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孟繁华) 

　　百年来，由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特殊的历史处境，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一直占据着中国文学的主流地位。这期间虽然也有变化或起伏变动，但基本方向并 没有改变。即便是在新世纪发生的“底层写作”，其书写对象也基本在乡村或城乡交界处展开。但是，近些年来，作家创作的取材范围开始发生变化，不仅一直生活 在城市的作家以敏锐的目光努力发现正在崛起的新文明的含义或性质，而且长期从事乡村题材写作的作家也大都转身书写城市题材。这里的原因当然复杂。一方面， 根据国家公布的城镇化率计算，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这个人口结构性的变化虽然不足以说明作家题材变化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城市人口 的激增，也从一个方面加剧了城市原有的问题和矛盾。比如就业、能源消耗、污染、就学、医疗、治安等。文学当然不是处理这些事务的领域，但是，这些问题的积 累和压力，必定会影响到世道人心，必定会在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上催发或膨胀人性中不确定性的东西。而这就是文学书写和处理的主要对象和内容。当下作家的主 力阵容也多集中在城市，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切实感受，是他们书写城市生活最重要的依据。

　　我曾分析过乡村文明崩溃后新文明的某些特征：这个新的文明我们暂时还很难命名。这是与都市文明密切相关又不尽相同的一种文明，是多种文化杂糅交 汇的一种文明。我们知道，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着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这个进程最大的特征就是农民进城。这是又一次巨大的迁徙运动。历史上我们经历过几次重 大的民族大迁徙，比如客家人从中原向东南地区的迁徙、锡伯族从东北向新疆的迁徙、山东人向东北地区的迁徙等。这些迁徙几乎都是向边远、蛮荒的地区流动。这 些迁徙和流动起到了文化交融、边地开发或守卫疆土的作用，并在当地构建了新的文明。但是，当下的城市化进程与上述民族大迁徙都非常不同。如果说上述民族大 迁徙都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主体性，那么，大批涌入城市的农民或其他移民，则难以保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他们是城市的“他者”，必须想尽办法尽快适应城市并生 存下来。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是这些新移民最大的特征，他们的焦虑、矛盾以及不安全感是最鲜明的心理特征。这些人改变了城市原有的生活状态，带来了新的问题。 正是这多种因素的综合，正在形成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新文明。

　　这一变化在文学领域各个方面都有反映。比如评奖——2012年《中篇小说选刊》公布了2010—2011年度“古井贡杯”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获奖 作品：蒋韵的《行走的年代》、陈继明的《北京和尚》、叶兆言的《玫瑰的岁月》、余一鸣的《不二》、范小青的《嫁入豪门》、迟子建的《黄鸡白酒》6部作品获 奖；第四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获奖作品是中篇小说：戈舟的《等深》、方方的《声音低回》、海飞的《捕风者》；短篇小说是范小青的《短信飞 吧》、裘山山的《意外伤害》、女真的《黑夜给了我明亮的眼睛》。这些作品居然没有一部是农村或乡土题材的。这两个例证可能有些偶然性或极端化，但是，它的 “症候”性却不作宣告地证实了文学新变局的某些方面。

　　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的城市文化还没有建构起来，城市文学也在建构之中。这里的重要原因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一直存在着一个“反城市的现 代性”。反对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主要是指城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批判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到话剧《霓虹灯下的哨 兵》《千万不要忘记》等的被推崇，反映的都是这一意识形态，也就是对城市生活的警觉和防范。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城市文学的生长几乎是不可能的。

　　表面看，官场、商场、情场、市民生活、知识分子、农民工等，都是与城市文学相关的题材。当下中国的城市文学也基本是在这些书写对象中展开的。一 方面，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当下城市文学创作的丰富性。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有可能部分地了解了当下中国城市生活的面貌，帮助我们认识今天城市的世道人心及价值 取向；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也确实表现出了它过渡时期的诸多特征和问题。探讨这些特征和问题，远比作出简单的好与不好的判 断更有意义。在我看来，城市文学尽管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文学创作的主流，但是，它的热闹和繁荣也仅仅表现在数量和趋向上。中国城市生活最深层的东西还是一个 隐秘的存在，最有价值的文学形象很可能没有在当下的作品中得到表达，隐藏在城市人内心的秘密还远没有被揭示出来。具体地说，当下城市文学的主要问题是：

