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愤青”(许苗苗) 

　　张建术的长篇小说 《雪焰》为读者画了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愤青形象。小说主人公余奔涛就是一个愤青的活标本，他身上有着一个愤青所具有的可贵优点，也必然带有愤青的局限。他胸怀大志自视甚高而不从流俗，虽常常遭受不公平待遇也不改初衷，明知委曲求全附炎权势便可改变境遇，仍然能够坚守自我；他身处逆境屡挫屡败却不舍追求，噬书如命几乎手不离书，无论是务农做工总以读书为乐；他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正义、不公平现象如体制中的问题，教育问题等充满愤怒，特别是对流行文化的态度，对企业改制的议论都不无道理。但是，他的激情多于理性，感慨多于行动。他的目光是敏锐的却又不免狭隘，总是站在自我的立场上去看世界，于是没有全局的视野，无法去探究社会历史深层的脉动；他对表象背后的东西无意探查也缺乏表现，虽自律甚严有时也不免玩些弄虚作假的小把戏，例如他热恋纯洁的少女却能在爱如潮水时坚守道德的底线，但为了改善生活处境——早日离开插队的农村就能想出让生病同学替自己检查身体的歪招；他蔑视权贵又让人嗅到些酸葡萄味，在权势者面前他缺乏安心自处的淡定，以处处挖苦不无轻视的口吻掩饰着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自卑，面对社会环境与他人的缺陷与病态的刻薄，他不能忍受势利者的嘴脸，自己却同样睁着一双面对异己者的刻薄眼。如果他不是过于自我，蔑视弱小好走极端，他可以尝试在身处底层时走进底层人的内心，他可以在与人相处时倾听他们内心深处的诉求，发掘那些表面不无丑陋掩盖下的美好，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甚至面对少女分明不成熟的情感他完全可以在初绽的花蕾面前嗅到花蕾绽放的理由从而正确对待，不至于让自己最终陷入被动。

　　在余奔涛身上，我们看到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的人”，看到了18世纪英国的拜伦和中国《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看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那些狂热的“文革”青年。小说中围绕在余奔涛身边的那些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青年，大多都是这种愤青，他们身上的诸多特性，他们的所有可爱与可恨之处其实都是历代愤青的特点，从理想到现实，从书本到社会，这是一个青年成长的必然过程，任何时代都有这样一批年轻人，而社会转型期尤甚。从这个意义上《雪焰》为我们呈现的这一形象值得读者深思。今天还有愤青吗？真正的愤青是有理想有正义感的，他们虽不够深刻，却是真诚的，严肃认真的，在今天这个泛娱乐时代，一切皆可娱乐，一切皆成笑谈，余奔涛是否将成为最后一个愤青。小说中的余奔涛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最终挣脱了现实的枷锁——体制，也抛弃了体制能够给予他的保护，选择了一条独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愤青们是否都能找到自己化蛹为蝶的路呢？

　　为塑造余奔涛这一愤青形象，作者在小说中聪明地选择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这一角度使作品天然地具有了内向视角，于是读者眼前展开的社会百态人生世相无不染上了作者强烈的主观色彩，也正是这一主观视角强化了小说人物的愤青色彩。当然，事有利弊，这一视角同时也限制了小说对人性的揭示与对社会历史的展示，使人物性格单一化。例如曾经是余奔涛上级的黄荫凤是小说着墨较多的反面人物，如果作者能通过这样一个经历复杂的中年女性去探查人性的深层，揭示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塑造而不是一味地鄙视挖苦(对其他同类人物亦然)，是可以增加小说的厚度的。文无定法，理解万岁，谁有权对他人的小说指手画脚呢？但就我个人来说，我还是希望看到用尽可能精练的笔法传达出深层意蕴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