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都市文明的崛起中寻找皈依之路 

　　一个矛盾重重的作家

　　都市文明的崛起是当下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也可以将其称为正在崛起的“新文明”。但是，这个“新文明”的全部复杂性，显然还没有被我们所认识。我们可以笼统地、暧昧地概括它的多面性，可以简单地做出承诺或批判。但是，这没有意义。任何一种新文明，都是一个不断建构和修正的过程，因此，它的不确定性是最主要的特征。这种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对生活其间的人们来说，带来了生存和心理的动荡，熟悉的生活被打破，一种“不安全”感传染般地在弥漫；另一方面，不熟悉的生活也带来了新的机会，一种跃跃欲试、以求一逞的欲望也四处滋生。这种状况，深圳最有代表性。这当然也为深圳的小说家提供了机会和可能性。吴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下出现的小说家。

　　吴君的深圳叙述与我们常见的方式有所不同、或者非常不同。在不长的时间里，她先后创作了《我们不是一个人类》《城市小道上的农村女人》《海上世界》《福尔马林汤》《亲爱的深圳》《念奴娇》《陈俊生大道》《复方穿心莲》《菊花香》《幸福地图》《皇后大道》等长篇和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说“好评如潮”可能有些夸张，但对一个出道不久的青年作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读过吴君的作品后，我强烈地感到她是一个对深圳生活——这个“新文明”的生活有真切感受、也矛盾重重的作家。在一篇创作谈里吴君说：

　　十二岁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农村……回到城市，仍会经常梦见那里。即使现在，每每想家，满脑子仍是东北农村那种景象，如安静的土地和满天的繁星，还有他们想事、做事的方法。当然想不到，我会在深圳这个大都市与农民相遇。他们有的徘徊在工厂的门口，有的到了年根还守在路边等活，他们或者正值年少，或者满头白发，或者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那种愁苦的表情有着惊人的相似。

　　吴君在农村的生活经历并不长，但一个人的“童年记忆”对文学创作实在是太重要了，它甚至会决定一个作家一生的文学视角和情感方式。回到城市的吴君和移居到深圳的吴君，无论走到哪里，这个记忆对她来说都如影随形、挥之难去，这当然也是吴君从事小说创作最重要的参照。于是，我们在吴君的作品中看到最多的，是不同的移民群体、流散人群的生活写照。在北方他们被称为“盲流”，在深圳他们被称为“打工者”。无论是“盲流”还是“打工者”，他们大多数的原居生活已经破碎，就如当年的“闯关东”、“走西口”一样，除了个别“淘金者”、“青春梦幻者”之外，背井离乡是生活所迫，与罗曼蒂克没有关系。吴君笔下大多是这个阶层的人物。

　　呈现底层生活的复杂性

　　值得注意的是，吴君这些作品中的人物、生活以及情感方式，与时下流行的“底层写作”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关系的，是这些人物都来自底层并且仍然在底层，他们的生存方式、精神状况与其他底层人没有本质区别；不同的是，吴君在呈现、表达、塑造她的人物的时候，已经超越了左翼时期或“底层写作”初期模型和经验，已经不再是苦难悲情痛不欲生，悲天悯人仰天长啸。在她的作品中，底层生活在现代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全部复杂性，也日渐呈现出来。这种状态在吴君的中篇小说中表达尤为充分。《亲爱的深圳》是吴君的名篇，在这篇小说中，程小桂和李水库为了生存，既不能公开自己的夫妻关系，也不能有正当的夫妻生活。在现代性的过程中，在农民一步跨越“现代”突如其来的转型中，吴君发现了这一转变的悖论或不可能性。李水库和程小桂夫妇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但在这个隐喻中，吴君却发现了中国农民偶然遭遇或走向现代的艰难。李水库的隐忍和对欲望的想象，从一个方面传达了民族劣根性和农民文化及心理的顽固和强大。在《念奴娇》中，贫困的生活处境使姑嫂二人先后做了陪酒女，然后是妻离子散家庭破碎。这本是一个大众文学常见的故事框架，那些场景也是大众文学必备的元素。但这篇小说的与众不同，就在于吴君将这个故事处理为姑嫂之间的心理和行动较量：先是有大学文化的嫂子轻蔑小姑的作为，但嫂子一家，包括父母、哥哥都是小姑供养的，小姑在不平之气的唆使下，将无所事事的嫂子也拉下了水。不习惯陪酒的嫂子几天之后便熟能生巧，一招一式从容不迫。它揭示的不仅是“底层”生活的状态，更揭示了底层人的思想状况——报复和仇怨。更值得注意的是嫂子杨亚梅的形象，这个貌似知识分子的人，堕落起来几乎无师自通，而且更加彻底。