　　城市文学缺乏表征性的人物

　　今天的城市文学，有作家、有作品、有社会问题、有故事，但就是没有这个时代表征性的文学人物。文学史反复证实，任何一个能在文学史上存留下来并 对后来的文学产生影响的文学现象，首先是创造了独特的文学人物，特别是那些“共名”的文学人物。比如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漂泊者”、俄国的“当代英 雄”、“床上的废物”、日本的“逃遁者”、中国现代的“零余者”、美国的“遁世少年”等人物，代表了西方不同时期文学成就。如果没有这些人物，西方文学的 巨大影响就无从谈起；当代中国“十七年”文学，如果没有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这些人物，不仅难以建构起社会主义初期的文化空间，甚至也难以建构起文学中 的社会主义价值系统；新时期以来，如果没有“知青文学”、“右派文学”中的受难者形象，以隋抱扑为代表的农民形象，现代派文学中的反抗者形象，“新写实文 学”中的小人物形象，以庄之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王朔的“顽主”等，也就没有新时期文学的万千气象。但是，当下的城市文学虽然数量巨大，我们却只见作 品不见人物。“底层写作”、“打工文学”整体上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但它的影响基本是文学之外的原因，是现代性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我们还难以从中发 现有代表性的文学人物。因此，如何创作出城市文学中具有典型性的人物，比如现代文学中的白流苏、骆驼祥子等，是当下作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当然，没落贵族的 旧上海、平民时代的老北京已经成为过去。我们正在面临和经历的新的城市生活，是一个不断建构和修正的生活，它的不确定性是最主要的特征。这种不确定性和复 杂性对生活其间的人们来说，带来了生存和心理的动荡，熟悉的生活被打破，一种“不安全”感传染般地在弥漫；另一方面，不熟悉的生活也带来了新的机会，一种 跃跃欲试、以求一逞的欲望也四处滋生。这种状况，深圳最有代表性。彭名燕、曹征路、邓一光、李兰妮、南翔、吴君、谢宏、蔡东、毕亮等几代作家，正在从不同 的方面表达对深圳这座新城市的感受，讲述着深圳不同的历史和现在。他们创作的不同特点，从某个方面也可以说是当下中国城市文学的一个缩影。因此，深圳文学 对当下中国文学而言，它的症候性非常具有代表性。这些优秀的作家虽然还没有创作出令人震撼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物形象，但是，他们积累的城市文学创作经 验，预示了他们在不远的将来终会云开日出柳暗花明。

　　但是，就城市文学的人物塑造而言，普遍的情况远不乐观。更多的作品单独来看都是很好的作品，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发现。但是，如果整体观察的时候， 这个文学书写的范畴就像北京的雾霾一样变得极端模糊。或许，这也是批评界对具体的作家肯定，对整体的文学持有批评的依据之一。事实也的确如此。比如鲁敏是 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她的许多作品频频获奖已经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个说法并非虚妄。但是，她转型书写城市文学之后，总给人一种勉为其难的感觉。比如她的 《惹尘埃》，是一篇典型的书写都市生活的小说：年轻的妇人肖黎患上了“不信任症”：“对目下现行的一套社交话语、是非标准、价值体系等等的高度质疑、高度 不合作，不论何事、何人，她都会敏感地联想到欺骗、圈套、背叛之类，统统投以不信任票。”肖黎并不是一个先天的“怀疑论者”，她的不信任缘于丈夫的意外死 亡。丈夫的死亡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有关方面将丈夫随身物品还给她，钥匙、手机、包等。当肖黎拿到丈夫的手机后，她发现了一条信息和几个未接的同一个电话 号码。那条信息的署名是“午间之马”。“肖黎被‘午间之马’击中了，满面是血，疼得不敢当真。这伪造的名字涵盖并揭示了一切可能性的鬼魅与欺骗。”正是这 来自于社会和丈夫的两方面欺骗，使肖黎患上了“不信任症”。不信任感和没有安全感，是当下人们普遍的心理症候，而这一症候又反过来诠释了这个时代的病症。 如果对一般人来说这只是一种感受的话，那么对肖黎来说就是切肤之痛了。于是，“不信任症”真的就成了一种病症，它不止是心理的，重要的是它要诉诸于生活实 践。那个年过70的徐医生徐老太太，应该是肖黎的忘年交，她总是试图帮助肖黎开始“新生活”，肖黎的拒绝也在意料和情理之中。

