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0年代到80年代：共和国文学的治理观 

　　文学的思想斗争，在当代文学史前四十多年连绵不断，构成一种突出现象。这种现象，迄今为止大多数学者从政治背景、政治需要上来理解和看待，视为文学所被动接受的一种影响，或对于文学的一种干扰。这样的认识有它的道理，因为每一次文学斗争和整肃，几乎都是外部因素引起，是外部环境的反映。然而仅仅这样看，有很大的片面性。导致片面性的原因，是不知道从文学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看问题。文学生产方式问题的提出，对认识文学关系是一种新的整合。像当代文学史上此起彼伏的斗争和整肃这种现象，置于传统的认识下，都会被当成外部的冲击与干扰，被理解为使当时文学受到损害的不利因素。但是，如果从文学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考察，结论却刚好相反：这种貌似有害、干扰了文学的现象，恰恰是共和国文学自我维护、使文学生产更加符合自身利益、要求和方向的一种调节手段，是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不妨更明确地说，斗争和整肃是共和国文学推动其自身发展的一种运动规律。过去，所以看不到这一层，就是我们一再讲的，用传统的普遍的文学观看当代文学史，没有认识到共和国文学是一种有其特殊形态、特殊规律的事物。

　　周扬曾经一语中的地指出：“文学艺术从来是思想斗争的重要部门。”这句话隐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文艺与思想斗争的关系直接而紧密，不可能超然其外，二是文艺一方面既可以帮助思想斗争，另一方面它也应该通过思想斗争来巩固和完善自己。换句话说，在共和国文艺体制看来，文艺的治理，文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思想斗争；只有充分的斗争，才能使文艺达到“大治”。

　　这就是共和国文学的治理观。在这种观念下，文学积极进行思想斗争，绝不是去干扰和妨害文学发展，恰恰相反，只有积极进行思想斗争，文学才得到正确发展。

　　所以，有刘白羽如下论断：“如果没有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和各种阻碍创作发展的思想倾向进行斗争，那末，今天就不可能进一步来进行发展我们的文学事业。”将这种认识比较全面地展开，则像周扬说的那样：    

　　容忍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反革命分子对人民文艺事业的腐蚀和破坏，丧失我们在文艺战线上应有的政治锐敏性和思想战斗力；容忍文艺工作中各种不正确的、不健康的和腐朽的倾向，而不去坚决地加以反对，另一方面又不积极地保护和扶植文艺事业发展中的进步因素和新生力量；容忍文学艺术落后于生活的不正常的现象，漠视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学艺术的日益增长的要求，忘记作家艺术家对国家和人民所应负的责任；所有这些，就都是右倾保守主义的显著的表现。两年来，经过思想战线上的一系列的斗争，特别是批判和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文艺界存在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和各种反人民的活动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右倾保守主义的思想也得到了有力的纠正。这样，就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顺利前进扫清了道路。

　　这段论述中的三个“容忍”，大致讲清了共和国文学所以要不断展开思想斗争，以及为何而展开这种斗争的目的。因为，这种文学是有原则的文学，它恪守着一些边界，有着若干不容触动的原则，建筑在一种政治和思想的基础之上。它必须去捍卫这些东西，只有捍卫了这些东西，文学的发展才是符合它自身利益的。因此，斗争和整肃对于共和国文学来说，绝不是干扰和破坏，而是主动的建设。

　　不仅仅是文学发展的实际需要，在此之外，更有一个哲学和世界观问题。对此，邵荃麟一段话谈得比较清楚：

　　文学上的这些思想斗争，归根到底是反映着新的生产关系同旧的生产关系的斗争。经验证明，每逢生产关系有了新的变革的时候，这种斗争就会在文学领域内呈现出来。……马克思主义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对于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不能够采取回避或调和的态度，必须区别这些矛盾的性质，正确地对待和处理这些矛盾，通过不断的斗争，取得兴无灭资的彻底胜利。

　　辩证唯物论认为，人及其精神活动，不仅是反映现实，更主要的是改造现实。文学作为一定社会的、历史的、阶级的存在物也如此；它在反映现实的同时，势必参与现实的改造，因此，文学开展思想斗争既是现实的反映，也是它主动自我改造的需要和表现。