　　《复方穿心莲》与我们常见的都市小说不同。嫁给深圳本地人是所有外来女性的梦想，这不仅意味着她们结束了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有了稳定的日子，而且还意味着她们外来人身份的变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女主人公方立秋自嫁到婆家始，就没有过上一天开心的日子。婆家就像一个旧式家族，无论公婆、姑姐甚至保姆，对媳妇这个“外人”都充满仇怨甚至仇视。于是，在深圳的一角，方立秋就这样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小说更有意味的是阿回这个人物。这个同是外地人的30岁女性有自己的生存手段，她是特殊职业从业者，与婆家亦有特殊关系。你永远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对人与事的态度也变幻莫测。你不能用好或坏来评价她，深圳这个独特的所在就这样塑造了这个多面人。这个人物的发现是吴君的一个贡献。但无论好与坏，方立秋的处境与她有关。在小说的最后，当方立秋祝贺她新婚并怀孕时，她将电话打过来说：

　　方立秋，其实我也有个事情对不起你。如果不是我多嘴，他们不会知道你在邮局寄了钱回老家，包括那封信也是我说给他们的，也害得你受了不少苦。这两件事，一直压在心里，现在，说出来，我终于可以好受了。

　　在这里，吴君书写了“底层的陷落”。她们虽然同是外地人，同是女性，但每个人的全部复杂性并不是用“阶层”、“阶级”以及某个群体所能概括的。他们可能有某些共性，但又有着道德以及人性的差异性。

　　《菊花香》中的主人公仍是一个外来的打工者，王菊花年近30岁还是单身一人。这时王菊花的焦虑和苦痛主要集中在了情感和婚姻上。工厂里不断拥入“80后”或“90后”的新打工妹，这些更年轻的面孔加剧了王菊花的危机或焦虑。这时的王菊花开始梦想有间属于自己的宿舍，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空间。王菊花不是城里的有女性意识的“主义者”，也不会读过伍尔夫。因此她要的“自己的房间”不是象征或隐喻，她是为了用以恋爱并最后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为此她主动提出到公司的饭堂只有一个女工的地方上班，这样她便可以有间单人房间了。尽管是曾经的仓库，但被王菊花粉刷一新后，仍然让她感到温馨满意。就是这样简单的空间，让一个身处异乡女孩如此满足。读到这里我仿佛感到读《万卡》时的某种情感在心里流淌。

　　这个完全属于王菊花个人的空间，不断有人过来打扰或是利用，甚至女工的偶像——年轻老板也要利用这个简陋的地方进行特殊的体验。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只对房间感兴趣，而对单身女工王菊花视而不见。但王菊花对个人情感和婚姻有自己的看法。她最值得骄傲的是：“我还是个黄花闺女呢。”她尽管“嘴上不说，可在心里她看不起那些随便就跟男人过夜的女工。过了夜如果还没结果，有什么意思呢。她有自己的算盘。别的优势没有，却有个清白的身体。作为女人，这是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她拥有的是无价之宝。有了这个，谈恋爱，结婚，什么程序都不少”。但是，可怜的王菊花就是找不到如意郎君，尽管老傅他们都说“谁也没你好”，这又怎样呢？寂寞而无奈的王菊花就这样身不由己地与老王走进了房间：

　　不知过了多久，老王一张脸色变得惨白，酒也醒了，因为他见到了床单上那片细弱的血印。

　　面对王菊花曾经的处女之身，守更人老王居然表达了莫名的厌恶。这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菊花香》已经超越了我们谈论许久的“底层写作”。她写的是底层，是普通人，但关注的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的这一题材大多注重生存困境，而难以走进这一群体的精神世界。《菊花香》对女工情感世界的关注，使这一作品在文学品格上焕然一新。

