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为自己是这个通道的敲门人(孙郁)
编者按
年年5月，差不多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树叶绿得发光，鲜花艳得醉人，阳光金亮金亮的让人想歌唱。一代文学大家汪曾祺先生，就选择了在5月的福氛中永久地睡去。至今年，他已经安眠15个春秋。
汪先生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干部、编辑、北京京剧院编剧。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独辟蹊径，成就卓著，自成一家，先后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有《汪曾祺全集》出版。他的作品广为读者大众喜爱，不胫而走；他但求写得好，不问名、利、官的人生态度，亦给当代文人和国人树立了为人处事的榜样。
确实，学习一位大师、学习汪曾祺先生，不仅是学习他的遣词造句等写作技巧，更要学习他的境界、他的为人、他对文学和文化学术的恭敬之心、他严谨的学风，还有他对人类、对世界、对美的热爱与追求。
文学界没有忘记他，众多作家写过众多回忆和纪念文章，但有独特个性的汪先生的故事还远未讲完。今天我们特发表两篇新作，情节和细节都是独家披露，故曰“不为人知的汪曾祺”，并以此纪念汪曾祺逝世15周年。
上世纪80年代，聂华苓与丈夫在爱荷华大学成立了国际写作中心，许多大陆作家去过那里。聂华苓早年在大陆，1949年去台湾，后入籍美国。她在台湾时就和殷海光、胡适这样的人有交往，对异端者流颇有感觉。她欣赏的人都有点特色，成立国际写作中心，举办笔会，就是给她心仪的作家创造聚会的机会。
不少中国作家应邀参加过爱荷华国际笔会，丁玲、艾青、萧乾、王蒙、邵燕祥、王安忆等，都为笔会增色不少。但这些人到了美国，都不太按照媒体的意愿发言，他们对中国的问题的表述都很含蓄，有的干脆拒绝发言——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1980年前后，中国刚刚从“文革”浩劫中走出来，作家们的心灵还没有放开，对外界也很隔膜，这种心态给聂华苓留下很深的印象。
汪曾祺去爱荷华写作中心是在1987年8月。同行的大陆作家有吴祖光等，还有台湾的陈映真。那时候，不是人人可以出国的，作家能去那里是一种荣誉，对汪曾祺来说，此次外出还有意外的收获。
他在美国有许多熟人：杨振宁、李政道、王浩、张充和……他们都是西南联大时代的关系，彼此隔绝了几十年。那些出去的朋友，在美国的大学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精神在朗照里面，自然没有国内人的沧桑感。可是汪曾祺不太想打扰大家，只想看看，写写，散散心而已。刚出国门，从东京转机到旧金山，一路很顺，服务人员的态度之好让他颇感温暖，觉得国内的质量是远远不及域外的——“文革”灾难使国气大伤，人与人之间不复有亲昵的交流，至少在社会层面，普遍的冷漠对大家都是个伤害；而域外与此的对比反差，让他顿生痛感。
他的日程安排得松弛有度：来前邵燕祥告诉他不要去写长篇的作品，他这样做了，不过是写点“新聊斋”之类的东西，还去了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地。印象最深的是美国的宽松度，比想象的要高，大家可以随意思考和表达。在给妻子的信里，他多次发出这样的感叹。后来，在《林肯的鼻子》一文里，他全面描述了自己的感受：
林肯墓是一座白花岗石的方塔形的建筑，墓前有林肯的立像。两侧各有一组内战英雄的群像。一组在举旗挺进；一组有扬蹄的战马。墓基前数步，石座上还有一个很大的铜铸的林肯的头像。
我觉得林肯墓是好看的，清清爽爽，干干净净。一位法国作家说他到过南京，看过中山陵，说林肯的墓和中山陵不能相比——中山陵有气魄。我说：“不同的风格”——对，完全不同的风格！他不知道林肯墓是“墓”，中山陵是“陵”呀。
我们到墓里看了一圈。这里葬着林肯，林肯的夫人，还有他的三个儿子。正中还有一个林肯坐在椅子里的铜像。他的三个儿子都有一个铜像，但较小。林肯的儿子极像林肯。纪念林肯，同时纪念他的家属，这也是一种美国式的思想——这里倒没有林肯的“亲密战友”的任何名字和形象。
走出墓道，看到好些人去摸林肯的鼻子——头像的鼻子。有带着孩子的，把孩子举起来，孩子就高高兴兴地去摸。林肯的头像外面原来是镀了一层黑颜色的，他的鼻子被摸得多了，露出里面的黄铜，锃亮锃亮的。为什么要去摸林肯的鼻子？我想原来是因为林肯的鼻子很突出，后来就成了一种迷信，说是摸了会有好运气。好几位作家握着林肯的鼻子照了像。他们叫我也照一张，我笑了笑，摇摇头。
