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关键性的例子是具有象征性的意味的。一个是近年来有关鲁迅的讨论，另一个是有关所谓“纯文学”的讨论。这两个21世纪在文学领域里出现的讨论其实是异常明确的征兆，它象征着贯穿“五四”以来中国文化，一直作为文化中心的“新文学”的话语面临着终结，一种“新世纪文化”已经开始全面跨出“新文学”的全部历史。对于这两个问题有必要稍加探讨：

首先，对于中国新文学具有最为不可动摇的关键意义的鲁迅的价值近年来连续受到了反思。在对于中国和整个东亚的现代性进行反思和考察的基础上，日本的鲁迅研究者尾崎文昭在他的题为《二十一世纪鲁迅是否还值得读？》一文中明确指出：“鲁迅基本上是存在于‘现代性’当中的。在这层次上说，在２１世纪的日本、甚至在中国（只指大都市而言）和韩国，以社会的规模来说恐怕再也没有接受鲁迅的条件了。就是说，想让一般的年青人感兴趣也已经做不到。文化全球化促进这条件。”“到了２１世纪初的现在，就中国而言，已经建成了强大稳固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了世界大国，根本不存在被外国列强吞食消灭或被开除球籍的可能性，除非自己失败。并且大城市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跟世界一流水平相差不远，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这些现实情况离鲁迅的时代已经很远，我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的年青人感到鲁迅他们的主张和立论好像异国异境的话语，跟自己完全不相干。因此即使希望或强制年青人阅读鲁迅读懂鲁迅，恐怕也没用。阅读接受鲁迅的客观条件恐怕基本上不存在了。我们实在无力超越时代的变化而让年青人适应。”（引文见“文化研究网”）其实，在中国有关的疑问和困惑也一直没有停息。其实这不是对于鲁迅的简单的攻击，因为重新反思鲁迅和他的历史作用一直是近年来中国文化讨论的关键问题之一。从《收获》2000年第2期集中发表一批有关鲁迅问题的再思的文章使得这种曾经是或隐或现的话语变成了一种重要的声音，而周海婴的《我和鲁迅七十年》也不可思议地对于鲁迅构成了异常复杂和微妙的表述，构成了对于“现代性”的经典的鲁迅观的冲击。我们其实不必对于这些尝试在新的语境下思考鲁迅的话语表示愤怒，而是要看到为什么这些话语在近年来不断出现。这里出现的问题其实正是正是中国“新文学”本身面临挑战的症候。

其实，没有人试图否定鲁迅的历史价值，但问题在于对于鲁迅的反思恰恰是我们发现了鲁迅和当下中国现实之间的“裂痕”。正如尾崎文昭所指明的，鲁迅的历史使命和对于中国前景的想象已经有了一个完成，尽管这一变化的路径并非按照鲁迅的预想发展的，这种完成也还存在异常复杂的因素，但鲁迅的历史视野和文化判断已经和当下有了巨大的差异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鲁迅开始成为一个具有绝对意义的文化经典，而不再是现实中的具有巨大作用的人物，他已经成为和屈原、李白、曹雪芹一样的中华文化的历史性的象征，而不是在现实中的精神导师，他已经复归于文学史，已经被当下的全球化的新的中国的现实所超越。其实，这并不是鲁迅的历史悲剧，相反，恰恰是鲁迅本人的期待终于在中国的历史中有了一个新的展开的结果。许多研究者曾经热切地指出，鲁迅自己具有深刻的“历史中间物”的意识，他所渴望的是被未来所超越。但处于“现代性”的话语之中时，我们所执着的却是鲁迅的不可超越，以至于出现了中国“新文学”的最大的悖论，就是中国“新文学”的起点就是它的顶峰，我们越是执着于“新文学”，越是发现五四的绝对性，五四就变得不可逾越和不可反思。人们持续地叙述“五四’的不可超越，但恰恰是五四的伟大先驱者们自己时时在强调自己的必然被超越。我们往往误认这是他们的崇高的自谦，更加证明了他们的伟大，却从来没有想象过这的确是他们对于具体的未来现实的思考，也从来没有想过真正将他们的预言在现实中实现。我们在执着地继承五四的时候，恰恰正好造成了对于五四的根本精神的背离。我们往往 躺在鲁迅这样的文化巨人的身上失掉了面对新的话语和新的可能的愿望。面对新的文化和社会状况，我们往往愿意回到导师指引的方向寻求对于现实的解释，而不是按照导师当年的创新的勇气和面对新状况的灵活性来作出反应。于是，我们常常将五四的理想彻底的乌托邦化。我们在呼唤五四理想的实现，在现实中寻找这种实现的可能。但我们的认知却是鲁迅的不可超越和五四传统的不可超越。于是鲁迅和五四成为了一种绝对的标准。鲁迅既是中国“新文学”起点也就是中国“新文学”的最高峰，于是中国“新文学”有一个和鲁迅曾经期待的“进化论”相反的“反进化论”的进程，我们的“新文学”在鲁迅之后就开始了一个“退化”的进程。我们发现中国“新文学”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宿命的自我想象，这个想象就是“新文学”在它的的开端就已经获得了自己最完美的代表者，从此直到今天，“新文学”无论作出何种艰苦卓绝的努力，也根本无法从鲁迅的巨大的光芒下超越。鲁迅的不可超越的绝对的伟大和鲁迅自己的对于后代人超越他的期望之间的反差一直是中国新文学的最为难以化解，却又让人置若罔闻的悖论。

