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牺牲与文学的本色 

　　《红军留下的女人们》是卜谷以自己真切的责任感历史感，为中国革命的女性树碑立传所做的一次成功努力。

　　我小学有个同学，他爸爸是个老红军。那是个非常朴实又有些木讷的人，每去他家玩，他通常只是张罗我们吃饭喝水，不会说什么大话。这带给我异样的感觉。因为概念中的红军形象应该是功勋卓著、威风凛凛、位高权重，前呼后拥的；历来教育中的革命者，都是目光锐利、立场坚定、勇往直前的，但这个老红军给我留下了一种与被语言所塑造的革命红军概念有点差距的印象——我就从这里说开去，卜谷的《红军留下的女人们》再次唤起了我童年接触那个老红军时的感觉。

　　红军这一代跟抗日这一代，差别很明显。因为抗日是全民族的抗日，各界精英奔向延安或者奔向重庆，抗日干部的文化水准相对说是比较高的。但是红军这一代，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主体都是我们土生土长不识字的农民。正是这样一批人养育和支撑了第一个苏维埃红色政权，为中国的现代历史转型奠定了一个基础。革命从这里出发，是中国农民与中国革命的命运或者宿命。卜谷通过《红军留下的女人们》这部书的写作，挖掘呈现了或者说再现了我们所熟悉的革命历史之外的另一种革命历史。当我们从农民和女人的视角去看历史，去理解那个时代的革命，就会看到，原来在那些波澜壮阔、伟大光辉的革命之外还有这样一种革命。卜谷这部作品，从一个鲜为人们关注的视角，给我们补上了一个更为原生态的、更关乎我们生命感受、更容易为每一个中国老百姓理解的历史。所以，在“历史之外”写历史，是卜谷这部书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启示。

　　第二个启示，就是在“革命之外”。每当说到革命，很自然就会想到政党、战争、国家、未来等等，这些都是革命题中应有之义。但同时，革命是要死人的，革命是要吃饭的。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所说的，马克思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于“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因此，使每个人以及这些人构成的一个族群或者国家能够拥有吃饭的权利，是革命最伟大的定义。《红军留下的女人们》在这里所呈现的革命，正是由那些具体到了“吃、喝、住、穿”的生活元素所构成的。比如革命胜利后黄明生军长寻找他失散多年的瞎妹妹，按照通俗的想法，哥哥当了将军，要从贫苦破落的地方接妹妹到北京那么神圣高贵的大地方去享受荣华富贵了。兄妹团聚的背后是成功者对牺牲者予以弥补的革命逻辑，而放弃团聚，似乎是一种生活逻辑。仔细想，哪个逻辑更强大更真实呢？这是需要作出选择的。最终，这个女人选择留在瞎丈夫身边。这个老瞎子不仅是她的丈夫，还是她的老师，是她落难时的救命恩人。如果我们从这些细节去进入革命的话，就知道革命其实不仅仅是面对屠刀的牺牲，它还有许多艰难的、难以取舍的东西，需要靠人的本性去判断。卜谷就是在这个角度上给我们呈现了革命的另一方面，如果革命离开了这些很真实的元素，就会成为一个空架子。因此在我们流行的革命描述之外，《红军留下的女人们》通过很多视角，呈现了革命之外的革命。

　　第三个启示，就是在“江姐之外”。这部书的主题是红军留下的女人们，主角是女人。战争让女人走开，但中国革命请女人参加了。以往我们所了解的中国现代革命中的女性，基本是江姐、赵一曼、刘胡兰这一类慷慨赴死、英勇就义的形象，这固然是非常真实的一面，但是卜谷通过《红军留下的女人们》的这一面，给我们展示的是在江姐之外，还有如此平淡悲惨的牺牲——我们说的这个英勇牺牲，不是喊着口号的英勇牺牲，而是跟生活逻辑相关的、令人震撼无言的一系列的牺牲。这牺牲，不仅是死亡，还有生离死别、颠沛辗转，恐怖、饥饿以及被强暴、被贩卖，无数次的生育。她们是一群被作践、被压迫的人，但她们用自己默默无闻的屈辱一生支撑和养育了革命。在江姐之外，中国革命的女性中，有相当多的人是这样的。关于女性在战争和民族动乱中所付出的牺牲，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视角。革命暂时失败了，这失败以及更为悲惨的牺牲，很大程度上是由女人来承担的。关于中国革命这样一段由女性承担的历史，此前很少被正面触及过，偶有触及也会刻意拔高渲染英勇，但是卜谷并没有用那种特别煽情的文学手法去夸张其伟大的意义，而是写出那如生活一样的平实、质朴与艰难。那些生活表层上被各种言辞衬托的光辉事迹，其实是被这种屈辱却坚实的东西所支撑着的。我觉得这一点，恰恰就是中国女性最根本的品质，一如鲁迅所说，“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在江姐之外发现并描写这样一群女性，这是《红军留下的女人们》的贡献。

最后一点启示，是在“文学之外”。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如果作家用各种各样华丽光鲜的词语去渲染，固然会使作品很好看，但有时又会失去朴拙而真切的力量。这本书在叙述上有的地方略微单一，不够丰富，虽然本身它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不管在哪个之“外”，最终都要回向文学之“内”，都要通过文本来说话。如何去面对纪实文学在叙述上的困难，可能是卜谷在未来写作中需要面对和处理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