归途中路过诗人埃德加·李·马斯特的故居。马斯特对林肯的一些观点是不同意的。我问接待我们的一位女士，马斯特究竟不同意林肯的哪些观点，她说她也不清楚，只知道他们关系不好。我说：“你们不管他们观点有什么分歧，都一样地纪念，是不是？”她说：“只要对人类文化有过贡献的，我们都纪念，不管他们关系好不好。”我说：“这大概就是美国的民主。”她说：“你说得很好。”我说：“我不赞成大家去摸林肯的鼻子。”她说：“我也不赞成！”
途次又经桑德堡故居。对桑德堡，中国的读者比较熟悉，他的短诗《雾》是传诵很广的。桑德堡写过长诗《林肯——在战争年代》。他是赞成林肯的观点的。
回到住处，我想：摸林肯的鼻子，到底要得要不得？最后的结论是：这还是要得的。谁的鼻子都可以摸，林肯的鼻子也可以摸。没有一个人的鼻子是神圣的。林肯有一句名言：“All men are created egual。”(所有的人生来是平等的)我还想到，自由、平等、博爱，是不可分割的概念。自由，是以平等为前提的。在中国，现在，很需要倡导这种“created egual”的精神。
美国之行的刺激很多，最刻骨的大概就是这个片段。中国人经历了革命，依然不脱奴相，在文化上似乎还倒退了许多。想起自己的右派生活与“文革”命运，汪曾祺的内心里都是苦楚的。思想被撞击的时候，也恰是一种精神自觉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在美国与一些台湾作家有了交流的机会。两岸作家在异地相逢，各自吐出心中的苦乐，给彼此的刺激都很大。陈映真是汪曾祺喜欢的台湾文人，其性情让他有了少有的感动。陈氏是台湾少见的有责任感的人，小说的现实意识比一般人深，审美的路径来自鲁迅的启示很多。他为人热情、厚道，文风与汪曾祺差距很大，奇怪的是俩人的心却贴得很近。有一次我在香港与陈映真提及汪曾祺，陈很是赞佩。这个现象使我多次自问：两个如此不同的人，能很美地交流，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可以深究的现象吧？汪曾祺在给老伴的信中写道：
十八号“我为什么写作”讨论会，我以为可以不发言，结果每个人都得讲。因为这次讲话是按中文姓氏笔划为序的，我排在第三名。幸亏会前稍想了一下，讲了这样一些：……我为什么写作，因为我从小数学就不好(大笑)。
我读初中时，有一位老师希望我将来读建筑系，当建筑师——因为我会画一点画。当建筑师要数学好，尤其是几何。这位老师花很大力气培养我学几何。结果是喟然长叹，说“阁下之几何，乃桐城派几何”(大笑)，几何要一步一步论证的，我的几何非常简练。
我曾经在一个小和尚庙里住过。在国内有十几个人问过我，当过和尚没有，因为他们看过《受戒》(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人读过《受戒》)。我没有当过和尚。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打到了我们县旁边，我逃难到乡下，住在庙里。除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之外，我只带了两本书，《沈从文选集》和《屠格涅夫选集》。我直到现在，还受这两个人的影响。
我年轻时受过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写诗很不好懂，在大学的路上，有两个同学在前面走。一个问：“谁是汪曾祺？”另一个说：“就是那个写别人不懂，自己也不懂的诗的那个人。”(大笑)我今年已经六十七岁，经验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春夏秋冬，我不得不从云层降到地面。OK！(掌声)
这次讨论会开得很成功，多数发言都很精彩。聂华苓大为高兴。
陈映真老父亲(八十二岁)特地带来了全家(夫人、女儿、女婿、外孙女)坐了近六个小时汽车来看看中国作家，听大家讲话。晚上映真的姑父在燕京饭店请客。宴后映真的父亲讲了话，充满感情。吴祖光讲了话(他上次到lowa曾见过映真的父亲)，保罗·安格尔抱了映真的父亲。两位老人抱在一起，大家都很感动。我也抱了映真的父亲，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后来又抱了映真，我们两人几乎出声哭了。《中报》的女编辑曹又方亲了我的脸，并久久地攥着我的手。
宴后，聂华苓邀大家上她家喝酒聊天。又说，又唱。分别的时候，聂华苓抱着郑愁予的夫人，还有一个叫蓝菱的女作家大哭。
这封信写得很传神，画面感与人的诸种感情都栩栩如生地呈现着。当时在国内，不可能这么放松，在经历了残酷的内乱后，在第三地相向而望，感伤是必然的。中国近百年的命运，使许多文人不得舒坦地选择路向，真的满面疮痍。华人的思想与艺术彼此缭绕着，不得开放，唯少数人得以自由书写。想起来，大家都是有些气闷的。
