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向邻翁学作诗——语言问题和延安变革(李洁非) 

　　今年的5月23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的日子。《讲话》的发表，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延安时代”文化思想的具体宣示，它主导了新中国文化路径的选择，也决定了其主流的文艺样态。鉴往知来，今天的我们也许需要回到七十年前的文化现场，了解彼时延安文艺工作者的精神风貌和创作状况，认知《讲话》留给新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的遗产。为此，本刊邀约在“延安研究”上卓有建树的学者王培元、杨劼、李洁非和萨支山先生特别撰文详加解析，于5月10日、17日分两期发表，以增进广大读者对《讲话》之历史影响的理解。

　　中国的文学语言，以及整个书面语言，“五四”前后有一大变，从文言变而白话。其实，白话写作绝不自“五四”或现代起。中国的口语，自宋代至今整体上变化不大，而白话语体的写作也是从宋代起就见诸小说、讲经等，乃至《朱子语类》(由学生记录下来的朱熹讲课语录)，也羼入大量白话。“五四”的白话文运动，除了以白话彻底取代文言作为主要的书写语体，更重要一点在于，用大量外国词汇、术语，包括西式语法来改造中国口语，使之成为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白话，故专以“现代白话”称之。这种语体，与文言相比它可以说是大众的，但另一面，又强烈地打着知识分子烙印，是知识分子文化、价值观的产物，它与真正的民间日常语有着思想、语词、样态上的巨大区别。在知识分子看来，章回体包括其语言形态，是十足的旧文化；同样的，包括鲁迅在内用现代白话写的新小说，受众也主要是接受了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从没有真正进入市井之民的生活。新青年读《狂人日记》，闾巷之间所读却是《啼笑姻缘》等。“五四”以来文学在语言上的分野基本如此。

　　1942年，这分野终于到了要消弭的时候。

　　“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这一句，可谓将要开始的延安语言革命的轴心。

　　是年初，毛泽东在很多场合频繁谈到语言问题。

　　2月1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发表演说。日后，这次演说以《整顿党的作风》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成为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毛泽东谈到整风的必要性或整风的目的：“那末，究竟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呢？我讲，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对此，他自问自答：“什么问题呢？就是有几样东西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还显得不大正确，不大正派。”

　　这是目前从《毛选》看到的表述，然而经过了编辑，已非原态。在另一份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一篇题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补充》的文章，题下以括号注明“二月一日在党校开学典礼的演说”，可知其内容即经过编辑的《毛选》所未载者。其所“补充”的第一段话是：“那(当系误植，应为“哪”)几样东西呢？就是一个思想问题，一个党内党外的关系问题，还有一个语言文字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上，我们有些同志还有些不大正派的作风没有去掉。”

　　这当系《毛选》“有几样东西”一语之后所脱略的原话。在《毛选》之《整顿党的作风》中，三个问题的表述分别对应“学风”、“党风”和“文风”：“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结合《“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补充》，我们知道在毛泽东最初意思中，“主观主义”是“思想问题”，“宗派主义”是“党内党外的关系问题”(指在党内和党外两种条件下表现出来的宗派主义)，“党八股”是“语言文字问题”。

　　“语言文字”，赫然列为毛泽东当时心中最重要的三个问题之一。

　　这三个问题，《整顿党的作风》就前二者用了大量篇幅，而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部分，一周后(2月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专门做了讲演——讲党八股问题，这就是著名的《反对党八股》一文。此文与《整顿党的作风》实际是上、下篇关系，应该合而并读。毛泽东开始时说：“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些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亦即，到此“三个问题”才算完整讲完。

　　这样一来，毛泽东对“语言文字问题”的重视，变得格外突出——他单独讲了这个问题，留下一篇专门的文章。毛泽东总共历数了党八股八条罪状，与语言文字关系最直接具体的是第三、四条，即“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和“语言无味，像个瘪三”。

　　关于前者，毛泽东举延安一条标语为例，里面的“工人”两字被刻意写成异形。毛泽东评论道：“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从而提出，语言文字必须“看对象”，亦即有个“为什么人”的问题。

　　第四条说：“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这就是著名的对“学生腔”的批评。值得品味的是“瘪三”这个字眼，专门点出：“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上海，是“大革命失败”后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主要所在地，王明在那里成为领袖，留洋派在那里成为翘楚。它与“城市革命”路线(与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主张相反)联系在一起。上海没有毛泽东的身影，他不是“那批角色”中的一员。进而分析“学生腔”的原由：“一个人七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结论是：“语言要学”、“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怎么学？“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这一句，可谓将要开始的延安语言革命的轴心。毛泽东告诫，大众化不能只是时髦口号，口惠而实不至。“天天喊大众化的人”，不能“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

