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生命的证词 

　　有时候我坐在房间一角，一手抵住下颌，冷冷地朝向地毯上的某一朵花，即刻会陷入人生的最谜局。眼里的世界在瞬间呈现一种荒诞和变形：人的中部宽大，四边向后退去，一个个尖头方脸，分明是怪异的表情。而我们，每一个人，仿佛都是这个时代的矛盾体：时髦，孤独，躁动，忘记自己心灵的来路。这些年，我们好像一直在时代激流的大漩涡里，张开双手挣扎，大声地呼救，是溺水以前的表情。我们既放任又无助，既浪漫又功利，既随时随地可以找到朋友，又彼此咫尺天涯形同陌路。我们逐渐忘记人生初始的目标，也忘记了那些遥远的温暖的存在，越是在热闹里，越是一个人——如果社会的大发展是以心灵的丢失为代价的话，真可谓买椟还珠。

　　但凡社会转型阶段必然经历一段精神的兵荒马乱、信仰的分崩离析、道德的无所适从。中国社会自现代史以来，不消说远景的历次战争以及各种运动，单说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文革”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腰斩、道德的蹂躏奸杀、信仰信任的毁灭和侮辱，其破坏性的效果就是颠覆性的！人们开始在丛林法则式的微妙语境下生活。改革开放30年的超速发展，那些被束缚的筋骨得以舒展，但是，也使得中国的都市文明在自我重构和外来影响中消化不良、变形和夹生。旧的价值体系不复存在，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健全，这一个道德空气稀薄的状态中的人们难免迷失和窒息。这一切作用于现代都市人的个案之中，都使我们病态，不健全，没有心灵归属，幸福指数不高——挣钱和不挣钱、结婚和不结婚、美丽与不美丽，升职和不升职，怎样都不能快乐。我们找不到心灵居所，我们逐渐失去安稳的能力，我们正在从一个地方逃往另一个地方，然后真正到了另一个地方，又觉得不知所以，继续接着从另一个地方再跳转到新的地方。每一个都不是我们要寻找的所在。我们的心灵，正在成为可怜的失魂落魄的逃亡者和流浪者。

　　这是我给都市人心灵状态的画像，也是写作小说《逃亡者》系列的基本认知背景。当然这个意义上的写作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和尝试。此前，在2002年至2005年，我曾写作过青春系列中篇小说《青春晚期》——包括《起风了》、《青春晚期》、《我和病人的秋日下午》、《十二夜》、《夏日姐妹》。当时《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相继转载及《中华文学选刊》主办的“青春晚期”论坛给了我鼓励和信心。这些于我来说就像沙漠里的水一样重要。我大约在2007年的时候开始构思“逃亡者”故事。原想按照传统程式以男女主人公的情感人生为主线直接写作长篇，但是一方面发现自己缺乏构架长篇的经验，另一方面也觉得分段式的呈现更加符合这个故事的原始初衷。如果“逃亡者”故事的主要脉络是一棵树的主干，那么我希望这几个中篇是左右均衡的分枝，它们将是“逃亡者”故事的主要组成部分。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的第一篇小说：大约1997年。那时我27岁，在参加《北京文学》一个郊外沙龙的回城公共汽车上。正是傍晚时分，看着外面土黄色的沙尘暴。那时候我正是人生起飞要征服世界的年龄，想着一切皆有可能的前程，以最大的肺活量把最远处的气体吸进身体，觉得自己能量充实、无所不能，简直可以变成随时飞行的超人，激动得浑身战栗。路边一棵棵树因为速度而虚化成了横线条，往远处去，又成为孤绝而独立的剪影，在凝重的暮色中慢慢变成绛色，仿佛我人生未来的路标与暗示——那时候我对人生的态度还没那么悲观，那一次冬天的味道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但是后来四季的风从不同的方向吹，总也吹不来那一次的气息。

　　这时候文学和写作更成为生命中最隆重的内容。有时候我会想：写作是什么？文学又是什么？在我看来，文学与写作正是将每一个平凡的灵魂的不同凡响的人生经验，在艺术化的通道中经过浸染、过滤与修裁之后呈现的精华与真相。它是对心灵由表及里的深层触动，也是灵魂深处曲折表意的长线传达。最好的文学代表自己也代表他者。在自我发现中也可以发现他者，在他者内心中可以找到自己的共鸣和呼应。因此“我”并非单纯的“我”，“我”即是社会某一局部的缩影。正是基于这点认识，我期待将青春与生命的经验用文字零星记录。或许这件事对世界来说微不足道，但对我来说却是生命的证词，让我怀着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