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风骨与性情书写——评萧乾的晚年散文创作 

　　萧乾前半生是在大地上行走，在其生命最后的20年里，他又开始了令人动容的心灵之旅：以乐观向上的精神和激昂的文学热情，创作并翻译了数百万字的作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达到了过去未曾有过的高度。步入高龄，创作力依然如此旺盛强劲，成果如此丰硕，这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并不多见。

　　晚年的萧乾，在从容淡定中回望岁月，潜进心灵深处，以真诚、浓情和智性铸就了其散文个性鲜明的骨格与品相。他的散文，或饱含日常生活的质感，或闪现智慧哲性的光芒，或触摸真实灵魂的律动，遍及其里的是真善的情感和纯美的精神。他真挚的书写，尽显知识分子质朴的人性良知和人文关怀，锻造出散文特有的气质力量。

　　萧乾晚年的散文，叙写风格多变，年代跨度大，内涵丰厚瓷实，揉进了丰富的人生体验、深厚的人文知识和浓郁的情感意趣。而这其中，随性的表达、真诚的话语与平和的表情，成就了审美的亲近与自然。这是萧乾晚年散文的一大特质。进入其散文世界，倾心诉说、平等交流的感觉比比皆是，全然没有一些作品中那种高高在上的训教、自命不凡的张扬、故作深沉的表达和有意为之的炫技。这之于生命个体萧乾和知识分子萧乾都是相当难得的，尤其值得我们敬重。作为个人的萧乾，一生中屡遭磨难、多次生死一线牵，真可谓历经沧桑，饱经忧患。而那段被打倒的人生岁月，更是将其陷于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之中。作为知识分子和写作者的萧乾，博学多才，是中国现代文坛少有的多面手，在众多领域都很有建树。他是富有传奇的二战记者、享有盛誉的翻译家，还是小说家、书评家、编辑家、杂文家和社评家。在进入散文创作时，他安然淡化这一切，用平常心说实话讲实事道实情，实践着他的座右铭：“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

　　他用心真诚地从写作者回到生活者，从人文大家回到我们身边一个可爱可亲的老者。他的语言不事雕琢，清新优美，灵动而随和，对自己的种种遭遇和想法，他不掩饰不遮蔽，和盘如实道出。这与其说是勇气，还不如说是良知使然。

　　《八十自省》是篇信息量极大的作品，既是他生命足迹的浓缩，又是显影他的思想纹理。一位80岁的老人，一位在中国文坛享有盛誉的作家、学者，没有居功自傲，没有在稿纸上涂抹自己的光辉足迹，而是尽可能真实地还原自己的人生，审视自身的情感与精神，进行着不留情面、不做粉饰的反思与忏悔。对于自己的内心世界，萧乾一直葆有开放性的姿态，《改正之后》正是这样的心境素描。他以简洁而朴素的笔法叙述了他在“反右”、“文革”中的经历和所见所闻，讲述了他平反之后心态的斑驳图景。如实记述、抵达生活与灵魂的真实境地。所以他会说：“一个用笔杆的人，倘若不能写出心坎上的话，确实还不如当只寒蝉好。”在《往事三瞥》和《我这两辈子》以及其他一些篇什中，萧乾多次提及新中国成立前回国之事。他不隐瞒自己的左右为难，诚实地诉说当时心中的不安与矛盾。他最终选择回到北京，没有慷慨激昂的主义，没有旗帜鲜明的政治，有的是对故土的那份依恋，还有怕当白华，怕成为丧家之犬的顾虑。如此的坦诚，是许多人无法企及的。他是在袒露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也是在让散文充分地接地气。他剥离知识分子的外衣，只留下内在的精魂，从日常生活出发，展现生活的细枝末节，表面上是生活状写，内在是精神叙事。他时而忧伤凝重，时而情趣盎然，时而幽默顽皮，时而深刻通达，其里涌动着的仍然是真诚的血液。把交流当做了一种不戴面具几近自言自语的倾诉，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书写。

　　在《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中，萧乾以猫和鼠为象征谈及了知识分子的一个敏感话题，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一时占上风的少数知识分子，怎么利用工农干部来迫害其他知识分子。其后在《改正之后》发出感叹：“少数知识分子整起旁的知识分子，才心狠手辣呢！”同样作为知识分子，敢于如此直言，并不多见。当然，萧乾并非只是将他人作为靶子，而是先将自己曾经的行为昭示于众。许多时候，萧乾批评他人是留有余地的，但对自己却相当的坚决。在《老唐，我对不起你》中，萧乾详尽叙述了他在三反五反时作为一打虎小组副组长参与迫害印厂厂长老唐的全过程。此文笔法细腻，生活气息浓，萧乾以自己的新闻特写功底，最大限度地引领我们回到那逝去的生活现场。他似乎是在以新闻记者的身份采访亲历者的他，让真实的历史片段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他在如实地解剖自己，不回避，不辩解。“当时，我上意识说是为了运动，但下意识是为了保全自己。”没有客观的理由，只有心灵的直白，还给世界的是历史的真相和自己灵魂的真实读解。

