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乡关，我心温柔——刘晓川《子在川上曰》读后(凸凹) 

　　刘晓川先生的新著《子在川上曰》，我是在枕畔读完的。因为他的文字周到、质朴，处处关乎乡间的人情与文事，与我的出身、生活和文学状态切近，便大感亲切。读亲切的书，心要静、要虔诚，要细细品味，一如安享亲情，要沉浸其中，感受其最温柔的部分。而枕畔温柔，浮性收敛，个中消息就听得真切，有大收获，有大欢悦。

　　刘晓川先生虽然是批评家，但更多的是乡土守望者的情怀。他对土地有真感情，所以行文走笔，无居高临下之姿，对乡间文人和他们的作品，处处体现着关怀与照拂；有体贴，有悲悯，说心心相印的话语，述休戚与共的情思，都是让人受用的文字。

　　从晓川先生的批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文学的“基本准则”有始终如一的信奉。这种基本准则，就是对北京乡土文学传统的尊重与坚守。这个传统中，浩然、刘绍棠是主要的存在，所以，他评判新近的作家与作品，都是以二者为坐标的。这与米沃什的论断相暗合——米沃什说，在各种观念和思潮争相登场，对绝对精神和永恒审美产生置疑的时候，作家的良心，就是要坚守基本的道德准则——应该做一位敬神者，应该爱自己的祖国和母语，避免与恶结盟，不与传统决裂。所谓“恶”，在晓川先生那里，就是各种似是而非的文学时尚，其中包括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否定，以及技术至上、概念先行的创作趋向。他主张，作家，尤其是乡土作家，要爱乡土，爱生活，爱百姓，不跟风，不趋时，做“老实人”，老老实实地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写作。所以，他本能地厌恶那些“花哨”的文字，对质朴的作品他喜上眉梢，不遗余力地鼓吹。郊区几乎所有扎根乡土、严肃创作的作家他都深情关注，都写出了一丝不苟的评论文章，自然包括我。因此，通读他的《子在川上曰》，便感到，它不是一本一般意义上的批评论著，而是一部形象的乡土文学史——它把握了北京农村的发展脉络，勾画了北京乡土文学的历史走向，展示了郊区文学的整体成就，文学价值自不待说，其文献价值，是他人的批评所不能取代的。特别是《京郊文学六十年》一文，既有亲历者的深入，又有“旁观者”的法眼，其史料之翔，研磨之细，用心之切，立论之实，可谓叹为观止。

　　读晓川先生的《子在川上曰》，还有一重深刻的感受，即：他对文学始终充满敬意、充满信任，坚信文学是个有永恒价值的存在，是个文学至上的理想主义者。在他的笔下，对文学现象、文学作品、文学人物，都是端庄视之，无懈语，无微词，有的是耐心的分析，精心的对比，真心的阐释、诚心的指点。即便是原生态的作品，他也要披沙拣金，找出有用的蕴含和存在的价值。他要“救活”作品。也是这个态度，他不鄙薄幼稚，不鄙薄粗糙，只要是写出来的就有存在的理由。从本质上说，这贴近了大地(土地)道德——大地广阔，容得下各种生长——河水自清，小鱼也逍遥；山峰自显，上边的矮树也高。文学就是写生活，是他一以贯之的恪守与取向，所以，在他的眼里，郊区作家有生活，自比躲在烟气避眼的书斋里的生编滥造要好，因而他呵护，他舍得为他们用笔。这也难怪，在现实中，他就是文学即生活一流。他看重做文与做人同一的境界，不仅溢于言表，还努力践行。身居“庙堂”之高(批评家、编辑家)，却总是往农村跑，与农村作者打成一片——即便是无名作者开研讨会，他也一请就到；即便是与主编无几多交情的大报大刊，他也要把郊区的佳作往上推荐；即便是主办方设定了评奖范围，他也面红耳赤地为农村作家争取名额；即便是写作之外的生活难题，他也有求必应。久而久之，他成了郊区作家的知心朋友，颇有“谁人不识刘晓川”的味道。

　　由刘晓川，我想到了马尔克斯的一句话——

　　诗歌(文学)是平凡生活中的神秘力量，可以烹熟食物，点燃爱火，任人幻想。

　　又想到了布罗茨基所说——

　　阅读和写作，能挽救心灵的健康，是让人感受到体面生活的方式之一，或许还是唯一的方式。

　　我要说的是，或许是由于刘晓川的倾心关注，由于他文学至上的情怀濡染，才使郊区作家没有最后失去对中国文坛的希望，才使他们没有在艰难的文学之路上灰头土脸犹豫彷徨而最终放弃。也许这样的说法或许有些夸大其辞，但至少，他传递了马尔克斯、布罗茨基们所感所悟的文学信念，让郊区作家们倍感温暖，对文学，不离不弃，对文坛，不卑不亢，在爱与幻想中，坚定前行，甚至进入了自适自足，佳作迭出的发展阶段。而且，漫漫乡关路，诗意盎然，风生云起，有繁荣之象。 

　　惠特曼说过——只有伟大的读者存在，才有伟大诗篇(文学)产生的可能。我认为，像刘晓川这样致力于乡土文学评论的批评家，之于乡土文学来说，不啻为近于伟大的读者——优长与缺憾，都是能读得出的，再加上菩萨心肠，善意的点化，不久的将来，乡土文学生出临风玉树、洪钟大吕亦未可知。

　　望乡关，我心温柔。这是对批评家们深情的呼唤和殷切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