另一个典型的征兆是近年来对于“纯文学”的讨论。这一讨论其实就是现实与知识的断裂的表征。八十年代的文学先锋激烈地追求“纯文学”，反对文学和现实的直接的相关性这一中国“现代性”对于文学的基本要求，强烈地要求中国“现代性”内部一直未能实现，却一直成为其内在的焦虑的“纯文学”得以实现。但意外的是，这些先锋派的精英人物突然发现在这个“新世纪”，好像“纯文学”的理想居然被不可思议地实现了。他们反而对于这一八十年代的基本理想的实现感到由衷的恐惧和不安。反而激烈地要求回到八十年代之前的主导理论之中寻找自己的安全感。于是“对社会发言，对百姓说话，以文学特有的方式对正在进行的巨大的社会变革进行干预”突然变成了一种强力的诉求 。我们看到的表象是回到了八十年代之前的文化之中，强调“新文学”的启蒙和救亡的功能的前所未有的支配作用，但其实这里的实际的问题却是，新的现实开始超越原有的文化设计，我们突然发现一直处于“新文学”边缘的“纯文学”真的开始成为文学的中心，而这其实已经超出了五四新文学的文学制度的框架。我们只有回到旧的知识中加以抨击，而无法在新的现实中寻找新的解释。其实“纯文学”的实现恰恰是“新文学”的文学制度面临终结的明确征兆。它说明了“新文学”的内在的理想中对于“纯文学”的矛盾的态度的结束。（有关这一问题 的详尽的展开讨论可参看拙作《纯文学的讨论与“新文学”的终结》《南方文坛》2004年第3期）。其实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一直有一个未圆的“纯文学”之梦。由于中国百年来历史的深重“悲情”，这种纯文学之梦一直处于无法实现的焦虑之中。文学始终直接“对社会发言，对百姓说话 。”但今天的“现实”似乎已经脱离了文学的把握，和原有的新文学话语相关的“文学”变成了一种具有有高度纯度的的“纯文学”。这种“纯文学”对于表达的可能性的探索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新文学”存在以来的颠峰状态，但在文学表现现实的紧迫性来看，也和“新文学”原来的状况有了巨大的差异。“纯文学’有了高度的发挥，实现了新文学的理想，但却超越了新文学原有的对“现实”的强烈的作用的想象。

对于我们来说，“纯文学”的实现其实是我们的理论视野和价值选择没有准备的事件。它是新的“现实”运作的结果。于是我们对此的反应就显得好像叶公好龙。“现实”其实在此“逃离”了我们的阐释和把握。我们可以发现现实不可能被我们的习惯的文学制度和阐释的维度所驯服时的无力感。

