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根据地
（首届北京文学节文学讲坛）
我一进来时，看到会场后面有欢迎我“光临指导”这四个字，真是第一次享受这样的待遇。我首先向我左边的区委宣传部部长唐淑荣和右边的区文联主席史长义同志表示感谢。咱们唐部长和史主席对我这个讲座抱有很高的期待，我也希望能够很好的完成自己的任务。现在，我就试着把我过去讲过的事情和我的经历，重新编织一下，给在座的各位朋友介绍一下。因为最初的文学节组织者为了对外发布新闻方面，让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演讲确定一个题目。我是在家里接听电话时知道这个要求的，就随口说了“文学和根据地”这样一个题目。实际上，我当时对根据地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楚。模模糊糊的有一种感觉，我是想讲一讲我的文学的来源。但真正准备要讲的时候，包括昨天晚上，我才最后确定了我对根据地的解释。我希望在下边的讲述当中，这个解释是合理的，是有效果的。
今天是9月19日，我们北京的文学节正式拉开了序幕。要这么集中的、大规模的讲演，好象在北京是第一次，在外地也不多见。我不知道这个创意的产生最初是从谁那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创仪意非常好。它虽然给作家协会的工作者带来了很大麻烦，但它确实为冷落的文学市场提供了一点激情。整个文学节的口号，是“激情·理想·创造”。这三个内容恰恰是文学最需要的。包括我在这里讲演，所要达到的效果，也是要激起大家的创作激情，激起大家的创作欲望。刚才和唐部长聊天的时候，她希望我就《张思德》这部影片多讲两句。因为这个片子在北京放映的效果非常好，反映也很强烈，多少出乎我的预料之外，因为就我个人而言，写《张思德》是完成一件常规的写作任务。它和我从前的写作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题材对我来说是非常的新鲜，对某些观众来说很陌生。而我处理这个题材时，用的仍然是传统的方法，用的是我习惯用的一些技巧。这个作品成功了，我觉得它所达到的水准，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我从前的写作，但是也只是在某一方面。因为有的时候，一部作品受某些方面的限制，它所达到的水准也是有限的。而且也不可能产生十全十美的作品。所以我对这部影片的热播，以及圈里圈外人们给予那么高的评价，我自己是持一种对现实比较冷静的态度。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一个电影出来之后，各方面的人们可以从电影中吸取自己可以利用的资源，作为圈里的人来说，他只要看到你艺术手法表达的优劣。我个人认为，通过这部作品，我要显示我自己的思想水准，我要显示我创作技巧的水平。我要显示我个人的创作能力，对这个题材的适应性，我有一系列这样的目的。但是，我这个目的可能不适于在别的地方比。我曾开玩笑地说，一个政治家如果对一部电影感兴趣的话，他肯定看中了一部影片中的政治内容和思想内容的某种意义。比如《张思德》这部电影，它有一种感召力，有思想上的启发意义，而且还有精神上的典范作用。所以，政治家可能很推尝这部电影，而且希望尽可能多的人要看到这部电影。但是作为青年人来说，可能对这个陌生人感到很好奇，他是用好奇的眼光，看待过去革命历史当中一个过去的人。他看到一种陌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可能不接受这种做人的方法。但是他有可能对这种做人处事的方法表示尊敬。所以，一部电影所产生的效果是非常复杂的。我觉得在《张思德》热播之后，与我们大量的英雄事迹报告团的作用是相似的。我经常在人民大会堂的报告厅里，许多人热泪盈眶。实际上，你看《张思德》的时候热泪盈眶，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段里，你可能被影片宣扬的某种信念所感动，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创作者，希望达到这个效果。但是我们更应该怀有一种什么期待，就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部电影它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现实的影响是很浅显的。一个英雄事迹的报告团，对现实的影响也是很有限的。我认为，真正对现实有所推动或真正改变现实的，是人的具体行动。