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毫无疑问是长篇小说的“收获年”。新年伊始，贾平凹携《带灯》开始了这一年长篇小说波澜壮阔的旅程。在这部小说中，贾平凹描绘了一位叫做“带灯”的乡镇女干部。她原名叫“萤”，因为不满“腐草化萤”的说法，改名为“带灯”，意即“带着一盏灯在黑夜巡行”。多么美的意象，几乎可以看作是2013年长篇小说的一个隐喻。作家们致力于在长篇小说中再现活生生的现实，创造一种想象的现实，乃至于要用文学照亮现实。如何处理小说与现实的关系，成为这一年长篇小说中尤为令人瞩目的问题。

　　“正面强攻”的现实主义

　　有一些在长篇小说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作家选择“正面强攻”现实。《带灯》讲述的生活领域是贾平凹所熟悉的农村生活，是以乡政府的日常生活为前景，透视当下乡村生活的诸多烦难与困境。在这部小说中，贾平凹高妙的写实能力再一次得到了验证。对于在农村基层的生活，救灾也好，截访也罢，他信手拈来，工笔细描，毫无生涩之感。对于作家来说，现实主义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态度。贾平凹值得赞赏之处正在于此。他对于自己笔下的人物不溢美，不隐恶。比如，带灯是这部小说的灵魂人物，作家对她的欣赏流淌在字里行间。大多数时候，我们能看到她和她的那些老伙计们亲人一般的感情。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看到带灯也有不那么美好的一面。当然，写实有写实的难度，那就是如何将那些过于日常化的故事上升到小说的高度。贾平凹解决的途径是开辟虚的空间。在《带灯》里，如果说综治办的事是实，那么元天亮就是虚，带灯给元天亮的信也是虚。贾平凹在实打实的材料中间穿插这些美的句子，是为带灯开一扇窗户，因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倘若不把热情寄托在遥不可及的远处，是很难将就泥潭一般的现实生活的。当然，他也是为我们这些读小说的人开一扇窗户，从“现实”的樱镇里抬起头来，呼吸几口文字的清香。

　　这一年，余华的《第七天》因为处理现实的方式招致了种种议论。他似乎有意要记录下这个信息喧嚣的时代的声音，于是，人们所熟悉的犹有余温的新闻事件如同潮水一般在小说中涌现。这使人在面对这部小说的时候感到犹疑。该怎样评价这样一种“现实”和作家的“现实感”呢？赞同者有之，认为余华让一个我们习焉不察的世界显性，反对者也有之，认为余华如此接近现实基本无效，甚至呼吁作家应该与现实保持紧张关系和一定距离。余华在《第七天》里依然先锋，书名就有丰富的象征意味，没有读过《圣经》的人大概也知道上帝用7天创世，到第7天可以安息的故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7”也是具有轮回感的数字。选择以一个亡灵的视角讲述故事，分7章讲述死后7日的见闻，都可以看到作家的用心。小说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对名之为“死无葬身之地”这一新世界的描述，看上去树木菁菁、流水嘤嘤，似乎是一个乌托邦所在，但这个“乌托邦”里有着自身的局限和可能，似乎某种程度上实践了余华所说的“把现实世界作为倒影来写”。然而，倒影是否引导我们无限接近当下丰饶复杂、无以名之的现实世界呢？这确实让人深思。但无论如何，余华展现了努力的一种路径。

　　“70后”作家田耳小说所讲述的现实或许是我们不大熟悉的领域——辅警的生活。但对于田耳而言却无比熟悉，因为他们和田耳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一样，都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暗处。最开始，丁一滕和符启明都生活在此，然而，随着生活的渐次展开，两个人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符启明横刀立马，以其聪明才智和圆熟的处事风格成为佴城的风云人物，丁一滕则随波逐流，日子越发黯淡无光。因为编制问题，两个好兄弟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出现了裂痕。符启明如暴风骤雨般迅速扩张，建立了自己在佴城的疆域，却因为丁一滕坚持不懈地勘察而大厦将倾。丁一滕显然是田耳倾心的那一类人，看上去胸无大志、得过且过，因此，由他来讲述符启明的聪明和幸运，是再恰当不过了。叙述者的口吻里有很多复杂而微妙的东西。看似弱势的丁一滕有他自己的执著和坚持，他所坚持的精神原则是在漫长的叙事中一点一滴地显露出来的，到小说快要结尾时才让人恍然大悟，也肃然起敬。

　　从个人出发面对现实

　　在种种寻找现实的努力中，我相信，一定有作家认为在现实的大海中打捞“现实”，无疑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相反，过去的某个瞬间，个人化的记忆、经验有可能包含了“现实”的秘密。苏童重新回到了自己熟悉的香椿树街，回到了他一往情深的少年情怀。小说讲述了保润、柳生和仙女3个人年少时候的纠葛，以及之后每个人的生活际遇。3个人物，分别对应了3个季节。“保润的春天”是说保润为青春蓬勃力量的掌控而不能自持，“柳生的秋天”解释了柳生在躲过牢狱之灾之后小心谨慎，夹着尾巴做人的景况，“白小姐的夏天”是在暗示仙女也就是白小姐的人生繁芜，看似有无尽的可能最后却走到了未知的境地。这也暗示我们，苏童可能不是一个线性史观的拥趸者，而是循环史观的信奉者。《黄雀记》因此也充满了属于苏童的种种印迹，令热爱他的读者亲切、安心。