　　5月2日，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开了三次，毛泽东两次讲话，一次是开场白，一次是总结，日后合起来，成为影响越数十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开场白总共讲了四点——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和学习问题。其中，工作对象问题的重点是语言。他说：“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了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他又重复了《反对党八股》“语言无味”的说法。新的变化是，明确、集中使用了“工农兵”的字眼，三个月前《反对党八股》的用词是“老百姓”，还没有出现“工农兵”。

　　总之，从1942年初起，毛泽东把语言问题看成一件大事，决定将它列为整风要点，且就此进行持续思考，包括从提法、表述上加以完善。

　　1942年毛泽东力谈语言问题，主要目的不在文艺，而是从整体扭转现代思想和文化方向。 

　　1965年，他在给陈毅的信中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这句话，基本可代表他对“现代”以还文学的评价。他一生勤于阅读，而搜寻其阅读记录，却鲜见现代文学作品。连被他称作与之心灵相通的鲁迅，除了《阿Q正传》被多次提到而肯定读过，以外的小说和散文似未曾过眼；从毛泽东著述所涉鲁迅作品来分析，他的阅读集中于鲁迅的以思想性为特色、主要并非文艺作品的杂文那一部分。对于郭沫若也相仿，所读为其《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等历史、思想类著作，而真正从文学上给郭带来声誉的《女神》等，没有读过的迹象(也不排除一种可能：读过，但读不下去)。鲁、郭两人尚且如此，更遑言别的作家。甚至于那些在《讲话》后发表的被认为有力体现《讲话》精神的延安文学代表作，毛泽东可曾亲自寓目，似乎也是疑问。

　　分析毛泽东文章和谈话的引用情形可知，他对文学的兴趣在古典方面，现代文学则寥寥。这种兴趣反差，涉及诸多原因，语言显然是其中之一。应该说毛泽东的语言天分高于常人，语言质地如何，他一眼可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这句话，我以为主要是从语言角度而发。旧诗思想内容无论如何比不了新诗，但新诗始终未能像旧诗那样从汉语形式美层面解决问题。又据范用回忆，他当时在重庆，毛泽东本人及其秘书李六如经常开书单索书，“有一次给了我一个任务，搜集章回体旧小说。”(《给毛主席买书》)可见他喜欢的小说也是旧小说(这由毛著频频谈论《水浒》、《三国》、《金瓶梅》、《红楼梦》等可证)。我认为原因正像喜欢旧体诗不喜欢新诗一样，与语言文体有很大关系；章回体对汉语叙事功能发掘充分，而新小说则显得隔膜。

　　对现代文学作品语言成就评价不高，可以部分解释毛泽东之所以亲自抓语言问题。历来对《讲话》中关于语言问题的论述，也都从文艺角度来认识，视为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这固然不错，但我们想强调的是，1942年毛泽东力谈语言问题，主要目的不在文艺，而是从整体扭转现代思想和文化方向。文艺只是突破口，一个便利而有益的依凭。这跟二十多年后以“两个批示”从文艺打开缺口，是一样的。

　　毛泽东既认为洋八股、党八股违背五四精神，同时认为，它们是“五四”的一部分，是“五四”自身一种内在缺陷。这个看法，在现代思想史上具有转折的意义。

　　多年来，《讲话》一直作为单独的文本来纪念。但我们不可不知，就毛泽东相关思考而言，从《整顿党的作风》引出《反对党八股》，再由《反对党八股》发展到《讲话》，这之间是一以贯之的关系，而《反对党八股》尤有承启的意味。一些重大思想脉络，单看《讲话》并不能明其底蕴，一俟返求于《反对党八股》，辄豁然开释。《反对党八股》在具体谈到党八股如何表现之前，有段总论，讲党八股的由来。这番论述，才是紧要处。

　　他从哪儿讲起的呢？是从“五四”反思讲起。他首先肯定“五四”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以及反帝的精神，是“极大的功绩”。但紧接着说，“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了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明确给出一个顺序：从“五四”产生了洋八股，又从洋八股中产生了党八股。其道理是这样的：中共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它同时秉承了“五四”文化中正确与错误两种东西；而“五四”在文化上的主要错误就体现为洋八股，所以，洋八股就是党八股，党八股也就是洋八股，在毛泽东那里，二者实一、等量齐观——其原话是“洋八股或党八股”，没有分别。

