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文学审美趋向辨析
近年来，在创作上呈现出几条大的审美走向，它们往往与文学功能的变化和市场需求的起伏相联系。从现象上看，它最先从题材层面上反映出来，但根子却在审美意识的取向上，对此有必要加以梳理和审视。
最大的变化在于文学重心的转移
“都市”正在取代“乡村”成为文学想像的中心。对农业文明传统深固的中国社会来说，都市化、市场化以及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不但改变着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而且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明状态。这个过程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到世纪之交的今天，其改变速度之快、范围之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如果说80年代的文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精神影响力上依然是以农村为重头戏的话，那么90年代中期以来，传统乡村和农民的形象日渐淡出，不但失却原先的精神根基，而且多以城市价值的附庸者出现。我们甚至惊讶地发现，一种似乎完全脱离了乡村的“都市性”正在成熟。闹市与商海，警匪与反贪，时尚与另类，女性与言情，知识者与打工者，其命运戏剧正在取代昔日农村和农民的显要位置，成为文学画图的中心。何以会如此？有人说，这是因为中等收入族完全没有了乡村经验，因为大城市的自足性使很多人可以彻底切断与乡村的联系了。有人认为未来代表汉语言文学发展水平的，不再是乡土文学，必将是以城市为背景的、写出了现代中国都市人精神处境的作家，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中国不是没有“中产阶级”和后现代问题，但并没有估计得那么重要，忽视和遮蔽了农民问题的巨大存在，才是严重的缺失，倘若不能写出转型时代的农民之魂，我们的文学将从根本上丧失力量。的确，“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境况和精神诉求似乎越来越不在文学视野之中，不少文学人士热衷谈论的是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仿佛中国问题只剩下后现代问题了。事情当然不是如此。在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中，作为诗意的栖息之所，作为人类和民族的痛苦与欢欣的承受之地，文学中的乡土声音不但不会完结，还会发展和变化，它将与民族性格的现代转型密切联系，它蕴含着现代人亟须的精神元素，必然要向环境主题、乡土寓言、底层意识等等方面延伸。在《大漠祭》、《日光流年》、《歇马山庄》、《好大一对羊》等作品里可以看到，作家们在发挥写实主义的感染力的同时，努力超越题材表层时空意义，走向整体象征。但类似的作品未免太少了。现在，文学界强调“三农”问题重要，呼吁文学应该大力描写“农村题材”的声音日高，但大多停留在号召上。问题的症结在于，如果还是用熟知的一套观念写农村农民，找不到新的语境下与当代生活、当代读者的精神连接点，找不到市场需求的敏感点，那是怎么呼吁也没有用的。
“欲望化描写”与道德理想的关系构成了当今审美意识中非常突出的矛盾
这里不是指哪一种题材，而是渗透于几乎所有题材中。人的欲望固然从来都有，但在今天，也许由于利润法则的刺激，也许由于商品化、实惠哲学带来物质对精神的覆盖，总之人的世俗欲望空前地放大了，突出了，无形中成为文学描写的重点。在大量作品中，围绕各种欲望展开的矛盾错综复杂，光怪陆离。权欲、钱欲、情欲、占有欲、支配欲、爆发欲、破坏欲等等，成了很多作品中最习见的场景。于是有人将之称为“欲望化写作”，有人干脆自称是“欲望现实主义”。这是以往的中国文学中从来没有过的密集图景。从某种意义来看，这也是某种生活真实的反映。例如，我们习惯于笼统地批评文学中的性描写和物欲追逐，而很少注意，作为文化符码，洗脚屋、美容院，以及名车、豪宅、美女、股市、彩票的广告，几乎无所不在地环绕着人们。既然如此，问题就不在于是否写了欲望，而在于怎么写。