　　乔叶的《认罪书》讲述的是一个“罪与罚”的故事，小说通过“80后”女孩金金的人生遭遇，沿着时间的河流往前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在梅梅和梅好的故事中探寻恶是如何塑造和摧毁了我们。邵丽的《我的生存质量》在以个人经验理解现实的道路上提供了新的可能。对小说中的“我”而言，只有在经历了生活的变故之后，才能以如此沉痛而又自省的精神反省过往的生活和周边的人与事，才会以更为清醒而又开朗的态度面对未来。项小米的《记忆洪荒》则要为自己的记忆寻找一个容器，以盛载那些让作家无法忘怀的瞬间。项小米通过记忆为那个刚刚过去不久却已然被迅速遗忘、那个让人恍如隔世的时代立传，为从那个时代穿越而来的人们立传，管他洪水滔天，管他风云变幻。红柯在《喀拉布风暴》中延续了他一贯的爱情叙事，小说依靠人物内心最为隐秘的情绪作为叙事的推动力，可以看做是红柯在诗性写作上新的探索。庞贝的小说《无尽藏》则像是一个迷宫。古书《无尽藏》包裹在小林为之意外遇害的故事中，引发读者对历史的无尽猜想。

　　历史长河中的那些人们

　　一些作家认为，要书写我们的现实，当然要书写现实中的人们。对于一部体量庞大的长篇小说而言，书写人物的一个侧面乃至一个凝固的时间点都是不现实的。只有将人物放置在纵深的历史长河中，才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些人是从哪儿来，为什么今天这样，以及他们要到哪里去。不同年龄层的作家以描绘人物群像的方式，致力于刻画出同龄人的精神素描。韩少功在《日夜书》中要书写的是知青一代的精神史。对于这代人来说，宏大叙事依然在主宰着他们，即使命名，也是历史事件式的命名。马涛、姚大甲、小安子……有着思想者、艺术家、官员等不同身份，因为穿越了断裂性的不同时代，这一代人身上具备了精神的厚度和传奇经历的诸多可能。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白马湖”。“白马湖”岁月在他们人格形成期锻造了他们，所以，不管他们在后知青时代遭遇了什么，“白马湖”是他们隐秘的精神根底。

　　“70后”作家徐则臣要在《耶路撒冷》中讲述他这一代人的精神历程，难度不小。徐则臣选择的以戏剧化、隐喻化的方式将这一代人勾连起来。对于初平阳、易长安、秦福小、杨杰这几个在花街长大的孩子而言，景天赐的死是他们深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尽管日后依次离开花街，但是，童年友伴景天赐却不时地跳出来，在他们志得意满或颓唐沮丧的时候，让他们时刻面对内心的罪孽感。这基本可以看出徐则臣对“70后”的态度：一个人有罪孽感是好事，就像初平阳惦记着去耶路撒冷也是好事一样，这意味着他们内心为自己划定了一个基本准则，同时也没有失去对更好的精神世界的向往。

　　“80后”作家也试图给出自己关于“一代人”的认识。《平生欢》一洗之前华丽肆意的文字风格，在叙述上尽可能地沉稳踏实，由此，作为作家的七堇年终于摆脱了前辈作家的影响，成长为她自己，这大概因为《平生欢》描述的是国企家属院的小伙伴们成长的故事，作家和小说中的人物共同成长，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一代人委实太年轻了，到小说结尾的时候，他们不过30岁，所以作家的所有感慨都化作散落在文本缝隙之间的“顿悟”，璀璨如星光，照亮前方的路。

　　全心全意讲好故事的青年作家

　　在2013年的长篇小说创作队伍中，青年作家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大约因为年轻，他们没有关于长篇小说的“前积累”，倒是成全了全心全意讲好一个故事的决心。叶扬继去年推出小说集《通俗爱情》之后再出长篇小说《在无尽无序的汪洋里，紧挨着你》，“80后”女作家试图讲述一个“60后”男人的生活，比如独自抚养儿子核桃，比如和孩子母亲真雅若即若离的关系。海棠的《我的朋友陈白露小姐》最初是以日志的形式在豆瓣连载，我以为她创造了一种新的形式，几百字一小段，用数字连缀，讲述陈白露小姐的故事，文笔犀利敏锐，不乏幽默，活生生塑造了一个现代版的“陈白露”和“郝思嘉”。鲍鲸鲸的《等风来》一开始就很明确，是为电影打造的。小说的情节节奏、画面感绝佳，语言对话也有鲍鲸鲸一贯的戏谑幽默。冬筱的《流放七月》则让年轻人积极触摸尘封了的历史，作者对七月派诗人的历史了然于心，实现了反思历史与青春文学的结合。海棠生于1988年，鲍鲸鲸生于1987年，冬筱生于1990年，这一代年轻人以他们的方式出场了，见识、阅历、文笔、故事都有，真真“世界是他们的”。

　　长篇小说与生活现实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巴赫金的看法颇值得参考。他说，长篇小说“是惟一在形成中的体裁，因此，它更为深刻、本质、敏感和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本身的形成。只有正在形成中的东西能理解形成”，“长篇小说把探讨性，意义上特有的未完成性及与未定型的形成中的现代生活(未完成的当前)的生动接触带到它们里头”。但是，对于中国作家而言，处理现实一直是比较困难的，要么是按照主流意识形态所给定的观念演绎现实，要么是隐藏价值判断将原生态的生活合盘端出。现实是如此困难，对于作家而言，除了沉潜到生活中去看、去发现，还得去想象、去发明、去创造。在2013年的长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作家以各自的方式捕捉现实的努力，照亮了我们的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