　　在场的批判

　　多年来，吴君一直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在普通人的寻常日子里发现世道人心，或者说在日常生活中，是什么样的价值观支配着这个时代，支配了普通人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幸福地图》中，水田村阿吉的父亲在外打工工伤亡故，为了一笔赔偿金，王家老少鸡飞狗跳，从阿公到三弟兄、三妯娌明争暗斗、飞短流长。小说的叙事从一个一直被忽略的留守儿童阿吉的视角展开，这个不被关注的孩子所看到的世间冷暖，是如此的丑恶，伯伯、伯母们猥琐的生活和交往情景不堪入目。县长、村长和村民，一起构成了王家生活情景的整体背景：

　　“是啊，村里人不知多羡慕王屋呢。这回看明白了，工伤还是没有死人合算，没拖累，几十万。还了债，盖房子，讨老婆，供孩子上学全齐了。”

　　另个说，“也不是全都这样，是王屋人有头脑，大事情不乱阵脚。假使有一个不配合都骗不来这么多赔偿费，也不会这样圆满啊，现在王屋每个人都有份，那女人也无话可说，还把名声洗干净了。换了别人家你试试，除了犯傻，啥事也搞不清。”

　　这些对话将“时代病”表达得不能再充分，这就是水田村人的日常生活、内心向往和精神归属。那个憎恨“俗气”的阿叔曾是阿吉的全部寄托所在，她甚至爱上了自己的阿叔。但就是这个“憎恨”俗气的阿叔，同样是为了钱，变成了阿吉的新爸爸。当新婚的母亲和阿叔回到水田村并给她买回了“一件粉红色的小风衣”，另只袖子还没等穿上的“阿吉便流了泪，下雨般，止不住”。吴君愤懑地抨击了当下的价值观，“拜金教”无处不在深入人心，难道这就是这个时代“幸福的地图”吗？不屑的恰恰是一个冷眼旁观的孩子，世道的险处只有她一目了然。那个自命不凡的阿叔的虚假面纱，在阿吉的泪水中现出了原形。

　　在这些作品中，吴君不是以想象的方式书写“底层”生活，在她看来，底层人也有自己的快乐，思想空间、处理日常生活的智慧、观照问题的方式方法等。这些情景是想象不出来的，特别是那些具体的生活细节，没有切身的体悟或经验，是无法编织的。这些作品所关注的人群和具体场景，表达了吴君以文学的方式观照世界的起点。无可否认，吴君接续了现代文学史上“左翼”的文学传统，但她发展了这个传统。她的“底层”不仅是书写的对象，同时也是批判的对象。在“左翼”文学那里，站在民众的立场上甚至比表达他们更重要，但在吴君这里不是这样。“底层”所传达和延续的民族劣根性、狭隘性、功利性和对欲望的想象等，是普遍人性的一部分，不因为他们身处“底层”就先天地获得了免疫力，也不因为他们处在“底层”就有了被批判的豁免权。在这个意义上，吴君的创作就是我所说的“新人民性”的文学。吴君曾自述说：

　　……一个写作者避开这一切去建立自己的文学空中楼阁，显然是需要勇气的。他要有对生活熟视无睹的勇气，对生活掩耳盗铃的勇气。这样讲，并不是说我喜欢完全的写实，喜欢对生活照搬，对自己以往的写作完全否定。

　　只能说，我走到这里了，我再也不能回避——用我的一孔之见来诠释生活，用我的偏执或者分解重整眼前的生活图形，是我此时此刻的想法。

　　吴君的这些说法好像是信誓旦旦，但是，在她的具体作品中，那些进入新文明的人们，其皈依的道路几乎没有尽头。进入了都市，他们仿佛都有一脚踏空的感觉，在云里雾里不知所终。吴君的身份应该说不在这个群体之中，但她的目光、她关注的事务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这个群体。不是说吴君对底层兴致盎然居高临下，而是说，在都市新文明崛起的过程中，吴君显然也遇到了内心真实的困惑和矛盾，她同样需要寻找心灵的皈依之地。与其说吴君从外部描摹了新文明中寻找生存和心灵皈依的人群，毋宁说那也是她内心惶惑的真实写照，而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这也正是吴君小说打动我们的要害所在。

　　吴君的故乡曾经产生过萧红这样伟大的作家。萧红后来也离开了那里，但在她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等作品中，故乡原生的场景一刻也没有离她远去。那也是萧红寻找心灵皈依的一种方式。于是才有了鲁迅所说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吴君是萧红的同乡，在她的作品中，我似乎也总能隐约读到萧红曾经书写过的情感和人物，我也相信她的创作具有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