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无理数(贺绍俊) 

　　骆英的诗都是在时间的缝隙中写出来的，他很在意这一点，所以在每首诗歌后面都要记下写诗的环境。比如，写于航班某某号、写于某机场餐厅、写于出差途中的某咖啡馆等。这不仅说明骆英的诗歌都是业余时间完成的，而且也说明写诗是他的另一种生存方式。他要在时间的缝隙里变换一下生存方式——写诗，只有在诗歌的世界里他才感觉到自我的存在。

　　正是这一原因，骆英的诗是一种充满着主体性的诗，他在诗歌中建构起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主体世界。首先，骆英的主体世界是非常个人化的，似乎很难用一些诗歌的通约性法则来解读。我愿意将诗歌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智慧型写作，一类是情感型写作。这两类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证明其主体性存在，一类是通过智慧来证明，一类是通过情感来证明，由于证明的途径不一样，诗歌带给人们的感觉显然也不一样。在骆英看来，诗歌应该是智慧的结晶，他的《哲学批判》似乎是在比较诗歌与哲学的优劣。诗歌与哲学都是智慧的产物，但是，“概念在一列火车疾驶而来时被碾死了”，言外之意，哲学虽然是智慧的抽象，却还要依附于客观世界，在变幻莫测的客观世界面前，哲学的概念“只是一个弱小的词”。在客观世界的碾压下，“一切的词就是这样死烂后再生的”，而当主体性再生时，客体的“一切的马”却失踪了。在《飞翔的哲学》里，骆英深化了这一层意思，他说：“好吧 让我坐在我的语言上飞翔/既然我谋杀过许许多多的词语”。谋杀过许许多多的词语，这是骆英证明自己主体性的方式，这种方式看来非常的“暴力”，但惟其如此，才能达到决绝的境地。骆英自称是“诗歌的野蛮人”，大概也是这一原因吧。他写诗完全是一种自我表达的需要，当他进入到写作状态时，并不把诗歌领域看成是一个公共领地，他不在乎这个领地里有哪些公共规约，不在乎诗歌领地中其他公民能否接受他的表达，他就让自己的思想自由飞翔。可以说，骆英的诗歌就是他的思想飞翔的踪迹。只有在诗歌里，他的思想才会飞翔起来，他的思想也才真正属于自己。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一定觉得自己的思想已经不属于自己了，思想成为了利润资本盈亏等的奴隶。也许只有从思想自由飞翔这个角度来体会骆英的诗，才能捕捉到在那些放纵的、无所约束的语词组合中传递的信息。

　　《小兔子及其他》是一种直接的哲学追问，《第九夜》则是关于色情、性欲的哲学思考。骆英也有一些以生活经验和记忆为素材的诗歌，如《知青日记及后记》《文革记忆前传——苦难岁月》，初读这些叙事体的诗歌，会因为其日常生活的具象而觉得比较亲切，一般来说，这些日常生活的具象作为一种诗歌意象，往往具有某些通约性，它们仿佛成为了诗歌路径的方向标记。但即使如此，骆英也不被这种通约性所束缚，如果我们恪守这些意象的方向行走，也许就到达不了他的主体世界。他以自己的方式另辟一条道路，如果你寻到了这条道路，一定会有意外惊喜。我在这些叙事体的诗歌中再一次领教了骆英的“野蛮”——他是把叙事当成了一种无理数的演算来处理。

　　我不敢说我完全找到了骆英的诗歌路径，也不敢说已经洞穿了骆英的主体世界，但仍有一些足迹可寻，比如说，骆英的诗歌中不乏死亡意象。如“当光线照耀我们之时/我们实际上都已经死去”，如他想象自己是一只死亡过的乌鸦在东京街头歌唱，而他关于登山的组诗，更被视为“死亡回忆”：“谢谢死亡 也谢谢星星/在8844米我因此多看了世界几遍”。我在想，或许骆英的主体世界是以死亡作为混凝土的，这是高标号的混凝土，坚实、厚重、冷峻。而黑暗、寂静则是这个世界里基本的装饰材料，“在黑暗中我弹响一架钢琴……这里的音符让我深感冰冷”。但死亡、黑暗和寂静，并没有给诗歌带来绝望和悲哀的气息，在死亡混凝土上站立的是一具刚毅、高傲的身影。骆英在诗歌里袒露灵魂，他是一个纠缠在现代性困境中的经济人，一个与物质发生密切关系、精通经济社会物质规则、却又摆脱了物质约束的现代人。

　　阅读骆英这种主体性特别强悍的诗，让我对诗有了新的理解。诗从根本上说其实就是哲学。柏拉图为了坚守哲学的纯粹性，便把诗歌排除在理想国之外。但柏拉图的举动不正证明了只有诗歌才是能与哲学抗衡的吗？现代派诗人马拉美认为，诗向我们提供了思想的无理数。我很欣赏这种界定，而且我还想补充，如果诗是思想的无理数，那么哲学就是思想的有理数。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是数学思维，数学思维是最抽象的思维。骆英试图在诗歌中实现主体性的存在，即使他在商界成绩斐然，但如果没有诗歌，他一定会觉得找不到自我。我同时也就接受了骆英在诗歌表达中的“暴力”，因为他就是诗歌的无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