　　这段论述的关键点和新意，显然不是对“五四”的肯定，恰恰在于对“五四”的批判。他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既认为洋八股、党八股违背五四精神，同时认为，它们是“五四”的一部分，是“五四”自身一种内在缺陷。这个看法，在现代思想史上具有转折的意义。在毛泽东将党八股追溯到“五四”那里之前，“五四”都只是正面的传统。出于复杂的原因，当年毛泽东对它的批判后来也被小心翼翼收藏起来，人们多半不知道党八股的指责或延安整风运动一大题旨，源于批判“五四”。然而，这一点不光确实，也非常明确。毛泽东清楚地表示：“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东西。”避谈毛泽东从某方面提出了对“五四”的否定，避谈他认为“五四”有消极因素，实际上无从解释延安在思想文化上所发生的事情。

　　他独创党八股一词，以抨击“五四”的一种倾向和思想风气。八股，乃是科举中举子们做的无补于世的空文，在毛泽东用法中，略近于“教条”的意思。将它用于“五四”，还有一层反讽用意，因为“五四”本是对八股所象征的历史之反动，后来自身却陷于另一种八股。这种新八股，特征在一个“洋”字。如果说老八股食古不化，新八股则可谓食洋不化。源盖出于，老中国完败于西方近代文明，导致中国自有文化和价值体系失效；十九世纪末起，中国的变革者即以“维新”是求；“新”者，欧美文明同义语也；逮及“五四”，进而衍出“全盘西化”的主张，中国的一切，从制度、道德、思想、文字到民族性，都被认为是落后、愚昧的，都应推掉重来，真知善学在先进文明那里或中国之外。

　　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这样求来的真知一种。中共的创建既得之于“五四”，早期历史也深受其意识形态影响。如果当时一般文化精英“言必称希腊”，党内精英则是言必称苏俄、言必称共产国际。毛泽东本人身受其害，对此深恶痛绝，诋之“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讽刺他们只会握箭徒呼“好箭，好箭”，却放不出去，提出要“有的放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从中概括出以下论断：“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改造我们的学习》)

　　语言是思想、文化的容器，思想、文化赖语言以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失去语言形式的思想、文化，便如出窍的魂灵无所依傍。毛泽东把语言问题提到那样的高度，以文风与学风、党风三足鼎立实施整风，深意在此。这就是为何我们说，毛泽东发动语言变革，意义远不以文艺为限。

　　就社会层面，延安语言革命更起到关乎根本的作用，亦即促使文化重心下移。

　　虽然语言变革，其所戟指在于扭转中国的思想方向，但文艺毕竟是最便于推行这变革，且最易收效、又最能立竿见影产生示范带动作用的领域。况且“五四”以来文艺创作本身从语言层面体现的价值观也的确相当典型，故而毛泽东的语言变革以文艺为突破口，既在情理之中，亦属上佳之选。

　　“五四”以来主流文艺创作的语体“现代白话”，颇反映了毛泽东概括的“五四”文化特征——从革老八股命起家，自己又落脚于新八股。它的革命对象文言文，是与生活实际相割裂的纯书面语，它自己实质却也如出一辙，从表意、语词及文法，也近乎是纯书面的，与生活、大众和口语具有了很大距离，以之写成的作品，诵于普通民众往往是“看不惯、听不懂的东西”(杨献珍《从太行文化人座谈会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出版》)。

　　在毛泽东“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号召下，那些从“五四”时代或其传统中走过来的延安作家，开始“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之类东西做切割。丁玲当时谈体会表示，要“缴纳一切武装”，做“一个投降者”，“把自己的甲胄缴纳；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拨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要谦虚地学习他们的语言、生活习惯。”(《关于立场问题我见》)语言变革，就像一把手术神刀；经过它，知识分子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就社会层面，延安语言革命更起到关乎根本的作用，亦即促使文化重心下移。可以说，上述对语言的讨论，以及延安发生的一切，对20世纪中国文化有着触及根本的意义。延安时代在中国百年现代转型史上的意义，即便不说比“五四时代”更重要，起码也与之并驾齐驱。

　　李洁非，学者，供职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著作有：《典型文坛》、《典型文案》、《龙床》等，与人合著：《解读延安》、《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