如果说我宣扬的一个政策、宣扬一个政治口号、宣扬一个 政治信念。如果我是在宣扬它，但行动却跟不上的话，而且没有具体的措施和行之有效的方法的话，那种理想对现实没有丝毫的影响。不管你怎样宣传，回到现实当中，强大的现实还要推着他去走那条走贯了的世俗的道路，理想主义在这里丝毫不起作用。所以，我觉得看《张思德》的时候，如有所感动，觉得这种为人处事的方法传及推崇，这种善良的状态非常令人向往。我觉得您就不妨从您的行动做起。你做一个善良的人，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实际上非常的难。但恰恰是你的行动，才使我们的社会更美好。改变现实最美好的方法，不是小说，不是电影，也不是文学，但是所有这些艺术表达，对人的精神世界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我认为，这与具体的人相比，它们仍然是软弱无力的。以上这些，就算作我的开场白，对《张思德》的一个简单的解释。
下面就是按照我原有的一个思路，讲一讲我个人的创作，回到咱们的主题上来，就是“文学与根据地”。类似的讲演机会很多。像北京的一些学校，如北大、清华的学生会和文学社团，一直与我联系，希望搞一些文学讲座。而我却非常排斥，认为这种讲座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微小的。而且我也不愿把自己这些很有限的经验向人家宣扬，认为这些认识没有什么普遍意义。但是，有些演讲是推不掉的，还是要讲。比如说，工人文化宫有一个业余作者培训班，那个是基本上每年都要讲的。再有一个就是有一位在大学工作的非常要好的朋友，一定要约我去讲，这是推不掉的。还有就是像今天这样的讲座。这是我们自己组织的活动，是不能推辞的。我要讲的内容，有一部分，在我到中国科技大学给研究生讲课时，曾涉及过，包括上一次我到吉利大学给学生讲课时，也涉及了一些话题。但听的一般都是孩子，我到这来讲，曾提前问过长义，听的大致都是些什么人，我好有针对性地讲。以便适应我演讲的主题。后来听说一部分是热爱写作的人，一部分是基层的宣传干部，我后来建议，大星期天的，就别让宣传干部们来了，因为我讲的这些对宣传干部是没什么作用的。后来可能是怕冷场，来的人太少，干脆就多叫几个人吧。实际上，宣传和文学这两个部分在外延上，可能有重叠的地方。但它确实不是一个东西。相同的地方远远不如不同的地方的多。但对于人生的认识，大家应该是彼此相近的。所以，我在谈我的文学道路的时候，重点还是放在对我人生的分析上。主哟啊还是要解释文学在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作用。如果大家觉得有用的话，就姑且听之。如果大家觉得没有意思的话，只当我随便一讲。
如果让我自己解释文学与根据地的话，对文学不用再解释了，对根据地我可以简单解释一下，根据地通常解释为弱者据守的地方。如果是强者，他应该把自己的这个地方称为大本营，它是属于进攻的态势。但对于一个弱者，做为一个想通过笔杆子，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跟整个人生搏斗的这个据守，是属于一种退守的状态。你看咱们的红色根据地，在被敌人进攻时的反攻，是非常吃力的。我自己所据守的这个根据地，与其状况是相似的。实际上我说这个根据地，历来都是先处于一种消极的状态。然后我自己与这种消极的状态进行搏斗，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来领略我自己应得的失败和不同的成功。我下边讲五个根据地，分别是乡村、部队、工厂、编辑部、家庭。这是我的五个根据地。这五个部分是空间上的概念。在展开这个空间上的概念的同时，还有一个时间上的概念。我也给它一个命名，叫成长期、成型期、成熟期、成事期、成贼期。所谓贼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老而不死谓之贼。当然，我还没有老到那个时候，但正在往那个方向发展，这是五个时间上的概念。
我现在就先讲第一个根据地——乡村。这个问题，我在别的地方讲的不多。它这个根据地最初给我提供的是什么呢？就是苦难和忧伤。这是最主要的两部分，与我年纪相仿的人，对那个时代，会有同样的记忆。当然我说的苦难和哀伤，是概括了某些方面，并不是生活的全面感受。因为在童年还有欢乐的时光。但最后真正成为我文学的营养，真正被利用的文学资源，是苦难和哀伤。我的父亲是门头沟斋堂人，我母亲是门头沟清水红水峪的人，红水峪南边是一个山梁，翻过去就是房山史家营、金鸡台这两个村子。但是，我父母在解放初的五十年代就搬到了市里找工作。我虽生在北京，却不停地回家乡，因为家乡还有父母的亲人。我的外祖父母还都在斋堂生活，那时回去，是要雇一匹骡子，走一天的山路，中间还要在路上住一个晚上。早年的记忆不多了。