汪曾祺知道自己的跑马观花不可能知道美国的根本面目。他在各地玩得很有兴致，但因为英语不好，显得不太自如，于是后悔早年的疏忽，没能掌握外语的技能。外出自然要应酬，要讲话。他先后被安排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宾大等地演讲。那时候，中国大陆正在搞思想解放运动，洋人们很希望他谈谈政治问题。谨小慎微的汪曾祺回避了这些敏感的话题，所讲的无非是语言问题和责任感一类中性的内容。但这些内容也内藏着荆棘，是带刺的，在审美理念上完全不同于国内的主流，他的思路已经回到文学家的状态里，语言深处是个性主义的东西为多。在别人的眼里，他显得精明、自然、可爱。朱德熙甚至说，汪曾祺在美国华人眼里很有人缘，大家都喜欢他作品的味道。
在汪曾祺看来，当时中国文坛最大的问题，是语言的表达出现了麻烦：普遍的八股，普遍的无趣在充斥着文坛。他到处讲文字的味道，智慧的语句的要义。看似形式主义的问题，实则因为精神的躯体被腐蚀了。在赴美前，汪曾祺在《文艺研究》上就写过《关于小说的语言(札记)》，在美国的大学依然讲这个内容。比如在哈佛的讲演题目是《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说起了古人所云的“气”的问题，他说：
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宽广。古人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有道理的。
国内有一位评论家评论我的作品，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开来每一句都是平平常常的话，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如果每句话都是警句，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语言不是一句一句写出来，“加”在一起的。语言不能像盖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那样就会成为“堆砌”。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说但看一个字一个字，并不怎么好看，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中国人写字讲究“行气”。语言是处处相通，有内在的联系的。语言像树，枝干树叶，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它是“活”的。
几次的讲演都属于老生常谈，引起的注意有多大，不太好说。但在我看来，是汪曾祺重要的写作心得，他一生的经验差不多在几句话里都说出来了。据说，当时听演讲的人很认真，他的语言也许感染了部分学子吧？但美国人对表达的问题不太注意，他们本来就是很注意自由精神的；而那时候的中国人，能意识到此点的，也确实寥若晨星。
短短的三个月，真是大开眼界。他开始想家了，觉出中国的一些好来。到美国最大的感受是寂寞，有留学生说：“美国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国内是真脏真乱真快活。”汪曾祺是否有类似的感受也未可知，但到美国一个月后他就开始思念起妻子与孩子来了，却是千真万确的。这里有一个插曲：有一晚他睡觉时，屋里闯进一个小偷，拿走了一些钱。这让他大为不惑，感到美国是社会公平，而人却很杂。这是他强烈的感受，有趣的是，此事除了和夫人说说外，并不多谈的。
离开美国前，汪曾祺给聂华苓写了一封信，说了诸多感谢的话。聂喜欢梁实秋，欣赏沈从文，对冰心、艾青也推崇备至。那么说来，对汪曾祺的价值也有会心吧？汪曾祺在这位美国华人学者那里，感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他和梁实秋不同，和沈从文也不同，当然和他们背后有相近的背景那是真的。在《怀念梁实秋》一文里，聂华苓写到对沈从文的喜爱，那是京派的余脉，很有意思的。汪曾祺等人的到来，对聂是一种旧梦的延续，对汪则是一个新梦的开始。许多年后，我到美国，走在纽约的大街上时，忽地想起汪曾祺当时在美国的感受。他说自己的硬壳裂了，真的传神。
有许多去过美国的作家，后来写作风格发生了变化，王蒙、王安忆就是例子。但和那些人不同，汪曾祺反而强化了对自己的选择的自信。东方人固有之文明，亦可在此世间与洋人对比地进化。文化其实是种活法，是精神表达的通道。汪曾祺知道，故国的精神通道尚未全部打开，但他以为自己正是这个通道的敲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