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汪曾祺(程光炜) 

　　孙郁的文章我一向喜欢，有闲话风，态度温婉，用字周到贴切。他声称热爱鲁迅，我倒觉得他的精神气质和文章路数更接近于周作人。他与周作人及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脉络上的现代作家似乎有一种亲缘关系，当然这不妨碍他内心始终把鲁迅当作一个精神高峰。《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聊录》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热”以后第一部关于汪曾祺的研究著作，然而它的形式很特别，是那种“闲聊录”的风格。各章题目也采用日常口语句子，如“诗人教授”“在昆明”“朱德熙”“人世间”“乡土气”“梨园内”“各自的路”等等。民国时代这种闲谈式的文学史和批评著作非常盛行，如废名的《新诗十二讲》、李健吾的《咀华一集二集》、李长之的《鲁迅批判》等。这种著述风格在当代绝迹，又在孙郁这里复活，读之每每有时光倒流的错觉，我想这就是孙郁文章的独特之处。

　　在京城学者中，孙郁恐怕是与老作家交往最多最深的人之一。“我认识汪曾祺先生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那时候做记者，有一年春节，(所在报社)文艺部搞联欢，把汪先生与陈建功、刘恒等人请来。我与汪先生是邻居，那次上他家送请柬才开始与之交往。”作家研究，一是从客观材料里获得灵感，经过筛选分析整理成文；再是贴近观察，有忘年交的关系，作家的生命感由此发觉。孙著是后一种类型，不过也有利用文献的细密功力。汪曾祺属于出身世家，短于世故，天真洒脱，又生活在复杂多变社会环境的旧式文人类型。孙著借陆文夫等文章写汪氏请朋友吃饭一节非常生动有趣。汪氏喜美食，嗜酒，擅做鱼。某日约邓友梅吃饭，到时又电话通知说不行，因原料没买到。某日，又电话变卦，说是某菜缺辅料。终于有一天，约好时间没有变，邓友梅早早赶来，却发现汪曾祺去菜场买菜一直未归。于是找到菜场，才发现老先生在一家小酒馆独饮正欢。说是没买到合适的菜，还不如自己先吃，却把请人吃饭事忘了。汪老先生糊涂随意的文人习气由此可见一斑。藉此重返作家八十年代名噪一时的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就知道文如其人的道理了。孙郁抓住汪曾祺神韵的一个瞬间，一下子带出了整个人，也带出了8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汪曾祺热”的深刻内因。我想他这么贴着一个作家的音容笑貌去写，后来的研究者一定不会再绕许多冤枉的圈子了。

　　孙郁的闲聊显然不是为了拉家常，不经意的文字里隐藏着作者对民国年代的了解，尤其是对民国文人为人为文的深爱。西南联大时的汪曾祺喜欢昆曲，到了痴迷的地步，他与友人切磋演唱的情形，都被作者写到《晚翠园曲会》这篇文章中了。作者以为汪氏之喜爱昆曲不是单纯打发业余时间，而是因为昆曲在古曲里是有意味的存在。“其中，诗词、绘画、音乐得以很好的结合。士大夫者流欣赏昆曲，乃旧文人心绪诗意的表达。那里有静穆的东西”。于纷扰中谈论静穆，大概是烦忧当下的功利世俗以致借以移情了罢。我们这代经历了太多惊涛骇浪的人，读到作者文字深处的微叹，都会心有所感的。民国年代战争频仍，政治也非消停，不过读书人倒能置身事外，在另一世界中重建自己的园地。这种超脱精神反比那个年代给人更多的警示。孙郁移笔至此，意犹未尽，他忽然跳过两个充满争议的年代，大发了一番感慨：“读此段文字，能感觉到明代文人的潇洒。审美之乐，亦即生命之乐。此间只有感官的愉悦，不涉道学。宋代以后，理学渐胜，但文人驻足词曲之间，恍身一动，遂有超凡人神之欢。”这样将本书的“闲聊”拉到一千多年的大视野当中，它就不是闲话之类了，历史感就展现在眼前。在这种框架中，汪曾祺的当代生活凸显出激烈、做作和扭曲的特质，偏离了传主精神的既有轨道，七上八下、跌宕起伏，老先生过了他万万没有料到的另一种人生。本书在这方面的描摹，可谓翔实之至，无需再做评介。两个年代这么一比较，互相衬托，本书的“革命时代的士大夫”主题便昭然若揭了。孙氏著作打理历史，徐徐道来，又不愿明说。他是在故事之中套故事，在无意之中套有意，文字是超然的，态度是诚恳的，没有强迫读者认同的用心。那种淡然，那种无意，在我熟悉的朋友中，已经很少有人这样看事著文了。

　　汪曾祺是当代文学创作中“现代文学传统”最著名的体现者，当代小说家王安忆、格非都曾谈到汪老小说对他们的启发和影响。他们之喜爱汪氏恐怕不只是那些小说技法，还包括他来自于深厚古代传统的文学精神。但文学史研究一直没有将二者的承传关系予以厘清，我想这正是本书的主要贡献。接着这种研究，人们也许能找到更多关于作家、文章和历史的富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