以“欲望化描写”为核心的选材倾向直接导致了官场小说、犯罪小说、都市时尚小说、女性主义小说的盛行。问题的关键仍在于，不少作品热衷于感官化、刺激性、消费性的展示，逗留在现象层深入不下去，既不能深刻分析人物的心灵冲突、精神矛盾，也不能以理想之光照耀形象世界，使之升华出新鲜的诗意。像王安忆的《长恨歌》这样意蕴深藏的都市文本毕竟不多。比如，这种欲望化倾向表现于某些官场小说，是辞气浮露地渲染贪欲、腐败，孤立地而非整体性地表现“反腐”，路子越走越窄，概括力越来越弱。这种倾向表现于某些都市小说，是商业化影响下的浓厚的大众文化趣味，突出展现物欲渴求和感官体验。这被称为时尚化文学，它的土壤是发达的时尚文化，感官化是其主要表征。这种倾向表现于某些女性主义小说，是注重私密体验，解构启蒙话语，强调女性在社会体验、身体经验、文化构成、心理特征上皆有别于男性，因而大力肯定女性的生理独特性及其人文诉求，表现她们在与男权、男性的冲突中自我实现的要求和寻求平等的呼声。不可否认，性是这类创作的敏感点、中心点，对男性话语的颠覆往往是从这里入手的。这当然无可厚非，其打破传统观念的意义也在一定意义上应予肯定。然而，也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一些作品有意割弃与广阔社会生活的联系，剔除人物身上必不可少的社会性活动和道德激情，固守在私密的天地里，致使其文化内涵稀薄。它们超越人文话语进入了性别话语，要真正深刻起来是否应该再超越性别话语，回到人文话语？另一方面，过分依赖感官和本能，放弃过多重人生价值的参照和探索，使这种“个人化”日渐“干涸化”，生发不出崭新的意义，整体上缺乏足够的精神维度。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不少作品不能令人满意，根源在于，精神建构和情感升华不足，没有高远的道德理想汲取，没有对人性的深刻分析，没有对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大力肯定。
世俗化与崇高感的矛盾，也是贯穿在当今文学审美意识中的另一个突出问题
世俗化肯定人的自然欲望，肯定世俗生活的乐趣，把人从现代迷信和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扬弃假大空和伪崇高，无疑是一大进步。于是，知足常乐，健康长寿，满足于平安与舒适，注重眼前物质利益，不到生活之外去寻找虚幻意义，已成为当今最重要的生活价值目标。这种价值观影响到文学，但是近20年大幅度向真实生活的回归，向普通人、平民、小人物生存的回归，向写实主义的回归。“新写实”潮流的大行其道，例如池莉的新市民小说的大受青睐，“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兴衰，“朴素现实主义”的流行，均与此不无关系。
这些世俗化思潮无疑产生过许多受欢迎的作品，但是，作为一种持续不变日渐凝固化的文学状态，未免显出了疲惫之态。其中与文学的崇高感、理想精神的不足以及英雄文化的疲软所造成的明显空缺，大有关系。因为，人类总不会满足于平庸。崇高感的鼓舞，英雄文化的豪情，在任何时候都是令人神往的，何况全民族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转型时代，肯定需要开拓精神的激扬。但是，我觉得，在扬弃伪崇高和伪浪漫之后，我们的文学似乎一直难以摆脱价值迷盲的困扰。没有现实的英雄偶像，人们只好到古代传奇、新武侠小说、好莱坞大片中去寻找替身，寻找满足，这当然也是需要的，但终非长远之计。从《英雄无语》、《解密》、《西去的骑手》等一些尚能发出审美异调的作品的受到注意，从《三国》、《水浒》、《长征》、《英雄》等影视片的热播，不难感应到此种消息。“一地鸡毛”式的仿真写法开始让读者不耐烦了，但要写出现实的、感人的崇高精神的篇章，难度依然很大。有人举为一种成功秘诀介绍说，写现实要写普通人，写古代要写英雄，把写现实中的崇高视为畏途。看来，当代文学要发挥出阳刚的一面，变得充满憧憬、激荡人心，必须致力于对日常化、世俗化生活流程中潜在的崇高精神的挖掘，致力于对当代生活中真实的英雄精神的发现和重塑。
解构历史、消费历史与历史理性精神的矛盾，是当今审美意识中的又一重大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表现出强烈的重诉历史的欲望，这其实是大转型时代现实精神诉求的反映，企图通过重新阐释历史来肯定现实中欲肯定的东西。总的看来，在历史题材创作方面，成绩是主要的、突出的。对历史题材的处理经历了由当年的大写阶级斗争、大写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到今天的大写励精图治、大写圣君贤相，可说是个大转折，其中伴随着历史观的微妙变化，也与突出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密切相关。把圣君贤相纳入到人民创造历史的行列之中，并承认起作用，显然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然而，由过去不分青红皂白地彻底否定“帝王”，到现在的某些作品又走向另一极端，无条件地讴歌“帝王”，都是形而上学。