　　具备这样的认识后，再来看当代文学史上连绵不断的斗争和整肃现象，我们就不会仅仅报以忧怨的目光，就可以有一种更理性的判断。那是它必然采取的方式，是这种文学的基本的发展模式。从它自身的方向与追求来说，每发生一次新的斗争和整肃，都表示朝它的目标更前进了一步，而绝不是对自身的破坏——如果说破坏了什么的话，也是破坏了阻碍它发展的东西，破坏了它所反对和应该破坏的东西。这里有一个建设与破坏的辩证法，不破不立，建设就在破坏之中；破坏不止，建设才始终前进着，越来越多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残余被清除，社会主义文学才能够扫清道路，取得最后胜利。对于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共和国文学来说，不断斗争和整肃是它必须坚持的生产方式。虽然当代文学史上有些斗争和整肃，表面看起来颇具偶然性，比如说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但实际上，执着于这种偶然性是一叶障目的，正像在发动与胡风的斗争时周扬报告那个著名的标题所表示的那样——“我们必须战斗”！这几个字涵盖了一种文学，涵盖了一种文学模式，也涵盖了这种文学的特殊规律以及它的治理观。

　　人们一般对当代文学史上的斗争和整肃的记忆，集中在胡风案之后，集中在批胡风、批丁陈、批冯雪峰以至于“文革”中批周扬、批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上。也就是说，集中在一些具有大背景的大事件上。这种记忆，确实因为大事件比较令人瞩目，给人的印象比较深刻。但是它容易带来两个误解，一是由于上述事件都有较大的背景，因而误以为文坛发生这些斗争多系外部原因造成；二是以为在文坛也是逐渐形成斗争气氛和热情的，是形势变化所致，是对形势的适应和跟随，换言之，斗争并不是文坛的常态。

　　对于当代文学来说，开展斗争究竟有没有主动性？究竟是被动地适应形势要求还是一种内在自发的机制？这一点，关系到共和国文学的运行方式。我们认为，积极主动斗争，是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的一种自身规律；如前所述，它有这种内在需求，并不是有人具体就一件事指示它开展斗争，它才遵照执行。虽然在很多重大斗争后面，我们看到了大的形势的规定性(例如反右时文学的整肃)，或看到了来自外部的强有力的推动甚至直接的插手(例如江青在“文革”中扮演的旗手角色)，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即使在没有这些因素的时候，文坛仍然有或大或小的斗争开展，这其实是一种常态。

　　鉴于人们对文学思想斗争的印象，多在1955年以后，那么我们就从1955年以前某一年的《文艺报》，来看看当时情况究竟怎样。

　　这时候，《文艺报》的主编是丁玲、陈企霞和萧殷。

　　第四卷出齐的时候，《文艺报》专门写了《编辑部的话》作为总结。它开头这样说：

　　《文艺报》已出满四卷。在第四卷中，由于文艺批评在文艺创作及社会生活的思想斗争中日益需要，由于文艺界同志，通讯员同志和广大读者对于我们的有力帮助，文艺批评获得了新的开展；进一步加强了它的群众性和思想性，产生了较广泛较深刻的影响。

　　翻到封底，上面印着关于第五卷的广告，一共列了6条来介绍其内容特色。其中第1条说：“《文艺报》第五卷决定进一步加强文艺批评和文艺学习的内容，提高刊物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战斗性。”第4条又强调：“继续展开对文艺创作和工作中不良倾向和错误思想的批判，从中取得教训，以改进和推动文艺创作和文艺工作。”

　　积极开展思想斗争，既是编者心目中第四卷的主要成绩，也是第五卷将着重抓的重心，还是刊物值得向读者推荐的看点。那么，这一切在刊物上是怎样体现的呢？

　　打开第四卷的第一期(总第三十七期)，引人注目的是篇目上以黑体字标出的一篇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作者贾霁。与此文同时，还刊登了《鲁迅谈武训》，内容是当年鲁迅以笔名何干写的《难答的问题》。另外，还有江华(即陈企霞)很短的一篇《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

　　也就是说，《文艺报》批《武训传》，确确实实是自己“看出《武训传》有问题”，确确实实比毛泽东指示早了将近一个月。这件事，有偶然也有必然。就偶然论，丁玲看出《武训传》“有问题”，周扬却没看出来，有偶然性；可能换了另一次，情况会正好倒过来，周扬看出来“有问题”，丁玲却没看出来——这确实都有可能。就必然论，党的文艺体制的每个领导者，势必在随时“发现问题”上集中了最大的注意力，虽然有的时候能看得准，有时或许走眼，但他们对此类事情保持高度警觉，意识到自己肩负着积极开展思想斗争的使命，是一定的。丁玲和《文艺报》能早一步开展对《武训传》的批判，就是这种工作意识、工作状态的结果。

