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剧作为“老虎皮” 

　　《悬崖》也是谍战剧，起初我有些抗拒心理。自《潜伏》之后，谍战剧此起彼伏，占据荧屏。这些片子大多数是《潜伏》的某个分支的扩张或延伸，假夫妻，真情人，加上官场的厚黑学，再加上鸡鸣狗盗之技，如果不是那些人物身上的共产党人特征，你把它当做警匪片看也无所谓。

　　这让人想起前些年很火的涉案剧，其实谍战剧是另一种形态的涉案剧，只不过正反双方倒了过来：涉案剧中的那些作案者，在谍战剧中换了个身份，他们是地下工作者，是有信仰的间谍。所以这些地下工作者的“违法乱纪”，对当局(这个当局抑或是日本人，抑或是国民党)的破坏便成了革命的行为，因此受到了称赞。也难怪孙红雷在涉案剧《征服》中演一个黑老大惟妙惟肖，在《潜伏》里演一个地下英雄又如鱼得水，大概孙红雷身上有那种在野的、与当局不合作的叛逆气质。

　　谍战剧大火，和当年的涉案剧一样火，问题是涉案剧的火只是在于收视率的高，在庙堂的评价榜上却是没有地位的；而谍战剧的火不仅赚得了收视率，还获得了来自政府的各种好评和奖项。按照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谍战剧和涉案剧，他们其实都满足了人们对犯罪行为的窥视欲。现代心理学认为，人潜在的犯罪冲动，因为受到法律、道德、纪律以及舆论的制约，常常会转化为一种窥视行为。鲁迅在《药》里谴责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看客心理，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是成立的，比如在上世纪的启蒙和救亡的背景下，看客是让人悲哀的，华老栓对夏瑜的围观，只是对砍头的围观，而不是对革命者的围观。

　　同样有展示犯罪过程的嫌疑，同样有教唆青少年学坏之嫌，涉案剧遭到口诛笔伐；而谍战剧因为披上了一件红色的外衣，就大行其道。因为红色间谍们的那些违法的行为，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组织，是为了一次军事行动或一场战争的胜利，是为了崇高的信仰。因此，剧中间谍们所涉及的偷、骗、抢、杀，暴力、阴谋和色情(不止一部电视剧宣扬美人计，无论“美男”还是“美女”)，能够受到导演的追捧和观众的喝彩。

　　我不反对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不反对以革命的阴谋对付反革命的阴谋，也不反对以革命的美人计对付反革命的美人计，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谍战之剧宣扬的总不是我们社会当下需要的价值观、爱情观和生死观。谍战蕴含的很多厚黑学，和正常社会的价值观是冲突的，和我们民族传统的价值观也是冲突的，中西方文化对诚实、善良、友爱的共同推崇，却是谍战剧所颠覆的——诚信太可笑，间谍的词典里只有说谎；善良，就要被敌人杀死；对间谍来说，四处都是危机，四处都是敌人，无友无爱。那种分裂的人格，那种戴着面具生活的虚伪，是特定时期特定人群不得已而为之的，而我们反复地宣扬、演示、分解，是仅仅在颂扬那些处于变态生存环境下的地下英雄吗？

　　我们有必要让我们的孩子一开始就去熟练地了解阴谋、暴力、欺骗的手段吗？如果不做间谍，这些见不得阳光的手段，能用来做什么？

　　我们有理由缅怀那些谍战英雄、无名英雄，歌颂他们的献身精神和人格力量，但如果将那些无名英雄作为“老虎皮”，去谋取经济利益，这样的缅怀就另当别论了。

　　能够把《悬崖》看下去，起初完全是因为张嘉译的魅力，张嘉译在《借枪》中的表演彻底征服过我。看着看着，《悬崖》的独特之处出来了，这就是周乙、顾秋妍一对假夫妻的厌战情绪，他们起初只需假扮三个月，没想到一演就是七八年，折磨人啊！对人性的考验，对纪律的考验，让周乙两口子如同煎熬，他们对谍战没有太多的欣喜感，而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片名所言，悬崖之巅，主人公不像《潜伏》里的余则成，本可撤退还要恋战；更不像《借枪》里的熊阔海，以近乎招标的方式向对手下战书。《悬崖》贯穿始终的是主人公对战争的厌烦和痛恨，这就让《悬崖》在《潜伏》、《借枪》之后，有了对战争对人性之戕害的深刻反思。

　　《悬崖》那种深沉的悲剧色彩，本质是反战的，无论是血雨腥风的战场，还是暗枪暗箭的谍战，它们都扭曲人性，残害生命，都是人类的敌人。谍战剧的宗旨应该是反谍战，而不是炫耀谍战的暴力、阴谋和诡计，这才能体现出艺术家的正义和良知。

　　一个没有间谍的社会，才是真正的和谐世界。而一个谍战剧充斥的社会，则表明了民众对和谐的无限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