自然灾害时期，我正好在家乡吃食堂。没顿饭的水准是每人一 碴子粥。我常端着盆给我的外祖父祖母去打粥。当时食堂的管理人员是我妈的干舅，他总是对我有所照顾。我记得最后那个锅夹吧，总是留给我。在我刚懂事之后，也就是“四清”的时候，这个人被查出来有经济问题。一下子我们彼此就没有任何关系了，见面也没话了。一直到文革时，他一直被批斗。我到他们家玩去时，他就悄悄地给我塞一点吃的东西。我的外祖父虽然没有很明确的说不许我到他们家去，但是他们是不愿我去串门的。我这说的是文革前期，文革当中，北京的学校都停了课，父母怕我在外边惹事，就说我回了姥家，从1966年一直到1969年，我从每天挣3分一直到每天挣5个工分。这段时间，苦难和忧伤的标志就更明显了。因为村子里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战斗队，相互批斗。我姥爷恰恰是村子里的秀才，他的上辈是很富有的。他的毛笔字也写的很好，许多人在攻击对手时，也常找他来帮助抄大字报。那些攻击的人和被攻击的人，我都很熟悉，他们对我都很好，这种攻击和相互攻击，对我产生极大的困惑。我不知道应怎样对待这些人，有一种你死我活的感觉。而且他们都在翻历史的旧帐。我举一个非常小的例子，有一年的夏天，李子快要熟的时候，我和几个小伙伴准备去偷李子。这些孩子们姓杨，与我外祖父是同一个姓的，但是我和他们的仇方姓刘的那些孩子们也很好。我是无意中浅露这个消息的。结果，摸黑到那儿一看，摘下的李子都是涩的，只好翻山往回走，结果走到村庄外边时，突然被七八个人给按在那了。他们一摸我的兜，里边没有李子，是空的。这些人是刘家找来的人，第二天，杨家就问我，偷李子的事是谁露出去的。那次对我的打击非常大。正是童年的这些往事，对人与人关系这种险恶的感受，几十年之后，当我用文学来反映这个社会的时候，它给我提供了非常深刻的认识。这种人际关系，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正常状态。这种相互伤害可能暂时停止，但永远不会消失。例如官场，它所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比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更集中、更复杂。那种彼此之间的伤害性和攻击性，可能谁都逃脱不了。这种对的生活的认识，都是童年时产生的。是我乡村这个根据地提供的宝贵资源。实际上是生活的底层，衬托着我的文学的影响，衬托着我的世界观，而且当我对社会学和哲学的问题有所了解的时候，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对人进行分析的时候，我在知识和现实之间找到了根据，觉得存在哲学有它的依据。再有就是苦难的来源，就是在乡村里，不停地有人自杀，这在农村是常见的一种死亡形式。当时，自己也觉得恐惧。还有那些得了哮喘病的人，喘的自己实在受不了了，拿小麻绳绕在自己脖子上，再拿一根筷子，一圈圈地别，直到最后把自己绞死。还有我的一个邻居，我小时住在他们家里，与他们的孙子住在一起。他有一个奶奶，住在小厢房里，小脚根本走不动路了，满头白发长满了虱子。就这么一个老太太，每天只有孙儿给她端饭。没有人注意到她的行动。那天，在院子里，他的儿子正给我剃头，我坐在一个倒扣的篓子里，她的孙儿正端饭进屋，马上大叫着就出来了，说奶奶上吊了。我们进去一看，那间屋的炕上有一个给她预备的棺材，离房梁很高，老太太根本不可能把自己挂上房梁，实际上，就是她自己挂上去的。老太太颤微微地爬到棺材上，用拐棍把绳子套上房梁。最后才把脖子绕到里边。她的孙子抱住老人的腿，一下子就哭了。顶着阴阳头的我，当时也傻了，马上杀到旁边的那个院子里，找他们的叔伯兄弟。这时，她的孙子已经把绳子给绞开了。满院子的人都埋怨他，说这时候只能用手去解绳子，一绞人就不能活了。大家马上通知她在地里干活儿的儿子，立即就给她穿衣服，拆门板。开始叫亲戚、支锅、磨豆腐、送葬，到最后的摔盆，在没有路的玉米地里抬棺材，那么重的棺材，压过玉米杆往坟地里走，棺材一过，那些玉米一下子又直了起来，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实际上，我在写《菊豆》的时候，运用的就是这些素材。八十年代，当我把乡村这个根据地的素材加以整理和利用的时候，死亡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想，死亡对于一个农民，它的重要意义是什么，人想到什么程度，他才不能忍受生活去自杀，照常理说，选择这个行动应该是非常艰难的。为什么他们这么轻易的就选择了死亡。这种人生的困境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他死后，会有什么更理想的精神境界吗？