂砚斋的评点以一个介入写作和当事人的双重身份来作为评点，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样真假迷离的隔离效果，更加重了小说的开放性、不确定性，让读者不仅在雾里看花，而且还可以在雾里描花、改花。

　　常规小说要求作者尽量隐匿，即使出现隐含作者也不是作家本人，目的就是不破坏小说虚拟的真实。即使出现第一人称叙述，那个“我”也是叙述人承担叙事的任务，而尽量摆脱与作家本人的干系，至于摆得脱摆不脱，那是另一回事，小说的法则是强调作家的不在场。但自从布莱希特的隔离理论出现后，作家本人出现在小说中也不被视作大忌讳了。王安忆在《叔叔的故事》里，就成功地运用了元小说的手法，我是叙事人，但不难看出就是作家本人，至少是重合的。马原也是致力于小说结构的开放性，他小说里出现的那个马原，既是叙事人，也是人物，还是马原本人。王蒙对作家以本人的身份进入小说情有独钟，从《蝴蝶》开始，他就不避讳作家直接进入小说与人物对话，到近期的《荒芜的悬疑》和《山中》可以说到了庄蝶何意的境界，作者是作家，也是人物，还是评述者，一边叙事，一边解说、解构，读者、作者、评者混沌如一。年轻作家付秀莹的短篇小说《爱情到处流传》以一个晚辈的口气和身份去窥视和叙述父辈的情感故事，一边叙事一边言说，构成了自足的复调状态，这种“流传”的形态正是开放式阅读结构的一种有益尝试。可以这么说，王蒙、王安忆、马原和付秀莹这样老中青三代作家在小说里常常充当叙事者，又是脂砚斋，与读者处于对话的状态，也让自己成为读者来解读小说。当年《红楼梦》还必须通过点评的叙事来实现这种复调，在今天的小说里曹雪芹和脂砚斋不必故意划分身份来进行各自的叙述，而是复合着身份共同叙述。虽然脂砚斋的身份至今难以确定，但他(她)介入《石头记》的形态被当代作家成功“拿来”，因为在新小说或新新小说派理论看来这种开放式的阅读结构太高级了。

　　影响的焦虑

　　国学大师吴宓早在1920年就按照西方美学的标准对《红楼梦》进行了研读，并在美国哈佛大学做了演讲，他在90年前就惊人地判断“若以西国文学之格律衡《石头记》，处处合拍。细证详考，且觉佳胜。”(《红楼梦新谈》，〈民心周报〉第一卷第十七期，1920年3月27日，第十八期)吴宓对《红楼梦》的评价，立即得到了另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的认可，当晚作诗赠予吴宓。

　　时值“五四”新文学运动萌动之际，也是白话小说草创之际，毋庸讳言，“五四”白话小说是参照西方小说进行的本土文学运动，西方小说的各种类型在中国作家那里都有类似的演绎和发展，中国小说的传统是被遗忘甚至被批判的。这个时候，吴宓发现《红楼梦》与西方文学的标准，居然“处处合拍”，而且“佳胜”。更重要的是，吴宓还认为，“西国小说，佳者固千百，各有所长，然如《石头记》之广博精到，诸美兼备者，实属缈寥寥”。(出处同上)这不仅增强中国文化的自豪感，也实际上为中国小说创作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这个标杆不仅能够与世界接轨，也能够激活中国文学的深厚传统。《红楼梦》不仅符合“西律”，而且是“西律”的诸美兼备者，也就是说西方小说能够和《红楼梦》媲美的非常少见。

　　“五四”时期，在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中，《红楼梦》居然在200年前就达到并超越了西方的小说美学的审美理想，这对提高中国小说家的文化自信非常具有意义。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读到《家》《京华烟云》《四世同堂》这样的优秀小说，也就不奇怪了。

　　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风起云涌，意识流、象征主义、黑色幽默，乃至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甚至法国新小说派在《红楼梦》中都能找到类似的痕迹，近20年来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也不难在《红楼梦》中找到对应的元素。比如关于“元小说”的理论、关于女性叙事与女权的理论，在这部伟大的作品里都可以得到合理而充分的解释。

　　新时期的小说创作，经历了类似“五四”时期的西风东渐，短时间演绎了西方小说近百年的各种形态，但面对西方强大话语拿出民族自身文化内涵时，很多作家很自然地回到了《红楼梦》的根基上。于是有了《古船》《活动变人形》《白鹿原》《尘埃落定》这样家族叙事形态的长篇小说。以致连王朔这样被冠之以“痞子文学”代言人的非主流作家，也对《红楼梦》高看一眼，“一不小心写出一部《红楼梦》”，可见《红楼梦》在中国作家中的殿堂地位。

　　《红楼梦》成为当代作家一个“情结”，让无数的作家纠结、抓狂，它无疑是一座高峰，高山仰止，但它又是一座巨障，站在高峰上，是站在巨人肩膀上，但巨人的肩膀只是肩膀，攀登新高峰才能成为新时代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