有些作品在歌颂帝王时，把皇权思想、人治思想、专制思想抬得很高，奴才味儿很浓，把皇帝塑造得可亲可爱可敬，十分高大全，无形中在张扬一种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的集权政治。当然，怎样做到在肯定圣君贤相时把一些很难不夹带进来的消极思想剔除出去，无疑是创作上的大难题，需要深入辨析。随着市场价值介入历史题材领域，另一倾向也在左右创作，制作者们的兴趣集中到了争宠、夺嫡、篡权、谋位方面，形成了一套以权谋文化为中心的构思模式和叙事策略。他们表示，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老百姓喜欢”，不能说毫无根据。那么，老百姓究竟为什么喜欢？从深层来看，还是因为触到了官本位文化之根，古代官场让人联想到现实官场官本位文化如臭豆腐，既让人厌恶，又让人艳羡。与此同时，是“戏说”的风靡一时——把历史作为消费对象，作为喜剧和闹剧的原料库，不断“搞笑”，不过是拿历史作由头而已。应该看到，历史题材创作领域里所发生的种种，正剧也好，戏说也好，解构也好，翻案也好，都是市场经济时代和现代转型社会多元文化思潮的反应，带有某种必然性，即使某些戏说之作，若不是多到不可容忍还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能把历史涂改得面目全非，让青少年误读了中国历史，那问题就大了。显然，这一领域存在着纷纭缭乱的眼光，有的翻案文章做得太离谱，已背弃了基本的历史真实和被证明属于规律性的东西。我认为重要的是，当此五色杂陈之时，在主导方面体现出理性的历史精神就可以了。
作为当今审美意识的反映，在对红色经典和文学名著的改写改编中出现了所谓“人性化处理”问题
这已不是单个现象，而是趋之者若鹜，形成了一种时尚和风气。我以为，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对红色经典和某些名著重新解读甚至加以改写改编，并非不合理，不可能，或完全没有必要。任何一个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文本，在不同的时代必会显现出不同的价值层面，因而产生新的精神需求，作为一种再创造，如果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处理得当，能给出新的解释和新的造型，完全有可能开辟出新的审美境界。红色经典如《夏伯阳》、《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改编，文学名著如《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哈姆雷特》之改编，都是例子，《悲惨世界》被改编了七次之多。
我国一些红色经典的被重新发现，改编者日众，至少说明，时至今日，这些作品仍具有某种生命力，它们并不是简单化地扣上一顶伪现实主义和伪浪漫的帽子，就可以打入冷宫的。艺术问题是相当复杂的。主观与客观，世界观与创作，作家宣称的思想与作品实际的形象系统、错误的观念与充满血肉的人物，当时的美与现在的美，都有可能构成多重价值的内在矛盾和冲突。耐人寻味的是，在今天，由于时过境迁，以描写阶级斗争为核心的红色经典本来没有太多市场价值可言，可是，事物的两面性在于，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和人物其实又是具有某种“潜价值资源”的。首先是，它们可以提供当代创作中匮乏的英雄情怀。红色经典中的英雄人物，曾经家喻户晓，但是，英雄的个性化，性爱的多种可能性这些过去被遮蔽和掩盖了的一面，构成新的想象空间，并有可能成为新的卖点。这也许就是红色经典改编忽然成风的秘密所在吧。不可否认，它的背后有市场的影子。
根本问题在于，不少改编者把改编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看不到巨大的难度和对作家思想艺术准备的严苛要求。普遍的情形是理解上失之肤浅和简单化，以为注入一点小资情调，做一点翻案文章，颠覆一下原有的人物关系，来个大逆转，让高大降为平庸，坚贞变为放荡，刚强变为窝囊，就算完成了人性化处理，显然错了。有些改写者似乎并未意识到，许多“红色经典”包括样板戏，乃是左翼审美文化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积累和不断的总结经验的产物，有的甚至是一种“结晶体”，它有它失误和偏颇的地方，却也有它的精湛和深刻，绝不能因为某个人曾经“插手”过某个作品，它就糟糕到不值一提，只配唾弃了事。事实上，人物处理上的得失只是表象，争论的实质牵涉到对革命传统、现代史和党史的评价问题，颇为复杂，而在艺术上，要胜出久经打磨的原著，难度同样也不小。所以，改编改写未必不可能，却需要足够的见识和功底，方有望成功。否则不过短期的市场行为和旋生旋灭的泡沫而已。
文学的版图是否正在缩小