　　“惹尘埃”就是自寻烦恼和自己过不去吗？如果是这样，这篇小说就是一部劝戒小说，告戒人们不要“惹尘埃”；那么，小说是要人们浑浑噩噩得过且过 吗？当然也不是。《惹尘埃》写出了当下生活的复杂以及巨大的惯性力量。有谁能够改变它呢？流淌在小说中的是一种欲说还休的无奈感。而小说深深打动我们的， 还是韦荣对肖黎那有节制的温情。这些都毋庸置疑地表明《惹尘埃》是一部好小说，它触及的问题几乎就要深入到社会最深层。但是，放下小说以后，里面的人物很 难让我们再想起——作家更多关注的是城市的社会问题，而人物性格的塑造却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类似的情况我们在很多优秀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一方面， 文学在今天要创作出具有“共名”性的人物，确实并非易事。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多样性和多元性，使文学创作主题的同一性成为不可能， 那种集中书写某一典型或类型人物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更重要的问题可能还是作家洞察生活能力以及文学想象力的问题。同样是20世纪90年代，《废都》中 的庄之蝶及其女性形象，还活在今天读者的记忆中。就是因为贾平凹在20世纪90年代发现了知识分子精神幻灭的惊天秘密，他通过庄之蝶将一个时代的巨大隐秘 表现出来，一个“共名”的人物就这样诞生了。李佩甫《羊的门》中的呼天成、阎真《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等人物，同样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就是有力的 佐证。因此，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文化生活的多元性，只会为创作典型人物或“共名”人物提供更丰饶的土壤，而绝对不会构成障碍。

　　城市文学没有青春

　　20世纪9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的青春形象逐渐隐退以致面目模糊。青春形象的退隐，是当下文学的被关注程度不断跌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当下文 学逐渐丧失活力和生机的佐证。也许正因为如此，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发表以来，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并不多见。“涂自强的个人悲 伤”打动了这么多读者的心，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心，重要的原因就是方方重新接续了百年中国文学关注青春形象的传统，并以直面现实的勇气，从一个方面表现了当 下中国青年的遭遇和命运。

　　涂自强是一个穷苦的山里人家的孩子。他考取了大学。但他没有、也不知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的心境。全村人拿出一些零散票子，勉 强凑了涂自强的路费和学费，他告别了山村。从村长到乡亲都说：念大学，出息了，当大官，让村里过上好日子，哪怕只是修条路。“涂自强出发那天是个周五。父 亲早起看了天，说了一句，今儿天色好出门。屋外的天很亮，两架大山耸着厚背，却也遮挡不住一道道光明。阳光轻松地落在村路上，落得一地灿烂。山坡上的绿原 本就深深浅浅，叫这光线一抹，仿佛把绿色照得升腾起来，空气也似透着绿。”这一描述，透露出的是涂自强、父亲以及全村的心情，涂自强就要踏上一条有着无限 未来和期许的道路了。但是，走出村庄之后，涂自强必须经历他虽有准备、但一定是充满了无比艰辛的道路——他要提早出发，要步行去武汉，要沿途打工挣出学 费。于是，他在餐馆打工、洗过车、干各种杂活，同时也经历了与不同人的接触并领略了人间的暖意和友善，他终于来到学校。大学期间，涂自强在食堂打工、做家 教，没有放松一分钟，不敢浪费一分钱。但即将考研时，家乡因为修路挖了祖坟，父亲一气之下大病不起最终离世。毕业了，涂自强住在又脏又乱的城乡交界处。然 后是难找工作、被骗、欠薪；祸不单行的是家里老屋塌了，母亲伤了腿。出院后，母亲跟随涂自强来到武汉。母亲去餐馆洗碗、做家政、看仓库、扫大街，和涂自强 相依为命勉强度日。最后，涂自强积劳成疾，在医院查出肺癌晚期。他只能把母亲安置在莲溪寺——

　　涂自强看着母亲隐没在院墙之后，他抬头望望天空，好一个云淡风轻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怎么适合离别呢？他黯然地走出莲溪寺。沿墙行了几步，脚步沉 重得他觉得自己已然走不动路，便蹲在了墙根下，好久好久。他希望母亲的声音能飞过院墙，传达到他这里。他跪下来，对着墙说：“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 见。妈，我对不起你。”

　　此时涂自强的淡定从容来自于绝望之后，这貌似平静的诀别却如惊雷滚地。涂自强从家乡出发的时候是一个“阳光轻松地落在村路上，落得一地灿烂”的 日子。此时的天空是一个“云淡风轻的日子”。从一地灿烂到云淡风轻，涂自强终于走完了自己年轻、疲惫又一事无成的一生。在回老家的路上，他永远离开了这个 世界。小说送走了涂自强后说：“这个人，这个叫涂自强的人，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出这个世界的视线。此后，再也没有人见到涂自强。他的消失甚至也没被人注意 到。这样的一个人该有多么的孤单。他生活的这个世道，根本不知他的在与不在。”