他一定了各种各样与生活死亡的问题。这个问题，构成了我写乡村小说的基础，我的《狗日的粮食》和《伏兮伏兮》中，有嚼苦杏仁死的，也有把头扎到水缸里自己呛死的。小说在叙述死亡的时候，实际是在叙述人在困境中的有种选择。当读者从中领会我的某种思想的时候，可以得出各种结论，有可能对生活的谴责，但是也有可能看出我对人性中韧性的那样赞扬，也有可能看到宿命论的做法。但是所有这些感受，都是乡村这个根据地提供的。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我的乡村小说就失去了基础。所以，尽管乡村在我的童年当中，苦难童年占了很大一部分，但最后还是这些消极的东西，转换成了积极的东西，它成了我创作的一个来源。这些来源一直积累到我挣5分工的时候。我的外祖父实际上是个烈属，他是受照顾的，村里给他的那些工分，已经够他吃了，但我就喜欢干活儿。喜欢与农民在一块聊天、干活儿，这段经历对我非常珍贵，到目前为止，仍是我储备最多的创作资源。在写作时，到了节骨眼上，我才对这些资源加以利用，让它对我文学的创作，提供新的源泉。我相信我还能写出更好的乡村小说。
我的第二个根据地——部队。我是1945年生人，15岁当兵。我现在看15岁的孩子，父母是非常关照的。当兵后，立正、练队，练不好，大皮靴就踢。我1969年当兵的背景是珍珠岛事件之后，中美关系吃紧，当时我正在外语学院附属小学读俄语，部队需要大批懂俄语的人才，所以，我才入了伍。为的是搜集苏联的情报。在部队最表面的生活，成了我写《张思德》的一个基础。在我没有写《张思德》之前，我还不知道这段生活会被这样利用。有人问我，写《张思德》你哪来的生活呀？凭什么去想象六十年前一个军人的生活。我说，过去的军人生活，与现在的军人生活有极其相似的地方。我当兵的时候，是非常集中，统一的教育，灌输的都是你要做一个不怕苦的人，做一个不怕死的人。你要做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而且还要做一个完全服从命令的人。部队的这种要求，实际上是要把人培养成非常有操守的人。我那时确实也是按这个要求去做的，所以，当有人问我写《张思德》的时候，完全是内心的感受，是长期集积的一个结果。对人生的认识，在写《张思德》的时候，得到了一种检验和希望。我当然不能说我当时做的多么完美。当兵六年，可以说是个稀拉兵，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对文学的热爱。我总结部队这个根据地给我带来的消极因素的时候，有两点，是恐惧和自卑。具体说，是对死亡的恐惧。这个恐惧不同于在农村看到的那种死亡，那种死亡从来没有给我带来恐惧。当兵半年多的时候，突然接到一封家信，说我外祖父病故了。而且已是半年前的事了。信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这么几句话，对我来说，却是五雷轰顶啊！我当时想，这么与我十分亲近的人，怎么就说死就死了呢？他对我是非常好的。在农村，我当时喜欢干活儿，不喜欢看书，他说我是个死心眼儿的人，是个没有出息的人。他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他那时居然定着《人民文学》，我在他那看到过大气的杂志，他自己是熟读唐诗。满屋子的白墙上，都用毛笔写上了唐诗，还有他自己写的五言、七言诗。在村头有一个影碑墙，上面有他写的“红旗飘飘”四个大字，站在山头上就能看见。就是这个老人，他哮喘非常厉害，我当兵前的一个夏天，天降大雨，雷后的山上流着白布一样的瀑布，他当时长时间地看着，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话，但是他眼里那种绝望的东西，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当时部队是十几个人一个大铺，夜间常有紧急集合，非常想家。接到家信后，突然想到，将来父母要死掉，我也要死掉，觉得非常可怕。同伴们讲笑话、打闹都提不起我的兴趣。对人生，我一片茫然。1969年，是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号上天的时候，每天晚上，大家都会寻找天空中的那个小亮点。我当时是在部队营房后面的大坡上，抽着烟，看那颗卫星。想到大家将来都会死掉，觉得生活真没意义，这种情绪持续了半年之久。这种情绪最后是不治而愈。我说的不治而愈是因为自己还得活下去，接着就思考活着，能不能活的更有意义，更漂亮一些。那就成名成吧！成什么家呢？就当作家吧！在这之前，我对部队是充满理想的，但到部队之后，才有了想的情绪。尤其是“9.13”事件之后，有一种理想的破灭之感。林彪是我们的副统帅，突然就摔死了。一个信仰就坍塌了。