当今的文学称得上数量浩繁，缤纷多样，加以各种“炒作”和“命名”层出不穷，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若仅从表象看，似乎可以用“多元化”来描述。然而，冷静思之，又会感到，这种“多元”胜景却不无虚浮成分，甚至遮蔽了某些重要方面的缺失。比如，在文学功能得以全方位展开的同时，是否存在一些功能膨胀了，一些功能萎缩了的情景？是否因之带来文学生态的严重不平衡，并导致了文学功能的弱化？事实上，放在当下的历史文化语境里，这个问题已变得分外突出，只是我们未加正视罢了。比如，我们是否缺少足够数量关注政治、关注现实、关注底层的大气魄、大手笔的文学作品，而这与我们的某种偏颇的认识是否有关？最近，读了一批作品，震动很大，它们促使我重新思考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同时思考什么是“文学本身”和“回到文学本身”，什么是文学的活力之源和创新之途？
比如，作家张平把他的小说《国家干部》直称为“政治小说”，周梅森也有类似提法，均不失为一种直率和勇敢。张平在这部小说的“后记”中所提的问题相当尖锐。他说，文学对脚下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越来越疏远，除了用西方某些观念和书本知识对当今现实生搬硬套外，对底层劳苦大众并不真正熟悉，对正在发生的政治运作并不了解，对老百姓想些什么并不清楚。由于不了解政治，不了解社会，自然也就无法描写政治和社会，恶性循环，只能距离政治越来越远，距离社会越来越远。他还说，令人畏惧的是，总有一些人，一再认为这种现象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张平这番话，无形中提出了一个熟视无睹的大问题。对于当今的文学而言，没必要所有的人都去研究政治，直接描写政治，如果那样便很荒谬，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学倘若在整体上远离政治，基本放弃从政治的宽阔视角去解读社会人生，那将是一种可悲的偏废，那样的文学断难成大气候。
我们知道，把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的历史教训是异常深刻的，因而新时期开初，有识之士提出了“回复文学的本性”和“回到文学本身”的吁求，自有非凡的意义。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文学本身”？有没有一种在历史运动中与社会、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伦理、宗教等等互动着的，却又被宣称为与它们毫无关系的纯粹的“文学本身”？试想，把一切都剥离掉了，还能剩下什么？本能？食与性？事实上，剥到最后，连“文学本身”也就不存在了。不应忘记，文学终究属于意识形态，当然是审美意识形态。
然而，当今的文学似乎并未意识到社会政治的重要性，每每遇到解析历史、认识命运时，宁可用另外一套观念，例如爱、死亡、物竞天择等（这也许是同样需要的），也不愿从社会政治的通道进入生活并深化与开掘。这是一种放弃优势而不用的自我束缚，不仅限制了文学题材领域的开阔，而且限制了文学眼光的开放程度，甚至牺牲了文学应有的一部分功能。这里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关系。比如，强调文学超国界、超种族、超语言，扩大人类普遍性的含量，与文学对本土的、当下的政治、经济、社会、道德、伦理、习俗现状的描绘（政治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之间的关系。就某种意义来说，后者是基础，抽出这个基础，人类性和超越性往往落空。个人化声音的重要性也一样。个人声音的大小、强弱及震荡幅度，与其社会历史人生内涵的深浅和有无批判精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如果指出，当前的文学在总体上对公众利益、公共事业缺乏足够的关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读者的回应热情，应该不是无的放矢。与之相联系的是底层意识的匮乏，对底层劳动者的隔膜，主要是对农民和农村生活表现的乏力，这些也都是形成文学版图缩小的原因。