　　批判《武训传》，是第四卷《文艺报》大张旗鼓开展的一次思想斗争，除第一期那一组文章外，以后各期又发表或转载了十二篇文章。这件事情上，《文艺报》的亮点或引以为荣的地方，并不是斗争声势浩大——别的报刊声势也都浩大——而是得风气之先，自动发现敌情。所以它在第四卷末期(第十一、十二期合刊)做自我总结时，可以这样意味深长地说：

　　从讨论《武训传》开始的对于文艺创作中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批判，不仅在文艺界，同样也在文化、教育和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形成了在全国范围内的一次思想学习运动。

　　且不说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文革”，仅以十七年来论，斗争和整肃就是随时随地持续发生着，具有很大的普遍性，远不限于人们耳熟能详的几桩大事件。

　　批判《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那样的事情，在《文艺报》，实属家常便饭。几乎每一期的刊物，都有这种内容。

　　周扬“地方文联主席不能随便批评”一语之事，是由李准(他后来将名字改为“凖”，这里依历史应保持原貌)成名作《不能走那条路》而起，先是于黑丁发表了一篇充分赞扬李准小说的文章，《文艺报》“分工阅读中南的刊物”的编辑侯民泽(即敏泽)在编辑部汇报会上谈了自己对小说和于黑丁文章的看法，认为小说有明显缺点，而后者对小说有过火捧场，是“拔苗助长”，陈企霞就布置侯民泽写一篇文章，经修改后，以“李琮”之名发表。关键是《文艺报》批评于黑丁文章发表之后的反应，河南似乎一夜之间冒出来许多支持“李琮”观点的人，陈企霞说，“河南文艺界对这小说本来有争论，一部分不重视小说的人认为文艺报支持了他们，纷纷写信来拥护李琮的文章”，“当时编辑部收到的全是拥护李琮文章的信”。这自然引起了于黑丁方面的强烈反弹，但更主要的是，领导上认为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作品之一，《人民日报》1954年1月26日全文转载这篇小说时在编者按中认为：“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原发表在去年十一月二十日的《河南日报》上。这篇小说，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几个不同的农民形象，表现了农村中社会主义思想对农民自发倾向进行斗争的胜利。这是近年来表现农村生活的比较好的短篇小说之一。”所以李琮的批评进而引起了上头对《文艺报》的批评，周扬表明态度后，“党组会决定组织文章来反对李琮”，指定康濯撰稿，即《评〈不能走那条路〉及其批评》，文章写出后“经过周扬、林默涵等同志修改”，发表在1954年第7期《文艺报》上。陈企霞的感受是，“这文章打击文艺报过火，保护于黑丁不必要”。而事情进一步的发展，则是稍后因为毛泽东就《红楼梦》研究问题批评《文艺报》打击“小人物”，袁水拍受命写《质问〈文艺报〉编者》，列举《文艺报》打击“小人物”现象时，除了李希凡、蓝翎，也提到李准和这篇小说，这样，事情才画上句号，结果是同意并布置“李琮文章”的陈企霞受到撤职处分。(以上叙述，除注明者外，皆据陈企霞《陈述书》)

　　这件事的经过，峰回路转，眼花缭乱。先开展斗争的人，后来反被斗争；批评李准小说和于黑丁，一度赢得广泛呼应，后来却变主动为被动。对于此类场景，重要的不是搞清楚谁是谁非，而是应该看到当时文坛的基本景象，不管人们具体观点怎样不同，他们所做的事情却是一样的，都以高昂的热情置身于斗争。大家都有这样一种使命感，要为坚持文艺事业的某些原则而斗争，但难免在具体问题上着重点不一样，结果就出现了斗争者再被斗争的现象。

　　冯雪峰何尝不是这样。先前他作为“李定中”的斗争性，是很强的。可是在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问题上，按语没有写好，自己也成为更大的斗争对象。其实，被斗争的后果的严重性，是以后慢慢才体会到的。在当时，文艺界进行斗争，是颇为普通的情形，斗争者似乎并不对被斗争者过多地有什么犹豫歉疚之感，批评时话说得很重也习以为常。