是谁欺骗了我们，他为什么欺骗我们。这些理想破灭之后，用什么去救它，我自己捞到的稻草就是文学。因为当我阅读到文学的时候，心灵的伤口得到了抚慰。当我心灰意冷的时候，阅读文学使我感到温暖。我想，我如果当一个作家的话，我就是一个创造温暖的人。所以，对作家充满了幻想。我在部队里有一种自卑感，这在学校里已经养成了。比如相对与富裕的学生，我只能买那种最便宜的铅笔。再大一点的时候，你看见漂亮的女孩子，看见生活比你富有的人，都会产生自己不如别人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对人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我在检讨自己人生的时候，发现部队这个根据地为我提供最有效的资源就是自卑感。这个自卑感迫使我采取行动，去改变不如人的现抓哏内状。培养我超越常人的一种能力。我培养的能力就是对文学的操纵。我通过对文字的这种操纵，成为一个作家。我们应该承认，人是很容易被自卑感所压垮的，一旦被自卑感所压垮，就意味着你没有利用自卑感的资源。自卑感虽然是消极的，但它可以燃烧。为了改变现状，你会拼命去奋斗，，这种奋斗的燃料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自卑感和恐惧。这样才能使你的生命更有意义，才能使你成为受人尊敬的人。实际上，你的选择性，有满足青春欲望的那一面，也有自我实现的一面，也有获取认识价值的一面。人确定这么一个目的之后，你的学习是绝对不用人去督促的，自己学习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所以，那个时候，凡是能找到的书，都找来一遍遍的看。鲁迅写了许多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来出版了许多鲁迅作品的小册子，我都买来看了，一遍边4地认真地看。高尔基早期的著作，非常的少。恰恰是这种少，使人过度地集中地使用这些素材。所以，把这些信息“榨干”之后，都成了自己创作的营养。它都为你的创作实力提供了基础。现在的人，真是信息如海呀，信息的海洋里，他都不知道该选择什么信息。表面上看，是信息量很大，但实际上，他处与一个很不利的境界。相对来说，我们那个时候信息比较少，不需要多少分辨能力，注意力全在吸收上。所以在部队那几年，饿的自我奋斗，应该说为我后来的创作提供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那个时候，部队都严格的规定，晚9点必须熄灯。如果不利用9点之后的时间，就没有时间去学习，所以，只好打开手电，在被窝里学习，这在别人眼里，被视为不遵守纪律。因为休息不够，第二天工作时就不能打瞌睡。可能就会萎靡不振，这个评价就低了，就不是一个好战士。但是我那里的业务非常好，是个业务尖子。出电报发电报都非常快，不论怎么考试，我都是处在第一名或第二名。到了该复员的时候，部队非常迫切，希望我留下来作为业务骨干，但因为我热爱文学，为了使部队能让我走，就故意采取一些行动，表现出不愿继续干的样子。所以，在我当兵第六年的时候，21岁的我便复员了。我部队这个根据地，等于是挣脱了。我当时并未想到，部队这个根据地，对我后来的帮助会那么大。因为当时很多部队的同志，包括我们连的指导员，都对我说过，你写个入党申请书，再等几天，入党之后，到地方工作方便一些。我当时怕有变化，就说，我不能写。回到地方我会好好的做人。他们对我说，到了地方之后，你千万不要再想什么作家梦。早点放弃这个梦，省得将来后悔。这个指导员上大学时迷的是费尔巴哈，老想当一个哲学家。攻读过许多哲学著作，现在呢？只是天天做的点名、出操的工作，干些琐碎的事。他对我的劝解和周围同志的话，对我有些影响，我不认为，只在部队的这段生活就可以使我走上作家的道路。但是人总抱有希望，从部队的出来时，依然是雄心勃勃，接着我转入了第三个根据地。
我的第三个根据地——工厂。这里是我最艰苦的一段。我从部队转下来时，因为是技术工种，所以分到了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室资料室，担任资料员，还有一个工作是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但是为了体验生活，为了我热爱的文学，我要到艰苦的地方去，便对负责分配工作的人说，有没有火车司机的工作，有没有炼钢工的工作。有没有挖煤的工作。人家说，你是个复员兵怎么能让你去这些地方呢？结果，我便在分配工作办公室附近转、看到了一个被分到汽车制造厂的复员兵，他不愿去那，我俩便调换工作了。当时，没有父母和其他任何人商量，便把工作调换了。这个决定遭到了家里人的一致反对，都说丧失了这么好的工作，你到工厂去能干什么？但他们不知道，我要实现自己一个伟大的理想，去当一名作家。
