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与“催眠”的深刻叙事(——凸凹长篇小说《生门》读后祝勇) 

　　一

　　记得是2000年前后，那时我还在出版社当编辑，有一天凸凹来，从皮包里拿出一大摞稿纸，说他写了一部小说，要我看看。第一页上，写着书名：《生门》。起初我并没有太当回事，在我心里，凸凹一直是一个散文作家，认识他之前，就在《光明日报》上读过他的散文。我没有想到，那部书一下子就把我吸住了，很长时间，我都沉浸在他营造的文字世界里，不能自拔。

　　那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的苦难之书，讲述了从大炼钢铁的20世纪50年代末到“普及大寨县”的70年代中后期，前后共20年的苦难历程。他文字悠柔平和，充满乡野情趣，甚至还夹杂着一些黑色幽默——不，应该叫红色幽默，文字间却始终挟带着刀割般的痛感，令人战栗和惊悚。这正是小说的张力所在。十多年过去，想起那部书，依然隐隐作痛。我没有勇气再捧起那部书看，再去重温昔日的苦难，但里面的人影就在我的面前晃动。我记得他们的名字，也不曾忘记他们的履历。于是我知道，这是一部无法被岁月隐去的作品。

　　中华民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小说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这快成了套话。那么，小说理应表达我们民族的苦难，也常常被人忘记。香车宝马、歌舞升平，早已成了眼下时尚，80后作家高调炫富的生活态度越来越产生广泛的影响。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他的自由，但如果一个民族陷入这种轻狂，则不啻为一场悲剧，对我们民族，尤为如此。

　　苦难叙述，是世界文学的一大主题，从雨果、托尔斯泰，到卡夫卡、加缪、索尔仁尼琴，无不沉浸在对民族苦难的深刻反思。这同时也是中国新文学的一条重要线索。从五四以来鲁迅先生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祝福》，还有萧红《呼兰河传》、柔石《二月》，无不叙述着我们民族的沉重苦难，寻找着救赎之路。尽管后来的“阶级教育”，使苦难叙述沦为政治斗争工具，使它的文学属性消耗殆尽，但新时期文学的所谓“伤痕文学”，恰恰是从延续五四的小说传统开始的。

　　于是我们看到了《平凡的世界》、《绿化树》、《天浴》、《白鹿原》、《活着》这样一批力透纸背的作品，看到卑微的百姓在历史中的辛苦挣扎。在这个谱系中，《生门》绝对是一部重要的作品。

　　二

　　《生门》，是一部心怀悲悯对这块土地上父老乡亲的苦难历程进行深情回望的小说。尽管小说中到处充斥着对身体苦难的描述，比如饥饿的村民哄抢种子粮，把捍卫种子的村长翁息元的三根肋骨打断，比如“学大寨运动”使无数人陷入绝望的强体力劳动，并最终要了翁七妺的命，但整部小说并不是身体的诉苦，也不是对“专制者”的“反攻倒算”，而是对人的存在的一种锐利的反省与诘问，它们的背后，是一种更加深刻的精神关怀。

　　故事发生的地点是荒蛮的村落，人群则几乎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堆面孔，是岁月的棋盘上普普通通的棋子，是复数的“我们”。这奠定了小说的基调，没有控诉，没有挞伐，只有深深的同情。作家笔下的人物有“左派”，但“极左分子”一样地古道热肠；有“右派”，“右派分子”却打破了小村落传统的生存秩序。我们无法以“好人”和“坏人”来简单地区别他们，因为所有的人在同受煎熬，所有的心灵都需要抚慰。归根结底，他们都是常态的人，是被历史“催眠”、在岁月中失去了自我意识的芸芸众生，不过是完成命运给他们规定好的角色而已。

　　然而，《生门》并没有就此滑入自然主义的轨道。作家是有自己的价值观的，在这部小说中，渗透着作家对历史的深刻认识，其中，对历史的催眠作用的思考尤为深入。对于当时处境中的人来说，历史具有一种天然的催眠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历史环境中，人们不大可能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和历史意识，这一发现会令我们陷入悲哀，但这却是无可奈何的事。而小说的要务，便是从昏蒙的时间中醒来，面对那些裹挟在历史急流中的个体，重新触摸历史在每个人的脸上留下的烙印，在艺术的真实中还原生命的痕迹。小说的本质不是描述什么历史画面，而是真实的心灵图景。所以，小说总能为我们提供比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丰富得多，也深刻得多的东西。

　　凸凹不愧是一名出色的文人(学者)型作家，长期的散文写作(尤其思想随笔和读书札记)使他具备了鲜明的个体意识。当然他把他的个人意识隐含在背后，从不暴露，并不去破坏时间的连续性，小说便很好读，故事起落转合，让人拿得起，放不下。他的目光落在了千万个村庄中的这一个。九州之内不知能找出多少个翁太元、翁息元、翁送元、翁上元、翁七妹、南明阳、谢亭云……但他们一旦被作家选定，他们便同作家——还有我们——一道歌哭着上路了。所谓的“共鸣”，实际上是对时代留在每个人身上的印记的唤醒。作家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中设置的深刻的隐喻。这种隐喻，不仅是唤起我们对历史的重新思索，更提醒我们，我们现在仍处于“历史”之中，不要忘了保持价值观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