　　例如赵树理在其主编的《说说唱唱》第三、四两期连载一篇小说《金锁》，主人公是一个乡村流浪汉，后来参加了解放军。赵树理贵其“真正了解未解放前的农村……可使人了解革命势力来到之前自然状态下的农村具体情况如何”，予以发表。然而《金锁》却招致批判。《文艺报》第二卷第五期发表邓友梅《评〈金锁〉》，质问：“这是农民吗？是劳动群众吗？简直是地痞，连一点骨气都没有的脓包，只是地主的狗腿，旧社会的渣滓才有这样的性格。”赵树理被迫写检讨《〈金锁〉发表前后》。不过，虽然是检讨，却看得出赵树理不大服气，他说“我所以选登这篇作品，也正因为有些写农村的人，主观上热爱劳动人民，有时候就把一切农民都理想化了”，还请求“作农村工作的同志”，不要“事先把农民都设想成解放军那样英雄好汉”。这样的检讨当然不行。虽然是赵树理，一个方向性的人物，也会被认真而非敷衍地对待。于是，过了两期，又登了赵树理的《对〈金锁〉问题的再检讨》，承认问题在于“自己有了熟悉农村这个包袱，在感情上总觉着千篇一律的概念化的作品讨厌”。

　　连赵树理这样的《讲话》之后革命文学“现象级”人物，一旦被批判，也措辞严厉，由此可见，对于当时来说，这是文坛开展斗争的正常气氛。

　　像郭小川那样，在文艺思想和创作方法上完全属于主流，本人也曾经深受陆定一、周扬信任，在反胡风、批丁陈、反右派等重大斗争中都曾冲锋陷阵的人，1959年也遭到严厉批判，则于情于理都有些不好解释了。

　　1959年6月起，组织开始了对郭小川的“帮助”。郭顶得很厉害。有关方面加大了工作力度，11月，借反右倾斗争开展之机，“帮助”升级为批判，批判会连续开了7次之多。郭小川的创作是被猛烈攻击的方面；不仅在思想、世界观方面予以指责，也对其创作风格以至具体句子、口吻、字眼的极力挖苦嘲笑。翻阅批判发言记录，随处可体会到郭小川的屈辱处境与感受。批判者照例从“思想”上对郭小川提出了严厉指控，例如说《一个和八个》对历史党的肃反斗争持怀疑的右倾主义观点，《望星空》是资产阶级唯我主义、唯心主义并且贬低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实之类。

　　发人深思的是这场批判的结果。1962年6月中国作协关于1959年反右倾运动的甄别总结，几乎收回了当时对郭小川的所有指责，只保留他有“个人主义世界观问题”的看法，对《一个和八个》、《望星空》二首诗，则含糊其辞地说存在“错误倾向和不健康情绪”，同时承认“这是创作上的问题”，“可以在党的日常的组织生活中，或在同志之间去进行批评和展开讨论”，“不必在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拿来批判”。等于承认斗争是不必要的。但对这样一场本不必要却搞得力度颇大的斗争，作协却并不道歉。这反映了当时领导文艺的思维方式。可能会在事后发现斗争本不必要，但并不觉得那样做有什么不对或不正常；人们坚信文艺必须在斗争中发展和前进，假使某个人、某件事没搞对，也不怀疑应该坚持斗争这个大方向。

　　不仅针对当下作家作品、现象开展斗争，有时也旧话重提，根据现实需要重审往事。著名的例子有“文革”中就“两个口号”论争对周扬的批判，以及1958年《文艺报》的“再批判”特辑。“再批判”的对象，是延安整风前的七篇“问题作品”，即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1958年第2期，《文艺报》组织了这个特辑，让上述作品“亮相”，同时配发林默涵、张光年、严文井、冯至等的批判文章，并以《文艺报》名义发表了编者按。随后，《文艺报》编辑部又将特辑另加先前发表于《人民日报》和《文艺报》的其他四篇批判文章，结集一书，也题为《再批判》，由作家出版社于当年6月出版。特别重要的是，《文艺报》编者按语实际上是毛泽东亲笔，其中说道：

