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达与尊严——有关史铁生的两个关键词
白烨
白烨编辑出版的史铁生作品：《我与地坛》、《史铁生作品》(3卷本)。
回想起铁生的人与文，以及与他有关的人与事，有两个关键词渐渐地凸显出来，总在心头萦绕，这就是“豁达”与“尊严”。我觉得如果要概述他留给我的印象，这两个关键词要更为突出，至少可以表达目前我对铁生为人为文的主要感受。
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作家，铁生都不仅活出了自己的尊严，也活出了文学的尊严，而在这些尊严的背后，是他的出自内里又深怀虔诚的敬畏之心，敬畏生活，敬畏生命，敬畏文学，敬畏读者。
史铁生生前身后都是一面镜子，他让我们看到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多么重要，作家与读者的关系是多么重要；他也让人看到文学力量的巨大影响，作家写作的崇高意义，这使我们重新认知了文学的要义，深刻反省了自我的状态，今后的写作更有方向，也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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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史铁生，相识得比较早，交往也比较多。“文革”后期，他从北京到延川下乡插队，我在黄陵本地回乡务农，同属于延安地区的知青一代，因此感觉上有种莫名的亲近。他因病回京之后，我也从西安调至了北京。他在雍和宫大街26号的平房的家，在水锥东里28号楼房的家，或与友人同往，或自己单去，都曾去过多次。后来我在当时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后编辑出版过他的《我与地坛》和《史铁生作品集》(3卷本)。对他不同时期的作品，从早期的短篇小说，中期的散文随笔，到后期的长篇小说，因为既是读者，又是编者，也比较了解和熟悉。他于2010年12月31日突发脑溢血逝世后，对于他的人与文，我一直都在回味与梳理，但越想越觉着怎么也理不清，说不尽。
因为他纯粹又丰沛，深刻又高远，许多不同的因素集合于一身，很难简单地予以解读。
在2011年1月4日于北京“798”艺术社区举行的“铁生与我们同行”的追思会上，看着墙上贴着的铁生的照片，人们手里持着的铁生的著作，我在心里不断地向铁生说道：“大哥，你好！大哥，走好！”确实，铁生对于我，就是“大哥”一个，而且最恰切不过。他年长我一岁多，按年龄说，就是大哥。更让人为之敬重的，还是他的胸怀，他的识见，他的广博，他的厚道。朋友们有什么事，总爱找他唠叨唠叨，听听他的意见。朋友间有什么不同看法争持不下，谁说这个问题铁生说过什么什么，大家立刻停止争论，集体表示认同。他在或不在，他好像都是朋友们的主心骨。你无论谈论什么，无论人生与人性，还是文学与文化，抑或是宗教与哲学，他都似乎是有备而来，与你娓娓而谈，而且不乏精彩之见。
我常常暗自感叹，他阅读的书怎么那么多？他知道的东西怎么那么广？他思想的问题怎么那么深？而以他的残疾之身躯，这一切都堪为奇迹。而因为他为文写作的不拘一格，为人处事的达观随和，人们常常会忽略和忘记他是一个残疾人士，都把他当成是可交心的文友、可纫佩的作家，并在情感上和精神上，把他当作可亲近的大哥，可钦敬的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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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铁生的人与文，以及与他有关的人与事，有两个关键词渐渐地凸显出来，总在心头萦绕，这就是“豁达”与“尊严”。我觉得如果要概述他留给我的印象，这两个关键词要更为突出，至少可以表达目前我对铁生为人为文的主要感受。我甚至认为，铁生所以是铁生，豁达与尊严这两个精神品质，不仅不可或缺，而且是其基本内核。铁生以此成就了自己，也以此启迪着我们。
豁达之于铁生，是两个意义上的。一个是为人，一个是为文。
我们知道，铁生因为罹患尿毒症，长期以来要靠透析维持生命。而他的尿毒症系由肾病发展而来。而越来越严重的肾病，则源于插队劳动期间得患的腿病，因耽搁了最佳治疗时间，最终导致了双腿瘫痪。说实话，他是最有资格抱怨的，也最有理由诅咒的，从青春历程的人为中断，到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乃至个人命运的明显不公······。但是，他既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在默默承受这一切中，尽力扩展自己的承受力，有意锻磨自己的忍耐力，用越来越宽广的胸襟，越来越博大的心志，在精神的层面上，去化解一切磨难，掌控自己的命运。当有人对他总要依赖透析表示同情时，他却说道：“幸亏有透析，要是倒退20年，这个病就是绝症，就没有办法。在近五六年，透析技术才比较成熟，所以我还能有这个状态。”他这样独到地去理解残疾：“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残疾。”在送给朋友陈村的书上，他干脆写道：“看来，残疾有可能是这个世界的本质。”他如此达观地去看待命运：“所谓命运，就是说，这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上帝在每个人的欲望前都设置了永恒的距离，公平的给每个人以局限。”“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这些用苦痛和心血换取来的真知灼见，首先开导着他自己，然后又启迪着我们，使人们更通透地理解人生和更宏观地把握命运。
就为文而言，铁生给人的印象是，在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创作拓进与文学演变中，似乎处处有他，又似乎处处无他。