然而，必须看到，有政治家的政治，也有文学家的政治，两者之间既不能相互替代，也没必要追求趋同。完全趋同就可能重返“工具论”的老路。文学家的政治不仅在于必须首先遵循文学的独特规律，而且在于，必须是通过对人的灵魂审视而达到对人的精神关照，它更多地侧重于政治与人的内在关系的角度。现在普遍的问题是，一些关注政治、贴近现实的作品，面临模式化、平面化的困扰，缺乏新的思想和新的形式，相当多的作品停留在“反腐”的水平上，停留在义愤上，停留在黑幕小说的趣味上，或就事论事地、津津有味地描写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过程，或仅仅把政治理解为权力的操作，难以站到时代政治文明的高度，以整体性地把握生活和对政治文化的建构精神来统驭题材。在文学史上，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举出像雨果的《九三年》、斯汤达的《红与黑》、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米兰.昆德拉的《玩笑》、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等等作品，它们都含有很强的政治性，毋宁说是在写政治，但那是何等睿智的眼光，超越了题材表层时空的有限意义。应该说，近年来文坛上以张平、周梅森、陆天明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的“政治小说”是引人瞩目的，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作家的良知和正义感、使命感，无情揭露和鞭挞了腐败现象，向世人展现底层大多数人的生存境况，进而思考中国当代政治体制与经济改革的矛盾关系，既思索政治体制对改革的影响力，同时探索伟大的改革对现存政治体制的反作用力。然而，必须看到，他们的作品包含着较强的新闻因素、政论因素，以及某些报告文学元素，近来更强化了“影视剧化”的因素，就其质素而言，不能说已经进入了揭示人的精神生活的深刻层面，也不能说已提出重大的时代性精神课题。我们的文学还缺乏真正意义上的高超成熟的“政治小说”。
书写风格的变化
在今天，几乎所有传统的书写方式和文学体裁都面临着危机，只是我们不觉得罢了；在今天，几乎所有文学领域的书写风格都在发生微妙变化，只是我们尚未及时总结罢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体上的变化归根结蒂还是社会生活的变化作用于审美意识的反映。过去这种变化被认为非常缓慢，现在不同了，由于时代变革生活的急速和深刻，书写风格的变化似乎也加快了。这里仅就我突出感受到的几点谈些看法。
在叙事方式上，我们历来有一种对史诗和全景的膜拜传统，有一种把文学作为书记员和历史教科书的传统。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时说：“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前的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这些话对构成所谓巴尔扎克模式有重要意义。诚然，并不是作家的本意要把文学当历史来写，而是作品客观上具有了如此大的知识包容。但是，我们依然要问，在今天，这样的方式还有多大存在理由，在传媒如此发达的情况下，文学还要不要把大量篇幅交给经济学、统计学或其他什么学？还有多少人希图从作品中学习到比职业的专家那里更多的知识？这是颇可怀疑的。因为知识的结构和意义发生了巨变，人们汲取知识的途径更多样了。从文学中获取的应该主要不是知识。这里，我并不简单地认同那种排斥宏大叙事、提倡小型叙事的观点，我只是从生活现实中感到，人们对文学的需要变化了。现在更需要一针见血的东西，更需要拨动现代人深藏的心弦的东西，也就更需要给作品减负、减肥、瘦身了，因为人类知识的重负太大了。于是，在创作上，一种不以展开的社会生活面多么广阔为务，而是以集中的笔力深掘人性的作品出现了。像《许三观卖血记》、《白豆》等似乎就代表了这种简约的风格。记得四年前，正值世纪之交，长篇小说出现过一个竞写百年沧桑的热潮，几乎每部作品都是一百年的跨度，历时性的结构，追求宏大的史诗气魄，作者们为之耗费了大量体能和精力。应该说，力作也有，却很少。问题出在传统的创作方式与现实的文化语境之间的矛盾，作者的雄心壮志与读者的实际需要之间发生了错位。
本土化写作的复兴和新探索，应该是近年文学书写风格变化的又一突出表征。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借鉴外来形式也即“西化”始终是主导的倾向，现代意义上的新小说，无疑是在西化模式上建构的。民族化、民族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这些口号虽也提倡，总是断断续续，有时会成为保守主义的遁词。但当此全球化语境咄咄逼人之时，本土化写作和本土化风格则变得意义非凡。莫言在《檀香刑》的后记里说，民间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渐渐地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宜的书，是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地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够到位。莫言的这些话不管是一种宣言，代表的是一批作家的新追求。《檀香刑》就糅合了高密的猫腔，一种韵文。阎连科从《日光流年》开始了对河南方言的改造应用。雪漠对凉州方言的运用。毕飞宇在《青衣》里对京剧韵律的贯注等等，它们既非现实主义，亦非现代主义，把最洋的与最土的结合，把最传统与最现代的扭合，逐渐形成新的本土化叙述风格。