　　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

　　可以说，“再批判”开启了文艺斗争的一个新的方面、角度和思路。

　　老问题需要“再批判”，新现实就更被密切注意。1956年前后，共和国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青年作家羽翼渐丰，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这一年，召开了首次“青创会”，其中，刘绍棠、刘宾雁、王蒙是佼佼者。像任何时候的青年作者一样，他们的写作和意识也给当时带来了冲击。刘宾雁的报告文学《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和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都轰动一时。尤其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后引起很大争议，而占优势的，明显是批判和否定的意见。李希凡在《文汇报》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在中国作协高层讨论会上，主流态度也是否定。《中国青年报》总编和副总编，悄悄找王蒙谈话，“他们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我捅了个大漏子，他们告诉我已经有人将此文与王实味《野百合花》相提并论了。”但是，出人意料地传来毛泽东支持这篇小说的消息，舆论开始有变，一些青年作家如刘绍棠、从维煕正面肯定这篇小说的意见，在《文艺学习》组织的相关讨论中露面。不过，最终小说还是给王蒙带来厄运。刘绍棠的情况跟刘宾雁、王蒙有些不同，他的创作并没有出什么“问题”，但是，1957年春天他发表了几篇言论性文章，谈了一些对繁荣文学的自己的主张。反右运动开始后，他成为青年作家中遭到斗争的代表人物。当时，一大批共和国第一代青年作家受到斗争，除上述诸人外，北京的汪曾祺、从维煕、邓友梅，天津的鲍昌，四川的流沙河，江苏的陆文夫、高晓声(他们一道结为一个叫做“探求者”的文学团体)……都在斗争中倾覆。这些人后来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中坚，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重放的鲜花》，用这样一个书名隐喻书中作者们当年作为文学朝露的身份。

　　如果说年轻人容易“出格”是普遍现象，难免摔跟头，被敲打几下也并不奇怪；可是，赵树理的遭遇就不能以常理揆之了。前面说过，解放初期他即因编发小说《金锁》受到严厉指责；但这既不是这位老延安文艺战士唯一受到的责备，也不是最严重的一次。1959年，他因为对“大跃进”的态度问题，成为作协反右倾斗争的重点对象之一。1962年后，他又因“中间人物论”被批判。

　　到了“文革”前夕，多年作为斗争者的人，也不能呆在那样的位置上。先是邵荃麟，然后夏衍以至周扬，还有刘白羽、张光年……于是，“文革”得出一个结论，整个十七年文艺被一条“黑线”专了政。    

　　薄一波在回顾知识分子政策时说，“有相当一些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过不了关，或者受到了冲击批判，或者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使他们的报国之忱和工作积极性受到很大挫伤”；还说，“在自然科学领域工作的知识分子所受的冲击要小些，而在社会科学、文学艺术领域工作的知识分子所受的冲击就大多了，损失也更为严重些”。对此，他提出：“并不是讲知识分子就十全十美，可以不严格要求，可以采取放任的态度。而是说知识分子身上有这样那样的毛病、缺点、弱点，是毫不奇怪的，也不必求全责备。要相信他们身上的一些不足，是可以通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通过走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逐渐得到克服和改变的。”

　　现象表现为对待知识分子(如薄一波所说，尤其是“社会科学、文学艺术领域”的知识分子)的态度，而另有深刻原因。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一定的文化、意识形态，受制于并反映着其经济基础状况。既然新中国将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立国，就势必同时对文化、意识形态实行革命，以求其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在此过程当中，由于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大多来自旧社会，为旧文化、旧意识形态所培养，他们就普遍面临一个思想改造问题。

　　这就是持续开展斗争并不断加大其力度的必要性。当然，也可以有另外的方式，比如薄一波所说的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来改造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可实际上当时对于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愿望极为迫切，抱着“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态度，而略微稳妥一些的主张都被目为“小脚女人”。这种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气氛，不仅在经济领域带来各种激进决策，更是思想文化战线斗争和运动一浪高于一浪的原因。    

　　这样的思路，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甚至90年代的头一二年也仍然看到余续。总的来说，80年代是衰减期。以1984年年底四次作代会为分界线，之前情况跟过去基本一样，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现代派、人道主义等问题，以及《苦恋》等作品上，都有集中表现。但是，经历了“文革”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包括过去文艺斗争的部分领导者，开始反思“斗争与繁荣”的关系，觉得它不符合“双百方针”，对文学限制太死，不利于文学整体繁荣。很多人对文学繁荣的理解扩大了，开放了，不再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枝独秀为满足。80年代文学，以此为焦点，出现很大分歧。在胡耀邦、习仲勋的支持下，四次作代会以“双百方针”为主导精神，从而带来转折。不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出现反复。

　　以斗争求繁荣的真正消隐，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文坛延续了将近五十年的周期性、规律性斗争局面，从此平息。这一点，其实是整个当代文学生产方式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可靠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