就这样，我来到了工厂，不出一个星期，就陷入了绝望的境界。在北京汽车制造厂流水线上工作，时间非常紧迫，几分钟就得装一个零件，感到有一种屈辱，人没有主动性，真好象知识机器的一部分。最关键的时候，这个工作剥夺了我学习的时间，坚持八小时工作，从家里骑车，路上还得半个小时。回到家里后，根本没有看书的欲望。所以，一个星期后，我就决定，必须跳出工厂。我的手段是什么呢？恰恰还是文学，只有写出好的作品，才能摆脱人生的困境。那个时候，别说当作家的理想，更别提选择到工厂去这种荒谬的想法，包括我基本的人生态度，都遭到了我周围同事的蔑视，我觉得这几乎是所有在本职之外热爱文学的人的一种惩罚。很多人会说，你有病，净想那些不切合实际的东西。所以，工厂这个根据地给我准备的资源，就是绝望和过渡。我自己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个信号非常强烈。但除了热爱文学，我没有任何手段。所以，对于文学，我还是咬着牙坚持下来。为了获得写作的时间，我干了一件蠢事，因为有人为了转氨酶高，便吃生猪肉片，以骗取病假一个星期。还有在进医务室之前，喝几口生酱油，使测量时心跳加快。心律过速，这些我都干不来，最后，我选择了用大锤砸手，把手敲骨折了，至少可休一个礼拜，当锤子砸下来时，因为犹豫了一下，砸得不狠，到医务室照片子，一看什么事没有，第二天，还得照常上班。没办法，还得忍着工作。
那时，工厂的计划安排不知怎的，挺不合理的，有时月初没多少事，到月底时紧忙，24小时分两班，一班12小时，连轴干。有一天，我们刚干完12小时，正准备去洗澡，总厂的领导来了，说为了完成任务，你们还得接着干一个班。当时，有一个复员兵，把衣服往地下一仍，生在那哇哇大哭。但是，哭着也得继续干工作。我那时是从早6点干到晚上6点，回到家里后，一点力气也没有，简单地洗把脸，吃点饭，从7点开始写作。我妈老催我早点休息，怕误了上班。那时天亮的早，有时写着写着，一夜就过去了。天一亮，也就不想睡了，一直等到要上班的时间。连着折腾了一天一夜，早晨５点钟，我还得骑车上班，从建国门外到大北窑，有时骑着车就睡着了。车蹭着马路牙子一响，就又醒了。就这样一会儿睡一会儿醒的赶路。就这样一路摇摇晃晃地来到工厂。换好衣服，马上在椅子上躺上２分钟，然后开始工作。就在这样艰难困苦之下，我的写作不是有计划的，而是下意识的选择，而且也是目标非常渺茫的，只有经过这样的抗争，我才可能看到希望。现在分析，人到了那种状态，多少有点自虚行为。其实工作那么辛苦，完全可以放弃一些，工作了一天，应该好好休息一下。这种自虚一旦没有结果，对自己的人生必须得付出代价。经过自身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只能说是一种恰如其分的回报。
１９７７年的时候，工厂有了宿舍，我们俩个人住一个房间，一个将要考大学，我呢？正在写一个长篇小说。我们俩人都熬夜，打饭时只去一个人，把那一份给打出来，什么饭呢？馒头、火烧，就这些。屋里有电炉子，把馒头烧成片吃。有一天，赶上下大雪，我披着衣服写作，毫无指望地写作。理想很远大，但老是失望。后来分析，这种情绪是在辛酸当中有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自我安慰。别人都在睡觉，只有我在从事一种高尚的职业，自己和了不起。我感到，我在工厂这个根据地中，给了我消极因素转向积极因素的一个过程。我保持了抗争的状态。张艺谋在工厂时，手劲非常大，因为经常扛麻袋，生活的困境一直压着他，他靠卖血的钱，买了一台海鸥ＤＦ相机。自己学照相、学构图，培养了自己的艺术表达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他后来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恰恰是早年的艺术积累，成就了他后来巨大的艺术成就。我与他有极其相似的地方，我与他交流早年在工厂的生活时，我们俩都有极其相似的地方。我们共同认同的一个比喻，当一个弹簧，你把它拉弯的时候，它的弹力才显现出来。同样，当生活给你巨大压力的时候，会产生强烈的反弹。所以，不论在青年时代，在部队根据地产生的恐惧，还是在工厂这个根据地造成的绝望，以及童年时代产生的苦难和哀伤，这些人生的压力找到了一个合适出口的时候，当你找到释放的时候，它所储存的能量会充分地释放出来。
我的第一篇小说于1977年发表。当时23岁，以后，又陆续地开始发表作品，一直没有接到过退稿。虽然小说不多，但经常占据刊物的头条。1979年我25岁的时候，我们到了编辑部，做一个编辑，从一个业余爱好者成了一个专业文艺工作者，终于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这就是我的第三个根据地。