1979年，他用《午餐半小时》一作，加入当时的“伤痕文学”的大合唱，但却以说实话、讲真话的方式，发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声音；随后，他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等，成为“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但却以抒写知青与农人之间的深挚情感而使作品别具一种乡间情怀。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由《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和《中篇1或短篇4》等中篇小说，表现出借鉴现代派手法和趋于先锋性写作的大胆实验；同时，他又以《好运设计》、《我与地坛》等散文名作，率先在散文写作中追求思想含量与文化意蕴；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他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杂糅的方式，在人性审视与人生探悉上呈现出全新的风景，也达到少见的高度。他的散文《病隙碎笔》，更以纪实与联想、反思与断想的连缀，构成当代散文随笔写作新的艺术高峰。可以说，所有的写作倾向与文学思潮中，都能见到他的独特声影，但他又不止步于某一类文学写作，从而专属某一个文学流派。由于洒脱，因而超脱；又因为不断突破和始终参与，他成为了三十年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贯穿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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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作家，铁生都不仅活出了自己的尊严，也活出了文学的尊严，而在这些尊严的背后，是他的出自内里又深怀虔诚的敬畏之心，敬畏生活，敬畏生命，敬畏文学，敬畏读者。
对于生活，他更重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本身，如他曾说道：“微笑着，去唱生活的歌谣。不要抱怨生活给予了太多的磨难，不必抱怨生命中有太多的曲折。大海如果失去了巨浪的翻滚，就会失去雄浑，沙漠如果失去了飞沙的狂舞，就会失去壮观，人生如果仅去求得两点一线的一帆风顺，生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魅力。”
而对于写作，他是在生活的衍生与延伸的意义上去理解和把握的，他说：“写作是一种可能性的生活。”在你生活的日常之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其实这种可能性，经常是在夜里自己的梦中实现。也许不能说是“实现”，算是“虚现”吧。最好的形容是梦，梦想。在你的梦想里出现的一些可能的东西，它在现实中不能成立或无法达到，而写作可以帮助你达到。”因为重视写作与生活的内在勾连，文学与心灵的密切互动，他又强调指出“你是不是给自己的心灵写。这是首先要问的问题。”因此他这样告诉人们：“每一个朝阳的升起对我来说都弥足珍贵不论多么困难在有生之年，我一定要把这些年来的文稿整理出来结集出版。”时间的弥足珍贵，使他从不懈怠自己；生命的弥足珍贵，使他从不慢待文学，文学的弥足珍贵，使他从不轻待读者。
铁生说他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然而就是这个利用“病隙”写作的业余作家，在异常艰难的生存境况之下，从七十年代后期起，连续写作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小说佳作与散文精品，如《午餐半小时》、《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老屋手记》，《我与地坛》等，从80年代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当代作家之中，史铁生不是最为有名的，也不是最为畅销的，但他以他的内敛式语言传扬着真挚而达观的人生理念，用他的哲理化的感悟释放着真切而浓郁的人间温情，与读者最为贴心，与大地最为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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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生于2010年12月31日因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之后，文坛内外无不为之震惊和哀痛。从2011年1月4日史铁生生日那天起，从北京到上海，从山西到海南，从武汉到四川，全国各地先后举行了30多场史铁生追思会，人们以座谈讨论、作品诵读、视频对话、漫步地坛等多种多样的方式，深切缅怀史铁生并向他表达诚挚的敬意。这些活动的共同特点是，一是均为自发组织，自愿参加，二是参加者跨越了不同行业、不同代际。在于北京“798”艺术社区举行的“与铁生最后的聚会”的追思会上，千余人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赶来，文学界、艺术界的许多著名人士纷纷到场，更多的是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普通读者、平民百姓，还有从外地，从港台，从日本等地赶来的文学读者，追思会人数之众多，悼念之恳切，气氛之庄严，场面之盛大，都为文坛数十年来所罕见。
史铁生逝世引发的广泛而巨大的反响，使文学界深为震动，使文学人至为感动。这震动在于：在当下越来越偏于娱乐、流行消闲的文化背景之下，一个严肃文学作家依然得到人们的真切喜爱与真情怀念，说明严肃文学并非缺少受众，并非没有市场，而是作家是否切近人们的需要，走进人们的内心。而许多健全文学人没有做到的事情，史铁生以他的残疾身躯实实在在地做到了。这感动在于：当一个作家心里装着读者，写出对读者大众有用，对世道人心有益的作品时，那他一定不会被人们疏远和淡忘，他们一定会在人们心里占据一个应有的位置，得到同样真挚、同样贴心的热烈回报。著名作家刘庆邦事后就很有感慨地说到：史铁生生前身后都是一面镜子，他让我们看到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多么重要，作家与读者的关系是多么重要；他也让人看到文学力量的巨大影响，作家写作的崇高意义，这使我们重新认知了文学的要义，深刻反省了自我的状态，今后的写作更有方向，也更有信心。刘庆邦的这一席感言，不只是他个人的一番感悟，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了广大文学人由史铁生逝世触发的感慨与共同的心声的。
“豁达”与“尊严”，使史铁生成为为人与为文的一面明镜。由这面澄明剔透的镜子，人们可以反省自我，反思文学，更可以由此坚定信心，增加定力，从而在人生与文学之路上，走得更为实在一些，也更为倜傥一些。也因此，我们与铁生同行，铁生永在我们中间！
2012年1月22日于北京朝内
作者简介
白烨，出生于1952年6月，陕西黄陵人。毕业于陕西师大中文系，曾在本校留校任教；后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
学业专长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撰著300多万字的理论批评文章，出版文学评论著作《文学论争20年》、《赏雅鉴俗集》、《演变与挑战》等8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