我们还注意到，文学与影视的联姻、携手，正在极大地影响着文学的前途和命运。到底是影视拯救了文学，还是伤害了文学？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虽然，因为“触电”使文学原著和作家本人一夜成名的故事并不鲜见，但在过去，一些清高的作家并不很情愿向影视靠拢，或者对影视能否真正表达他们原作的意蕴心存疑虑。为什么呢？因为文学是一种时间艺术，可以展开无尽的想象和精妙的心理刻画以及独白对白议论等等，影视却是造型艺术，一种视觉语言，毕竟有空间限制，它最需要的常常是一个诱人的故事加上一系列强烈的动作，因之大量的文学性因素被无情地过滤掉了。事实上，最精深的文学作品几乎是无法改编成功的。然而，影视的丰厚的经济效益和电子传媒的覆盖效益诱惑着作家，正在促使作家们为适应影视话语的要求来改变文学话语的方式，这种伤害是深隐的以致是致命的，但又无可奈何，我们无法阻止作家们努力把自己打造成影视写手，也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小说以“分镜头化”的面目出现。我们还将尴尬地发现，越是这样的“长篇小说”，其发行量越是大得惊人。
人们到底最需要什么
要吸引住今天的读者很难。曾经有人统计过，电视节目倘若不能在三秒钟内吸引住人，观众马上就“跳台”，文学固然不至如此，但情形也差不了太多。书籍遭到冷遇的现象很普遍，读者中断阅读的概率在大大提高。今天作者年轻化，读者更在年轻化，他们在决定书籍市场的走向。似乎写沉重的不大行，写深刻的也不大行，深度模式受到了质疑，更受欢迎的倒是线索单纯，人物有趣，贴近心灵，引人入胜，轻轻松松的那种。《手机》即有此特点。据说它不“触电”，只能发行二三万，一触电，发了30万册。人物性格刻画的深度变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出“状态”。我们有时会感到，在今天，宫闱、反贪、侦破、言情、武侠等等，在热过一阵子后，似乎都走到头了，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那么，什么才最吸引人，人们到底需要什么，就很值得研究。肯定地说，人们最需要的东西不止一样，应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举凡远古、历史、现实、政治、军事、道德、宗教、伦理等等，皆有可能成为热点。
前年，《激情燃烧的岁月》忽然热播，出人意料。事实上，作品描写的那个年代，对个人的自由和空间并不是很关怀的，由组织指定婚姻的方式甚至应当引起反思和批评。但是，人们看起来仍然兴致勃勃，为什么？是主人公的个性峥嵘、本色、亲切？还是人们发现，在物质极为艰窘的年代，人曾经那样真诚，那样纯朴，那样美好地活过？似乎都有一点。质而言之，因为它关注了人本身，这可能就是最需要的关键所在。对文学而言，最根本的应是关怀灵魂，关怀人的生存状态。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说，人们最需要的是富于钙质的作品和呼唤真情的作品。文学缺钙，已成严重问题，所谓钙，不仅指人格、良知、正义，还应体现于钙质的本土生成。它是一些坚硬的质素。凡是揭示民族性格的作品，是有钙质的。文学的钙体现在作品的精神追求上，体现在作家的人格精神上，体现在对人的灵魂的关注上。另一方面，如有人所描述的，真情缺失，真爱难求，诚信危机，贞操淡薄，在此道德解构与重建的大背景下，人们渴求于文学的，无疑是真情。缺什么，就需要什么，问题在于，什么是真情，需要哪种真情：古典的、传统的、解构的、嬉笑的，还是世俗化的？那真是各有所需。
我们看到，今天的文学有形形色色的花色品种，但精神探求的力度不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没有声音。不少创作者抢占市场的意识很强，沉思默想的劲道不足。作品缺乏思想的魄力和张力，仍是根本问题。许多作者热衷服务于大众，服务于市场，服务于都市，服务于消费，独独疲于思想精神的探求，以至缺少坚实的思想质地，缺乏整体性，缺乏“社会意象”。这也许就是我对当前文学审美趋向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