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种民族精神的揭秘 

　　“两弹一星”是一个诞生在当代中国的新词汇，它指的是中国核弹(包括原子弹、氢弹)、导弹和卫星事业，这是一个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新词汇。随着“两弹一星”的逐步解密，关于“两弹一星”的图书也出版得越来越多。尽管如此，我仍要郑重推荐最新出版的由陶纯、陈怀国合著的《国家命运——中国“两弹一星”的秘密历程》(上海文艺出版社)。因为这本书的作者通过周密的采访，获取了更多的不为人知的事实，更因为作者在叙述中表达了他们对“两弹一星”精神的最全面、最贴切的诠释。

　　《国家命运》一开始就把读者带入到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历史情境之中。自从原子弹在世界上试验成功之后，就被帝国主义握在手中，几次三番要拿来对付还在摇篮中的新中国。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党中央果断地做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两弹一星”的重要性决定了它的机密性，许多事情只有在逐渐解密的过程中让世人知道。该书提供了1964年周总理主持召开的一次决定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极秘密的会议的情景，张爱萍中途要提前离会，周总理叫住他，要他翻翻口袋，将所有能记东西的纸都掏出来。为了防止泄密，总理让一个上将掏口袋，今天人们读到这个细节一定感到有些匪夷所思，但在当时必须要这样做，因为这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国家机密”。

　　《国家命运》在30多万字的并不太长的篇幅里，从国家领导人，到领衔的科学家，到为“两弹一星”加工零件的普通职工，作者都有所涉及，这充分证明了，决定国家命运的“两弹一星”事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行动”，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因而这项事业造就出的也是一个英雄的群体。曾有一本《“两弹一星”功勋传》记录了23位杰出科学家的感人事迹，但实际上这个英雄群体的数量是“23”的几何级数，它是由成千上万名具有奉献精神的人物组成的，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默默地站在荣誉背后。该书作者有意把更多的笔墨留给这些普通人，比如一名普通车工原公浦。为了对铀部件的切削加工达到最精确的要求，有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选拔技术好的车工。刚结婚不久的原公浦放弃上海的优裕环境，主动报名来到大西北的戈壁滩。为了达到技术上的要求，他与另外几名选派来的车工每天重复练习车同一尺寸的钢球，竟然一练练了三年。直到正式加工铀部件，领导才告诉他要完成的任务是多么重大。作者详细记叙了原公浦如何在大家的鼓励下完成任务，以及他由此获得的一个令他一辈子感到骄傲的绰号——“原三刀”。像“原三刀”这样默默的奉献者真是数不胜数，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两弹一星”献出了青春热血乃至宝贵的生命，是我们在今天再进行历史讲述的时候需要重点关注的。

　　《国家命运》写到了数百位有名有姓的人物，但作者把主要精力放在写人的精神、人的性格上，以勾勒的方式，选取那些传神的细节，达到画龙点睛的效果。比如写宋任穷的地方并不多，但几个细节就将一位平易近人、性情直率、胸襟坦荡的领导人形象勾画出来了：他常拿他名字中的“穷”字做文章，他与背诵诗句“欲穷千里目”的小女孩套近乎，他和地质队员说你们跟了我这个穷部长要吃苦受穷呀，但他话锋一转，说我们吃苦受穷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

　　最重要的是，这本书虽然写了大量的细节，但细而不碎，因为有一个向心力将这些细节凝聚到了一起，这个向心力就是“两弹一星”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这是人们对“两弹一星”精神的概括，这本书则向人们展示出，“两弹一星”精神始终都渗透在投身在这一事业中的每一个人的言行之中。今天，我们之所以有必要一再回溯往事，看看中国的“两弹一星”是怎么诞生的，也许并不完全在于“两弹一星”所具有的物理能量，而在于它的精神能量。张爱萍当年就对他的儿子说过，原子弹不是武器，而是一种精神，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国家命运》揭示了不少“两弹一星”过程中的秘密，但我以为它更大的揭秘是在精神层面，它再一次明确告诉人们，“两弹一星”精神是怎样铸造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