　　读《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很容易想到20世纪80年代路遥的《人生》。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时期，也是压抑已久的中国青年最为 躁动和跃跃欲试的时期。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使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有机会通过传媒和其他资讯方式了解了城市生活，城市的灯红酒绿和花枝招展总会轻易地调动 农村青年的想象，于是，他们纷纷逃离农村来到城市。城市与农村看似一步之遥却间隔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传统，农村的前现代传统虽然封闭，却有巨大的难以超越 的道德力量。高加林对农村的逃离和对农村恋人巧珍的抛弃，喻示了他对传统文明的道别和奔向现代文明的决绝。但城市对“他者”的拒绝是高加林从来不曾想象 的。路遥虽然很道德化地解释了高加林失败的原因，却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传统中国青年迈进“现代”的艰难历程。作家对“土地”或家园的理解，也从一个方面延续 了现代中国作家的土地情结，或者说，只有农村和土地才是青年或人生的最后归宿。但事实上，农村或土地，是只可想象而难以经验的，作为精神归属，在文化的意 义上只因别无选择。20世纪90年代以后，无数的高加林涌进了城市，他们会遇到高加林的问题，但不会全部返回农村。“现代性”有问题，但也有它不可阻挡的 巨大魅力。另一方面，高加林虽然是个“失败者”，但我们可以明确地感觉到高加林未作宣告的巨大“野心”。他被取消公职，被重又打发回到农村，恋人黄亚萍也 与其分手，被他抛弃的巧珍早已嫁人。高加林失去了一切，独自一人回到农村，扑倒在家乡的黄土地上。但是，我们总是觉得高加林身上有一股“气”，这股气相当 混杂，既有草莽气也有英雄气，既有小农气息也有当代青年的勃勃生机。因此，路遥在讲述高加林这个人物的时候，他是怀着抑制不住的欣赏和激情的。高加林给人 的感觉是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但是涂自强不是这样。涂自强一出场就是一个温和谨慎的山村青年。这不只是涂自强个人性格使然，他更是一个时代青春面貌的表征。这个时代，高加林 的性格早已终结。高加林没有读过大学，但他有自己的目标和信念：他就是要进城，而且不只是做一个普通的市民，他就是要娶城里的姑娘，为了这些甚至不惜抛弃 柔美多情的乡下姑娘巧珍。高加林内心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狠劲”，这种性格在乡村中国的人物形象塑造中多有出现。但是，到涂自强的时代，不要说高加林 的“狠劲”，就是合理的自我期许和打算也已经显得太过奢侈。比如《人生》中的高加林轰轰烈烈地谈了两场恋爱，他春风得意地领略了巧珍的温柔多情和黄亚萍的 热烈奔放。但是，可怜的涂自强呢，那个同他感情很好的女同学采药高考落榜了，分别时只是给涂自强留下一首诗：“不同的路/是给不同的脚走的/不同的脚/走 的是不同的人生/从此我们就是/各自路上的行者/不必责怪命运/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涂自强甚至都没来得及感伤就步行赶路去武汉了。对一个青年而言，还 有什么能比没有爱情更让人悲伤无望呢，但涂自强没有。这不是作家方方的疏漏，只因为涂自强没有这个能力甚至权利。因此，小说中没有爱情的涂自强只能更多将 情感倾注于亲情上。他对母亲的爱和最后诀别，是小说最动人的段落之一。方方说：“涂自强并不抱怨家庭，只是觉得自己运气不好，善良地认为这只是‘个人悲 伤’。他非常努力，方向非常明确，理想也十分具体。” 但结果却是，一直在努力，从未得到过。其实，他拼命想得到的，也仅仅是能在城市有自己的家、让父母过上安定的生活——这是有些人生来就拥有的东西。然而， 最终夭折的不仅是理想，还有生命。过去我们认为，青春永远是文学关注的对象，是因为这不仅缘于年轻人决定着不同时期的社会心理，同时还意味着他们将无可质 疑地占领着未来。但是，从涂自强还是社会上的传说到方方小说中的确认，我们不得不改变过去的看法：如果一个青年无论怎样努力，都难以实现自己哪怕卑微的理 想或愿望，那么，这个社会是大有问题的，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青年是没有希望的。从高加林时代开始，青年一直是“落败”的形象——高加林的大起大落、现代派 “我不相信”的失败“反叛”一直到各路青春的“离经叛道”或“离家出走”，青春的“不规则”形状决定了他们必须如此，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是青春。他们是 “失败”的，同时也是英武的。但是，涂自强是多么规矩的青年啊，他没有抱怨、没有反抗，他从来就没想做一个英雄，他只想做一个普通人，但是命运还是不放过 他直至将他逼死，这究竟是为什么！一个青年努力奋斗却永远没有成功的可能，扼制他的隐形之手究竟在哪里，或者究竟是什么力量将涂自强逼到了万劫不复的境 地。一个没有青春的时代，就意味着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时代。方方的这部作品从一个方面启示我们，关注青春是城市文学的重要方面，特别是从乡村走向城市的青 年，不仅为文学提供了丰饶的土壤，更重要的是，从乡村走向城市，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隐喻。我甚至隐约感觉到，中国伟大的文学作品，很可能产生在从 乡村到城市的这条道路上。高加林、涂自强都是这样的青年。

