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辛亥革命先驱致敬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不少作家深深地扎进了历史的浩浩海洋中，为辛亥革命撰写了许多文学作品，既有长篇小说，也有长篇纪实文学，其中不乏有新意、有见识的沉甸甸的作品。我以为，作家们的写作完全对得起辛亥革命100周年这一重量级的纪念。在这些作品中，我要特别提及贵州作家的一次集体性的写作活动。

　　贵州文学院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决定创作一套“贵州辛亥革命人物纪实文学丛书”。贵州文学院的计划得到贵州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他们遴选出10位写作对象，组织了十来位中青年作家，各自领取任务，分头进行采访调查、搜集资料，进行写作。初稿出来后，他们又挑选出较为成功的10篇作品，配以历史图片，编辑成专辑，作为“贵州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专号”在《贵州作家》第20辑上发表。这些作品分别是王华写简书的《求索》、酉蕾宁写王伯群的《正道》、胡巧玲写周素园的《理想》，吴秦业写平刚的《平刚的三次PK》、邹芝桦写戴戡的《忠诚》、陈晓军写张百麟的《筑城遗悲》、徐必常写王宪章的《汗马征途》、胡静写凌霄的《凌霄花》、袁俊写钟昌祚的《碧血黔山》、岑祥兰写谭冠英的《大定的雪》，以及由苑坪玉、邱奕做总编纂的广播连续剧《辛亥贵州风云》。

　　我要感谢贵州的作家朋友，他们修正了我的历史误区。因为在谈到辛亥革命时，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与地处边远西南的贵州有什么重要关系。但贵州的作家朋友告诉我，贵州曾是响应辛亥革命最早的省份之一，在辛亥革命影响下，全国最先宣布独立的8个省份中就有贵州。贵州也为革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时以自治学社为首的革命者推翻了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与宪政预备会携手成立了贵州军政府。但和平的日子没有多久，宪政预备会与自治学社反目为仇，引来滇军，对贵州的革命施行了一场腥风血雨的镇压。通过贵州作家的叙述，我发现，贵州虽然不是辛亥革命的中心，但它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案例，即革命派与宪政派合作的案例。今天，我们重新反思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历史时，革命与宪政是一个症结，中国的现代化是应该从革命开始，还是从宪政开始，仿佛对垒的双方都有充足的理由，但历史无法假设，我们今天尤其需要做的是，缅怀那些在革命大潮中付出心血乃至生命的先驱者们。所以我想，贵州文学院选择革命人物纪实作为选题来进入辛亥革命的历史，是很明智的做法。

　　作家协会或文学院有意识地组织作家进行主题性的写作，绝不仅仅是完成一种仪式性的纪念。贵州文学院这次组织的辛亥革命人物纪实文学写作，参加者几乎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作家，有的还是年轻作家，辛亥革命对于他们来说，也许只是书本上的抽象概念，但这样一次集体性的写作活动使得他们有机会进入到历史之中，他们力图用自己的文学想象去还原那一段历史图景。他们在还原的过程中无疑带入了今天的气息。比方说，王华和酉蕾宁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质疑传统作为她们文章的开头。王华一开始就将简书放在父亲病危和官兵来袭的危急时刻，简书是一个孝子，但革命将他推向了不归之路。他在父亲床前守到父亲咽下最后一口气，说了声“儿子不孝”，便投奔革命而去了。酉蕾宁所写的王伯群，有一个当军阀的舅舅，酉蕾宁就围绕舅甥之间的矛盾来写王伯群的革命生涯。文章的一开头，舅舅训导年少聪颖的王伯群要好好读书入仕，而捧着《大学》的王伯群却在疑惑：京城里的“上”也在天天看四书五经吗？

与摆放在书店里的一大批装帧设计精美、内容充实的、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而出版的书籍相比，《贵州作家》的这一期专号就显得较为寒酸。据说他们并没有什么经费，他们完全可以不去揽这样一份事情做，显然他们认为这是作家们应有的历史担当，他们就这么无所顾忌地动手做了。他们用这种方式向辛亥革命的先驱们表示致敬，他们也把致敬刻印在自己的刊物上，他们的广播连续剧经过录制，同时在贵阳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我相信，这一次集体性的写作活动还会在贵州作家们身上显现出后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