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集体之力擎一面旗帜
——由《北京作家》谈地方文学杂志与本土作家的培养
兴安/文
一个地方的文学杂志真正能够实现只发表本地作者的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这虽然有离于创办杂志的最初主旨和想法。但是杂志要想走出地方，造就所谓更大的全国影响力，就只能如此，就像足球队必须引进外地甚至外国球员，才有可能拿冠军一样。果真如此吗？未必。文学不同于足球，足球职业比赛是商业行为，带有锦标的性质，而文学是精神产品，文学杂志每年还有国家统一的经费资助，是养起来的一个文学载体。况且足球也有外援引进与本土球员培养的矛盾，而作为当地政府财政出资创办的文学杂志，却厚外薄己，以不切实际的刊物影响力为目标，仔细琢磨确实有点让人想不通。曾几何时，我们几乎所有的地方文学刊物，大多以约稿和刊发国内当红作家的作品为己任，一时间全国上下所有刊物的头几条作品几乎是一副面孔，被名家占据，而本地作者只好点缀其后，成为陪衬人，或者为公开发表一篇稿子而苦恼，或者不得不在写作之外多花一些人际交往工夫。
随着网络的普及，很多作者开始借助博客和文学网站发表作品，而出版门槛的降低，也使很多人只要掏钱就可以出书。文学杂志的传统地位有所削弱、阅读人数也无法与以往相比，但它依然是很多作者最主要也是最值得信赖的文学阵地，不少作者尤其是文学青年以在自己心仪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一篇作品而感到幸福和荣耀。
我在文学杂志任职多年，深感业余作者发稿之艰难。我认识几个作者，他们曾向我抱怨，几年前在某某杂志通过了一篇小说，可至今仍然没有刊发，而多数作者向杂志投稿，多是石沉大海。所以文学杂志如何面对那些无名的尤其是本地的业余写作人群，应该是一个非常迫切的现实问题。也许今天他们还是无名小卒，投稿无门，但明天他们也许就是中国文学的栋梁。
所幸北京作为首都率先迈出了一步。最近由北京作家协会编辑出版的《北京作家》杂志与我们见面了。虽然这还是一本未公开发行的试刊号，编辑和编务人员大都是兼职，甚至有的是义务为这本杂志做约稿、审稿和校对的工作。他们长期从事报刊编辑工作，具有丰富的经验。而编委会则是由北京作家协会的主席团成员、驻会作家张洁、刘恒、毕淑敏、史铁生、曹文轩、李青、徐坤、曾哲、王升山等和理论批评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白烨、孟繁华、陈晓明、解玺璋等组成。之于创办这份杂志的宗旨，正如北京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李青在“卷首语”中所言，就是“为了多一个交流的园地，见面的会所，让大家辛苦劳作的成果在同行同道中间亮一亮相，尤其是那些暂时还籍籍无名的‘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推一推也许就出来了就火了有响动有声誉了。”
我看了一下在这期杂志中露面的作者，清一色都是北京籍作家，囊括了从40后、50后、60后、70后到80后出生的作家，甚至还有90后的。让我们在一本杂志中能够相当全面地领略北京老中青几代作家的最新创作成果。栏目头题是著名作家陈建功、徐坤、曾哲关于汶川地震的纪念文字，饱含感情和思索，表达了文学工作者对灾区人民的拳拳之心。“名家新作”发表的是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养蚕》。刘庆邦被文坛誉为“短篇王”，这篇作品依然显示了作家结构短篇的精心和功力，娓娓道来一段老人与小孩养蚕的故事。凸凹、谭宗远、魏淑文、高若虹等都是在国内有知名度的作家和诗人，他们都为这期杂志奉上了自己满意的小说、散文和诗歌作品。凸凹的中篇小说《欢悦》描写了父子两代人几十年的生活，表现了小人物乐观豁达的人生境界。
值得关注的是两位“80后”的文学新人——林遥和李艳婷。林遥是土生土长的北京郊区人，他的中篇小说《箔金少爷》将笔触深入到了都市的特殊角落，塑造了一位在夜总会做服务生的青年人的形象，并通过他的视角观察当今社会的某些阴暗部分。小说重点记述了他的成长以及在那种环境中如何保持自我，寻找和确定自己人生价值的思索。李艳婷原是外省来京就读的大学生，几年前，她响应国家号召，加入到“大学生村官”的行列落户北京农村。她的短篇小说《云落半山腰》将一个复仇故事讲述的张弛有度，意味深长，表达了人性的神秘和不可预料性。在这一点上，她似乎深得刘庆邦小说的神韵，使我看到北京年轻一代作家可喜可贺的创作前景。更让我欣慰的是这两位80后作家与时下流行的80后有明显的区别。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80后是“外星人”，说他们写了很多“我们没有见过的人”，这话虽有夸张的成分，但是我确实发现很多80后作家，在商业化的诱惑与浸泡下，写作似乎越来越远离文学本身，并刻意地与前辈作家或者与大众的日常生活划清着界线。而林遥和李艳婷这两位80后，我观他们的小说，我能感受到他们对前辈作家的传承和发扬，感觉他们是在现实中国这片热土上滋养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对社会和他人更富有责任感，对自我也具有内省和批判的精神，这或许就是他们将来写出更好作品的前提。所以，文学杂志应该把更多的位置留给年轻人，地方文学刊物也应该把更多的机会还给本土的作家们。这是我看《北京作家》的一点感触。
当然，《北京作家》杂志还仅仅是一个尝试，它还面临着让更多读者阅读的难题，但它已经成为是北京的文学人以集体之力擎起的一面旗帜。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如“卷首语”所说，它“终致成就一份理想中的以鲜明风格吸引读者的文学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