　　城市文学的“纪实性”困境

　　百年中国特殊的历史处境，决定了中国文学与现实的密切关系。如果有点历史感，我们都会认为文学的这一选择没有错误。当国家民族处在风雨飘摇危在 旦夕的时刻，作家自觉地选择了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这是百年中国文学值得引以为荣的伟大传统。但是，文学毕竟是一个虚构领域，想象力毕竟还是文学的第 一要义。因此，没有大规模地受到浪漫主义文学洗礼的中国文学，一直保持着与现实的“反映”关系，使文学难以“飞翔”而多呈现为写实性。只要我们看看“底层 写作”和“打工文学”，它的非虚构性质或报告文学特征就一目了然。

　　关仁山是当下最活跃、最勤奋的作家之一。在我看来，关仁山的价值还不在于他的活跃和勤奋，而是他对当下中国乡村变革——具体地说是对冀东平原乡 村变革的持久关注和表达。因此可以说，关仁山的创作是与当下中国乡村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和切近的创作。自“现实主义冲击波”以来，关仁山的小说创作基本集 中在长篇上，中、短篇小说写的不多。现在要议论的这篇《根》是一部短篇小说，是关仁山很少涉足的城市生活题材。

　　小说的内容并不复杂：女员工任红莉和老板张海龙发生了一夜情——但这不是男人好色女人要钱的烂俗故事。老板张海龙不仅已婚，而且连续生了三个女 儿。重男轻女、一心要留下“根儿”的张海龙怀疑自己的老婆再也不能生儿子了，于是，他看中了女员工任红莉，希望她能给自己带来好运——为自己生一个儿子。 任红莉也是已婚女人，但是任红莉还是出轨了。任红莉出轨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利益的问题，而不是想做一个代孕母亲。张海龙多次说服和诱惑后，任红莉终于想通了 并终于为张海龙生了孩子。不明就里的丈夫、婆婆的高兴可想而知；张海龙的兴奋可想而知。任红莉也得到了她想得到的东西，似乎一切都很圆满。但是，面对儿 子、丈夫、张海龙以及张海龙的老婆，难以理清的纠结和不安的内心，在惊恐、自责、幻想等各种心理因素的压迫左右下，任红莉终于不堪重负成了精神病人。关仁 山的这篇小说要呈现的就是任红莉怎样从一个健康的人成为一个精神病人的。苏珊·桑塔格有一本重要的著作——《疾病的隐喻》，收录了两篇重要的论文：“作为 隐喻的疾病”及“艾滋病及其隐喻”。桑塔格在这部著作中反思批判了诸如结核病、艾滋病、癌症等疾病，是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的。这个隐喻化就是 “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如何转换成了一种社会道德批判和政治压迫的过程。桑塔格关注的并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附着在疾病上的隐喻。所谓疾病的隐喻，就是 疾病之外的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社会压力。疾病属于生理，而隐喻归属于社会意义。在桑塔格看来，疾病除给人带来生理、心理的痛苦之外，还有一种更可怕的痛 苦，那就是关于疾病的意义的阐释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于疾病和死亡的态度。