　　萧乾有着辽阔的宽容胸怀，因为宽容，他可以立于人性，理解他人的处境与行为。他的立场很坚定，但常常将心比心，不做一味的指责、嘲弄与不切实际的批判。在《八十自省》中，谈及他所痛恨的文革语言，他一方面厌恶而诅咒，另一方面又有所理解。“我一直想从文字及逻辑上分析一下所谓的‘文革语言’。然而革命家要的就是旗帜鲜明。我能理解革命小将那时的激情。一九二五年北平学生抗议英国巡捕在上海南京路枪杀中国工人和学生时，我何尝不也那么激烈过。”就是在今天读来，这样的话语依然令我们有些心惊肉跳。但这也让我们看到萧乾与众不同的思索角度和力度，感受到一名知识分子真正的人文情怀。萧乾没有将苦难作为一种资本，也没有对他那些在特定年代犯错误、走错路的人们横加责难，反而真诚地表达同情与理解。“倘若我没从一九四九年就被打入冷宫，而也就成了红人，想必也会写下不少捧这个批那个、歌颂三面红旗等使自己今天看了都会脸红的货色。在这方面，我是幸运的。”对他而言，幸运不是侥幸，而是在体察到他人的挣扎与无奈，反省自己可能的行走。

　　萧乾竭力让自己活在本真的世界里，对一切都力求真实地表达。在《八十自省》中他写道：“有人以为一九五七年我被迫放下笔杆，发配到农场，赤着足在田里插秧拔草的期间，一定苦不堪言。其实，我大部分时间还是笑嘻嘻地活过来的。”直至今日，我们读到过太多的有关那段昏暗无序年代里的种种书写，苦难、委屈、悲伤、忧愤已经成为常见的关键词。不可否认，在那样的年代，生命和情感都遭受着非人的折磨，但这绝不可能是生活的全部。有关萧乾那段时间的苦楚，尽管他本人讲述的并不多，更不详尽，但从相关资料中我们还是可以知道，真实的情况远比萧乾本人文字里描述的要严重得多。然而，萧乾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显得相当的理性，没有带着个人情绪去夸大苦难，没有怀着某些功利去纯粹忆苦，他深刻洞察苦难背后的原因，但对个人的遭遇却总是轻描淡写，并常轻松地自嘲与诙谐。苦难，是人生存不可逃脱和逾越的境况，就像一块胎记印在人的心灵之上。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说：“其实所有的人都是在痛苦中长大的，他的整个生命就是一系列痛苦，有的是加在他身上的，有的是加给别人的。”人们在苦难中前行，有抗争，有无奈，更有无尽的思索。同样，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意识到苦难在人生之中的分量，之于人类的魔法。稍有意识的作家，也都在描绘和揭示苦难。的确，苦难是文学永远无法回避而且需要进一步重视的一个主题。之于作家，这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责任。萧乾真正进入苦难内部体验，在努力寻求被苦难重压淹没时的出路。他不消解也不遗忘更不涂抹苦难，而是怀揣乐观和积极之心之情在苦难中寻觅诗意，让我们在苦难的肆虐之下，感受到一丝因希望带来的暖意。他晚年的多数散文，比如《我的搬家史》《我的书房史》等等，都涉及到苦难，苦难成为他作品一直存在的底色。“现实生活如生米生菜，回忆仿佛通过时间加了工，配了佐料，就更有滋味了。一个人在泥泞中走的时候，只觉其苦。走上干地之后，再回首一望：那么一摊烂泥，我居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来了。即使有时陷到腰部，可居然没倒下。这时，就连对那烂泥也滋生了感情。苦之外，还有点使人依恋的什么。”他承认也重视苦难的客观存在，感知苦难对于人类恒久的摧残。但不在屈从下苦闷，消极中无助，而是以纤细、温暖去发现和抒写被苦难挤压下的人性之美、人心之善和生命、情感的力量，以此显现人生之美，给予我们与苦难斗争的力量和希冀。这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也是作家精神力量的所在。