第三个根据地——编辑部。来到编辑部后，文学在我的眼里，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文学在心目中的极高的、神圣的位置在漫漫地降低。而且我目睹了文学的制造过程，大量的小说，包括名家写的小说，在编辑部审稿者的眼里，被刷了下来，被审检。文学的神奇感，文学的光彩，全部都暗淡下来了。这期间，经历过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的政治风波。文学那个微小的力量，始终在摇摆。1989年之后，又是经济的改革开始。经济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又把文学推到了非常尴尬的地步。文学的作用在整个生活中是微乎其微的，这也上客观的。而且不被重视。一个伟大的有作为的政治家，他的一个信念，可以大度地改变社会的状态。一个在经济海洋里游泳的人，一个有资本的人，一个有钱的人，对世界的影响都非常巨大，他可以改变人的精神世界，他可以满足人的欲望并培养人的欲望，乃至创造巨大的财富，包括出版、电影、文学，所有的东西都被纳入到创造利润当中去了。在这中间，文学的力量太微小了。所以，在这种尴尬的状态中，我对文学的作用，有点怀疑，有点悲观，我为他献身的愿望有点降低了。我觉得它不足以支持我整个人生，而且不足以体现人生最大的意义。如果说，编辑部根据地为我准备了消极资源的话，它的资源便是厌倦和怀疑。怀疑我追求的价值，从而怀疑我人生追求的价值。严格说来，一个人长期地追求一个目标，而且长期用同一个手段追求这个目标，他必定会产生疲倦、厌倦。就像钢铁会产生疲劳一样。从事文学的人产生疲倦之后，主观能动首先就丧失了。而且与强大的现实力量相比，你的主观是强大到什么程度才能与客观现实平衡呢？说实话，在30岁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放弃了自己。长时间不写东西，居然打了小半年麻将，甚至喜欢上了钓鱼。现在分析起来这个阶段的认识，任何事业上的厌倦感和人生道路上的厌倦感，都是一个危险的陷阱。它实际上是一种淘汰机制，这个机制对所有人都生效。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在七十年代时，对文学充满了希望。现在剩下的非常的少，有一部分人从了政，还有一部分人经商去了。更大的一部分，被世俗的欲望淹没了。他们觉得用写作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已经达不到了，他追求直接的欲望去了。比如打麻将，赢一把牌能高兴好长时间，上网整天泡在上边，觉得很过瘾，我认识过一些非常好的作家，非常喜欢音乐，把所有的名磁带都买到家去了。回去往床上一躺，听着音乐，觉得生活本身就产生了快感，他就放弃了写作，是中途夭折，前功尽弃。当然，有人说，大家都庸俗，我为什么不能庸俗，而且大家最后都得去八宝山。这是放弃文学的几种说法，但实际上，你放弃了人生最基本的价值。我觉得，能够战胜疲劳的人，不放弃人生目标的人，一定能成功。我自己战胜厌倦的方法就是忍耐。严格说来，人到了40岁之后，有一种感觉，来日无多，怕自己生病，有一种恐惧感，失落感，让人很沮丧。这时要一直咬紧牙关。一个心理学家说过，人到40岁的时候，要接受重大的考验。怎么解释，打个比方，人生在40岁之前，相当于一天12点种之前，你的生命始终是在上升阶段，从来不会觉得他过得太快，给你一种始终都在上升的错觉。当过了12点钟，你的40岁就已经向夕阳西下了。这时才后怕，自己没有在太阳上升时抓住机会，人在这个时候才意识到控制不了自然规律。童年时的恐惧感就可以再一次产生，会不知所拒。这时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沿着原来的轨道，继续做常规的努力。还有一种便是挣扎反抗，有可能推翻你自己原有的世界观，做一种全新的人生选择。有一个神父，以传教为主，倍受人们推崇。在他40岁的时候，他摔了一跤，觉得这辈子很失落，有许多人生的愿望没满足，那么多人生的快乐没有尝到。一个神父产生了这种想法，做出了什么选择呢？以前在道德上特别纯洁的一个人，结果与许多女人鬼混，他觉得这是一种对人生的补偿。许多在年青时有美好的理想，而且有过付出的人，在40岁的时候坠落了。金钱在这个时候起到很大作用，不管你选择哪一种生活方式，都要对你的选择承担后果。所以，我说40岁这段时期，不管你成势还是没有成势，人生都可能会产生厌倦，随时都会可能改变自己的追求。这时，你的身体可能还在，但你的肉体，可能会提前进入坟墓。放弃了奋斗，你就是放弃了你的精神生命。这一点希望大家早点体会，这就是我说的第四个根据地。