鲁迅的不可超越性和对他进行超越的努力的悖论，“纯文学”作为理想的追求和它的不可实现的悖论造成了中国“现代性”文化想象的最关键的历史悖论，由于在整个中国“现代性”的历史中，五四理想的实现都是一个我们内在的强烈要求，但在现代历史的每一个时期，它的实现都没有“真正”来临。我们总是将这一理想的实现化作我们的最重要的目标，但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想到理想实现时和最初的蓝图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变易和距离。我们好像在追寻一个“原初”的理想的完美的实现。这其实是一种根本性的误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有一种绝对地在现实中无限展开的理想。“现实”与“理想”的真正的差异在于理想在其实现的时候和它的原初的形态是不可能完全同一的。今天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在全球化时代中历史地位的转变当然是“五四”的启蒙和救亡理想的实现。只是这种实现的历史维度和发生方式有了和五四先驱者的构想有了根本性的差异。对于这一根本性问题的难以理解造成了中国文学的内在的困局。我们似乎感到难以理解，何以宏大的历史变化和中国的“强国”梦想的实现不是以反抗世界秩序，反而是参与世界秩序中得以实现的。我们似乎更加难以理解，何以中国的新世纪的“强国”形象不是通过集体性的奋斗和“主体”的超越性的“解放”获得的，而是通过中国人改善生活和追求消费的欲望获得的。这些困惑其实造成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新文学”的终结问题的出现。

这一终结当然不是对于“新文学”自五四以来的恢宏历史的评价的颠覆和解构，而是历史到达了一个新的临界点的必然结果。这是文学史和文化史自然的更替的过程，它正是对于五四新文学历史贡献的最高的判断和对于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出现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从内部和外部都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自己的辉煌中进入了历史。从文学内部看，“新文学”被“转换”的趋向已经非常明显。“新文学”传统的许多部分转换为一种以“纯文学”为代表的特定的表现之中。“新文学”被转换为一种独特的“纯文学”。这种“纯文学”大量存在于今天的文学状态之中，通过“纯文学”的实验将“新文学”未完成的纯文学梦想加以完成。

同时，这种转换还存在于现实主义在“新文学”中的未完成性的完成之中。在中国，“现实主义”一直存在某种“未完成”的特点。由于现代中国的民族悲情和阶级冲突，中国有关“中产阶级”日常生活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的现实主义表现一直被启蒙和救亡的宏大叙事所压抑，也在计划经济时期为这一阶层的消亡所自然取消（《上海的早晨》最好地表现了这一阶层的消亡）。中国“新文学”往往是从“外部”以底层为主体观察这一阶层，并对其提出批判和讽刺，而且他们往往仅仅将这一阶层视为一个次要的和无关紧要的存在。除了张爱玲等少数作家对此有展示之外，一种象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德莱塞等人的现实主义一样的有关中产阶级的文化想象和消费主义的发展的表现一直不是中国现实主义的焦点。但在西方文学中，这种表现中产阶级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一直是文学的主流。西方的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其实都有这样的表现。所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和西方存在的巨大的差异使得现实主义的“未完成”性被延宕到了今天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消费主义时代来实现了。

但近年来，有关这种中等收入者生活的现实主义的表现开始大量呈现。象池莉、徐坤和邱华栋等人的小说以及《手机》这样的电影和小说一样，凸现了一种将这种中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加以完成的趋势。这当然是中国的“脱贫困”和“脱第三世界”造成的新的中等收入者的历史性的崛起使得这种中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有了完成的可能。但这种现实主义其实已经超越了“新文学”的具体的历史规定性，表现出完全脱离新文学的趋势。这种文学当然也与“鸳鸯蝴蝶派”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传统紧密相连，是这一传统中有关日常生活的趣味的表达的再展开。可以说，“新文学”在最终完成它的“未完成”之处的时刻，它自身也经历了巨大的转换，“新文学”的终结就是一个难以回避的课题了。

与此同时，“新文学”原有的巨大的社会功能也被迅速地为多种大众文化产品所“替代”。原有的“新文学”与公众的紧密的关系也被大众文化产品如电视剧或流行的电影所替代。我们所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和中国对于世界的新的想象都必须依赖大众文化制造的想象。这种想象一方面是对于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的想象，如电视剧对于中产阶级家庭内部的复杂性的表现的几乎无限充分的展示。另一方面则是对于中国的全球形象的改变的回应和展现，象《英雄》和《天地英雄》这样的电影和“帝王戏”这样的电视剧现象，其实都是对于中国当下的独特“位置”的复杂投影。大众文化远比文学活跃，也远比文学敏感和锐利，尽管它有诸多的弱点，但它却无情地替代了“新文学”原有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

总之，“新文学”的终结的命运不是它的崇高的历史价值的溃散，而是它的历史性的凸现。这种凸现才使得我们必须以五四先驱者的敏感和坚定跨出“新文学”的门槛，走向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