　　萧乾的真诚还在于让自己的生活平实地显现，让自己始终是普通人中间的一员。他深知，作为与文字打交道的人，作为命运多舛的知识分子，他确实有与平常人不同的地方，但就生命本身而言，他也是普通人，也有平凡而不失趣味的日常生活。《一对老人，两个车间》《我们这家夫妻店》《透过活物看人生》《在十字架的阴影下》《关于死的反思》《从心理学的角度》《终身大事》和《三姐常韦》等，都从日常生活的视角切入，虽然还谈及他的专业性工作，但更多是类似家长里短的日常琐事、亲情友情和个人爱好。他看似在讲故事、拉家常，却在不经意间吐露对人生的深刻咀嚼，对情感的真切触摸。

　　《透过活物看人生》，以生活化的笔触翻检记忆，将其与动物之间的相处、对动物的了解写得生动有趣。他写动物的可爱，写自己与动物间的玩耍，写动物带给他的快乐，写动物之于他的创作灵感和鲜活素材。他将现实中人和动物的相处与如何将生活中的动物转移到创作之中巧妙地对接在一起，自然而富有意味。正如他所言：“我也闹不清何以从小喜欢小动物。兴许是因为早年生活太孤寂单调了。那些小动物确实丰富了我的童年，也给我不少慰藉。这样，活物就自自然然地进入我的创作。我从它们身上得到过启迪，时或还联系到自己的生活与处境。”同时，他也写到自己对于动物的残害，比如剁田鸡、钉蝴蝶。他有悔恨，也有推及人类间相处的思考。在描绘动物灵性的同时，又以动物观照人性。“很晚很晚，我才懂得一个道理：对于活物，不可任意去摆弄。最仁慈莫如让它们自由地生活着。鼓励它们去斗自己的同类，剥下它们的皮去装饰墙壁，其残酷并不亚于把它们的后腿剁下来饱餐一顿。”这是对大自然、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也是对于人类生活和人性的反思与警示。

　　萧乾的情感经历比较波折，一生有过四次婚姻，这让他对爱情与婚姻有着更多更真切的体验与感悟。《终身大事》以宿命、浪漫、实际、变迁、标准、灵与肉、异与同和基础等为关键词，在说自己的事与讲他人的故事中，既抒情又说理。这是他的情感体悟，又是人人可以借鉴的爱情婚姻指南。他不以过来人所谓的经验说教，不以经历丰富来推广自己的说辞，而是摆出许多的事例，让读者对比判断，以形象生动的比喻让读者品味。众所周知，他与文洁若志趣相投，生活幸福，事业互助。但他并没有就认定夫妻间一定是“同则合”。“男女两位化学家生活在一起，如果各自坐在餐桌的一端，一个背元素，一个背公式，我看那种生活够枯燥乏味的了。反之，倘若化学家的夫人是位花腔女高音，化学家之余，欣赏一下青海民歌或威尔第的咏叹调，而歌唱家出于对四化的热情，也积极鼓励丈夫搞试验发明，他们可能过得十分美满和谐。”语言风趣，意旨深远。最重要的是，他深知人类情感的复杂性，从不做非此即彼的定论。比如他对中国古代讲究夫妻“相敬如宾”就认为“当然是封建士大夫的一套虚礼，但总比拽了头发没头没脑地乱揍要胜一筹”。在说理论道中，萧乾总是那样的随和而幽默，时而还会很童真，从不板着脸教育他人，从不对别人的想法和行为自以为是地指手画脚。他只是提供生活中的众多生动的事例，让读者在愉悦的阅读中得到启发。他的散文因而也更富亲和力。

　　因为真性情，萧乾以《三姐常韦》立起了常韦这一平民形象。常韦处于社会底层，因为误治而留下脚疾，一生未能为人妻为人母。她的一生磨难不断，但乐观向上，精神不倒。她为人善良，勤劳肯干。萧乾以亲情为脉，用点滴生活勾勒出一个女性的生命和精神历程。他、文洁若与常韦既是亲人，又是知识分子与底层女性的关系。在这里，萧乾细致入微的刻画，让我们感受到他内心的柔软，感受到他对于底层人物的亲近与温暖。可以说，萧乾舍弃了学者的架势，回到平民的情感心理，观察生活、观察社会，以平民的生存体验和文化心理体验去面对和处理生活与人生，考究、探问平民的人性。如此一来，心灵喷涌而出的人文关怀，使得萧乾没有高高在上俯瞰，没有以伪平等的方式寄予同情，他就在民间，就在那些普通人的身边。他以真诚的书写表达着这样一种认知：回到人本身，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其自身的存在价值是无从比较的，是平等的相同的。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生存权和尊重权，我们对此都应最大限度的尊重。

　　萧乾笔挟情热，铁骨柔肠，内心充盈着普世的悲悯情怀，具有深厚的民主思想和鲜明的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正义表现。这一切源于他的真诚和坚守真诚的独立精神。这也是他留给我最为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