我的第五个根据地——家庭。对这个根据地，我从哪说起呢？我在编辑部工作了很多年，中间又出去学了几年中文系。后来，在编辑部这几年，我除了每个月去领工资，或出席一些重要的会议。呆的最长的地方，就是家庭，我写作的所有作品都是在家里完成的。这时候的感觉好象是你该得到的东西就算是得到了，没有得到的东西，再努力也没有用。我自己到了40岁这个年龄之后，心里状态好像不太符合这个年龄的状态。岳飞说过，三十功名 ，八千里路云和月。表明他还是想建功立业。到了这个年龄，我还是如饥似渴地阅读，记笔记、思考。我爱人在旁边看看，就非常欣赏，她说：“你为什么有这个特点，这是她周围的人中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这是老伴对我的夸奖，同时老伴对我也有批评。我说的这个家庭根据地，有个什么状况在里边呢？也可能我是幸运的，她对我帮助非常大。她早年也是文学爱好者，但从来不写，我所有的作品，她是第一个读者，而且她不仅对我的写作非常关心，对我的生活也很关心，比如有一段时间，我整天和朋友们打麻将，她便对我说，我原来以为你就是一个作家，现在一看，跟街上的痞子差不多。那意思是很明白，你还得看书、写作。夫妻之间很简单的对话，对我实际上是一个刺激。我认识到，人在生活的道路上，要有一个大的目标，可能还有一些很小的目标，这些小目标可能就是世俗的目标，很可能会受些干扰。在实际工作中，我的职称问题，一直句没有解决，开始申请编辑职称，拿到上边一看，人家说，你是合同制作家，怎么能申请编辑职称呢？没办法，第二年又申请作家职称，申请报表送上去之后，人家又说，你是编辑部的编辑，只是合同制作家，不是专业作家，所以只能申请编辑职称。来回这么一折腾，让人不得不想，还有什么副高升正高，评先进啊！分住房!啊！都有可能让人受到伤害，你应该得到的东西或者评价，人家不让你得到应该得到的评价，人家不给你。这时，你的心会非常失落，这种失落的感觉，对我看似微小，实际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经过翻烙饼一样的折腾，感觉是一种耻辱。我说，我的小说都写得那么好了，你们怎么还不给我，我应该得到的东西，我甚至产生了和他们理论一下的想法。这时，老伴就劝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没有了你就不行呢？经过交流，最后我们俩个决定，这个职称不要了。因为，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达成这个共识之后，对于一些“小事”，就不予理睬了。比如，涉及到某某人，我只说到了“一二层”，到了记者的笔下，就变成了“三四层”，还有可能伤害一些人，使我的中间出现一些故障，这种故障有可能破坏你精神世界的完整性，就好像一个大坝上，有一只蚂蚁，在那弄了一个洞，大坝就坍塌了。这些“小事”，会给你所追求的强大目标造成非常大的障碍。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对这些“小事”的态度就是不予理睬。今年我已经50岁了，仍然会遇到精神上的折磨。对于50岁的人来说，还有20年最好的创作年华，有可能创作出最好的作品来。如果陷入到这些“小事”中去，就会让你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这是我精神上的焦虑之一。这个时候，我这个根据地中感受到的失落感，必须学会放弃，这是我所要做的事。到了50岁之后，必须学会去抓你想得到的东西，必须要集中精力去做一件事，现在，如果有人给我一顶“帽子”戴，我不会拒绝，如果给我一个奖，我也不会拒绝，但是我绝不会用一星半点的力气去争取这些东西。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继续我的精神世界。一是继续学习，在知识的海洋里吸收利用这些知识，再一个就是写作，能写到什么程度就写到什么程度。这是我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这次文学节，是我们北京作家协会办的，但实际许多的工作，都是几位工作人员做的，他们组织新闻媒体界的许多朋友集思广益，设计了许多活动项目，包括作品评奖和讲座等等，很荣幸的是，许多人都报票给我，对我创作的努力给予肯定，但是我仍然不怀疑我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越是努力，越是看到了这种局限性。所以在这样的节日里，我愿与大家共同努力，为咱们的文学事业，更重要的是为我们自己的人生，提供更有激情的动力资源，提供理想的美丽的色彩，提供创造力和源泉。我希望经过大家努力后，会得到各种回报，也不枉了大家热爱文学一场。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