　　但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究的是，生活中存在的“一夜情”在文学中究竟应该怎样表达，或者说，这样的生活现象为文学提供了哪些“不可能”性。新世 纪以来，关于“一夜情”的作品曾大行其道。比如《天亮以后说分手》的受欢迎程度在一个时期几乎所向披靡，随之而来的《长达半天的快乐》《谁的荷尔蒙在飞》 《我把男人弄丢了》《紫灯区》等也极度热销。这些作品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年轻一代的价值观以及时代的文化氛围，同时也与市场需求不无关系。有人认为《天不亮 就分手》与美国作家罗伯特·詹姆斯·沃勒的《廊桥遗梦》相类似，并断言“肯定没有人觉得它是一部庸俗低级的书”。这个判断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廊桥遗梦》 作为通俗的文学读物，在美国也被称为“烧开水小说”。它的主要读者是无所事事的家庭中年妇女或家庭主妇，小说的整体构思都是为了适应这个读者群体而设计 的。一个摄影艺术家与一个中年家庭主妇偶然邂逅并发生了几天的情感。但这个家庭主妇弗郎西斯卡最后还是回到了家庭，艺术家金凯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远走他 乡。这个再通俗不过的故事，一方面满足了中年妇女婚外情的想象性体验，一方面又维护了美国家庭的尊严。因此，它的好莱坞式的情节构成虽然说不上“庸俗低 级”，但肯定与高雅文学无关。在这个意义上，当下中国都市文学中关于“一夜情”的书写，甚至还没有达到西方“骑士文学”的水准，更不要说后来的浪漫主义文 学了。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写了“一夜情”，重要的是作家在这些表面生活背后还会为我们提供什么？当下都市文学在情感关系的书写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还难 以深入地表现这个时代情感关系攫取人心的东西。这一方面应该说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还是给了我们巨大的启示。盖茨比与黛茜的故事本来是 个非常普通的爱情故事。但作家的深刻就在于，盖茨比以为靠金钱、地位或巨大的物质财富就可以重温失去的旧梦，就可以重新得到曾经热恋的姑娘。但是盖茨比错 了，为了追回黛茜他耗尽了自己的感情和一切，甚至葬送了自己的生命。他不仅错误地理解了黛茜这个女人，也错误地理解了他所处的社会。盖茨比的悲剧就源于他 一直坚信自己编织的梦幻。但是，小说的动人之处就在于盖茨比的痴情，就在于盖茨比对爱情的心无旁骛。他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手段试图唤回黛茜昔日的情感，但他 失败了。成功的文学人物几乎都是失败者，因为他们不可能获得俗世的成功。有趣的是，这部写于1925年的小说，特别酷似情感生活失序的当下中国。可惜的 是，关于爱情、关于人的情感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关系，我们除了写下一堆艳俗无比的故事外，几乎乏善可陈。对生活表层的“纪实性”表现，是当下城市文学难以走 出的困境之一。应该说菲茨杰拉德创造性地继承了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他的想象力与深刻性几乎无以伦比。

　　因此，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重温西方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论述的“法国浪漫派”、“英国浪漫派”、“青年德 意志”等涉及的作品，也许会为我们城市文学创作提供新的想象空间或启示。在这方面，一些书写历史的作品恰恰提供了值得注意的经验。比如蒋韵的《行走的年 代》，就是一篇受到普遍好评的小说。如何讲述20世纪80年代的故事，如何通过小说表达我们对20世纪80年代的理解，就如同当年如何讲述抗日、反右和 “文革”的故事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坛，“伤痕文学”既为主流意识形态所肯定，也在读者那里引起了巨大反响。但是，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文学史家在比较中发现，真正的“伤痕文学”可能不是那些爆得大名声名显赫的作品，而恰恰是《晚霞消失的时候》《公开的情书》《波动》等小说。这些作品把 “文革”对人心的伤害书写得更深刻和复杂，而不是简单的对“政治正确”的控诉。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才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行走的年代》的不同，就在 于它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热烈、悠长、高蹈和尊严，它与世俗世界没有关系，它在天空与大地之间飞翔。诗歌、行走、友谊、爱情、生死、别离以及酒、彻夜长谈等表 意符号，构成了《行走的年代》浪漫主义独特的气质。但是，当浪漫遭遇现实，当理想降落到大地，留下的仅是青春过后的追忆。那代人的遗产和财富仅此而已。因 此，这是一个追忆、一种检讨，是一部“为了忘却的纪念”。那代人的青春时节就这样如满山杜鹃，在春风里怒号并带血绽放。不夸张地说，蒋韵写出了我们内心流 淌却久未唱出的“青春之歌”。

　　如前所述，当下中国的城市文学如同正在进行的现代性方案一样，它的不确定性是最重要的特征。因此，在当下中国城市文学的写作，也是一个“未竟的方案”。它向哪个方向发展或最终建构成何等身影，我们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