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激情与作家的伦理
半个世纪过去，可以看到作家逐渐由被动变主动、批评家逐渐成为傀儡和鸡肋的过程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着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巴金语)谭权书 作
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是一个太过老生常谈的话题，诸种论述，面面俱到，以至于现在的人们已经失去了探讨它的空间与兴趣。为写这篇小文，特地到网上浏览，有两篇文章格外引人注目：一是巴金先生发表于1962年第5期《上海文学》杂志上的文章《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另一篇是周晓枫女士的杂文《批评家的勇气和作家的胸怀》，(见《文艺争鸣》2011第8期。)二者跨越不同时代，相隔几乎半个世纪，却道出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彼此相映成趣，成为记录彼时批评家与作家二者关系的鲜活史料。
巴金先生的文章，是1962年春天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可以看出，囿于当时严酷的阶级斗争形势，巴老心怀战栗，文中谈的虽然是作家和创作，实则指责的却是那些习惯于挥舞大棒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批评家。“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着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谁又不怕挨整呢？谁又愿意因为一篇文章招来一顿痛击呢？许多人(我也在内)只好小心翼翼，不论说话作文，宁愿多说别人说过若干遍的话，而且尽可能说得全面，即使谈一个小问题，也要加上大段的头尾，要面面俱到，叫人抓不到辫子，不管文章有没有作用，只求平平安安地过关。”如此令人痛心的话语，如此让人揪心的情形，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作家，无不感同身受。那种假“文艺批评”之名、行政治迫害之实的状况，在我们的当代文学史上曾经漫漶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文艺只强调为政治服务的时代，作家和批评家之间是不可能形成正常的对象化关系的。
时至今日，当历史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经济飞速发展，GDP已经排名世界第二，社会和谐人心稳定，文学领域内批评家跟作家之间的关系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周晓枫的文章有了中肯且不失激愤的总结。她从编辑家这“第三人”的角度，剖析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关系，对于双方的人性弱点都做了认真的剖析，认为双方都没有尽职尽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批评家完全成了盲目的吹鼓手，除了吹捧之外见不到一句真实的批评之言。她质疑批评家“把学术探讨变成人际周旋，觉得他们词库里有太多褒义词，却像缺血一样缺乏贬义词的储备。研讨会就像帕瓦罗蒂们演出，比着飙高音，及至失真的海豚音。当批评失去贬义词的时候，就像阳光下的物体没有阴影，只能证明它不是真东西，不过是画在纸上的扁平之物。”同时她也指出，造成批评家假装集体弱智的实际原因，也是由于作家们的暗中操纵。作家们出于名利心的驱使，只顾求出名图好卖，对艺术和创作的本真缺乏探索和钻研精神，他们变得十分脆弱，只愿听好话，受赞扬，无力去承担也不愿意听到任何批评。这样的批评家是不负责任的，这样的作家，也是难以进步成大器的。
以上两篇文章，虽来自于不同的时代、出自于不同的身份，但是对于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都是从实践意义上总结出的，因此显得格外真实和真切，对于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回顾和总结二者关系，是极有意义的。时代在变，二者的关系随之在变。从巴金时代作家对批评家的惧怕，到周晓枫时代作家可以对批评家进行操纵，半个世纪过去，可以看到作家逐渐由被动变主动、批评家逐渐成为傀儡和鸡肋的过程。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批评的失真和乏力？我想还是因为时代的转换。当一个商业的电子化时代来临，由于器物和载体的变化，应运而生的是媒体批评和网络批评。原先的“学院批评”和“协会式批评”，因其溢美之词过滥而失去其有效性，不能再以其深刻洞见而对创作进行引领，影响逐渐式微，退居边缘不受关心。媒体批评和网络式批评能甚嚣尘上，从积极意义上说，媒体记者、编辑的报道和网络灌水帖子因其对作品反应迅捷、迅猛，偶尔露峥嵘时又不乏真知灼见，因而，他们成了这个时代“批评家”的代名词，尤其深受年轻读者待见。另外一个方面，从消极意义上说，也因为前者能有效的把作家作品搬上娱乐版头条，在插科打诨、八卦调笑中解构掉作品的庄严意义，进而赢得读者关注和排行榜的位置靠前；后者基本靠网上拍砖谩骂、以及僵尸粉数量的吓人堆积来滋养人气和吸引眼球，达到的同样是将书卖得好卖得快的目的。
传统的批评家，除了积攒一些不痛不痒、千篇一律的等腰著作等着评定职称，还能干些什么呢？批评家要想重新赢得人们的尊敬，首先必须坚定自身的道德文化立场，除了加强批评队伍的理论建设外，还要勇于对现实发言，对净化文化环境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尤其希望，在“市场”这个概念甚嚣尘上的混乱时刻，能有批评家挺身而出，指出：“市场的逻辑并非文学的逻辑”， 号召净化周围的艺术创作空气，提倡那些纯粹的，唯美的，优雅的，不单纯以获利为目的文艺创新。就像墨西哥作家帕斯在《批判的激情》里所说的那样，“今天的文学商业被一种单纯经济观点所左右：最高价值就是购书者的数量。赚钱是合法的；为‘伟大的公众’生产书籍也是合法的，但如果中心意图是出版‘畅销书’、娱乐性作品和通俗读物，文学就会死亡，社会就会堕落。”
同时身为作家，我们是不是也要时刻三省吾身，时刻问自己：是否忘记了初进文学创作这条道路时曾发誓要追求永恒、要完成打造艺术作品永久魅力的使命？批评家就应该是那样一群人，那样一群时时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使命的一群人，那样一群令人尊敬的智者和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