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两岸文学(徐则臣)
上周，我到台湾参加两岸青年文学会议。还记得2004年，一群台湾大学生来北京访问，我和几个北大同学受命接待。让我意外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对北京的发展颇为震惊。置身一座繁华现代的大都市，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他们的想象中，北京应该是一个古老破落的帝都，整个大陆还深陷饿殍满地、哀鸿遍野的境地。这个偏见匪夷所思。
那次，我们也谈到了文学，情况似乎并没有多大好转。他们能够说出的大陆当代作家也就到莫言、王安忆为止。当然大哥别说二哥，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对台湾文学的认知刚到朱天文、朱天心也就画上了句号。
时间和传媒终于显示出力量，在将近十年时间过后，台湾朋友对北京陈旧的想象已荡然无存。我们都向前迈了一步，他们知道了大陆年轻一点的作家毕飞宇，我们也知道台湾这些年出了个骆以军。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两岸作家及其作品，也已经进入了我们各自的阅读视野，然而也就到此为止；两岸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作家坐在一起，谈笑中或面面相觑，因为我们亦都是在这个交流活动中才刚刚听说对方的名字。
时光要是能倒流，十年，差不多就是莫言、王安忆年轻到现在的毕飞宇的时间，也是朱天文、朱天心年轻到如今的骆以军的时间。隔一小片海，我们相互认识的节奏几乎与时间同步。这听上去不像是一个好消息。不过也有好的方面，两岸年轻的作家们现在坐到了一起，我们处在比毕飞宇和骆以军年轻十岁的年龄上。
以我对两岸文学粗浅的了解，在莫言、王安忆和朱氏姐妹之前，两岸的文学还是接近的；也就是说，直到30后、40后作家这里，两岸文学看上去依然像双胞胎。尽管那时候的交流并不多，文学上的音问几近隔绝，但大家关注现实和文学的问题、关注的方式、进入文学的方式依然同路，有相同的家国情怀，有相同的济世理想。到50后作家这里，两岸文学的分野开始明显，既因这一代作家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中成长，也因为他们不同的文化成长背景。台湾作家的古典文化功底和成长初期领受的欧美风潮的营养，使他们的文学似乎更快、更早地与国际接了轨；而大陆作家却是在非常态的状况下，迅速饕餮般完成了对西方文学及文化思潮囫囵吞枣的借鉴与操练。实话实说，这一代的台湾作家确实显得比我们更“有文化”，更“书卷气”；从微观的意义上，比我们更接近“文学”。而就文学的广义上看，大陆作家则更显开阔和雄浑，也许细部上糙了点，但作品的冲击力和破坏力量，较之台湾作家还是更加激动人心。
其后，两岸文学的流变基本上沿袭了各自的传统。在60后和70后作家的创作中，台湾相对细腻、窄小、幽深，偏于个人化书写，有着浓重的现代色彩；而大陆的60后和70后依旧面临现实与历史的挤压，面对动荡和开阔的历史与现实，即便这些年饱受“自我”“沉迷于琐碎的日常叙事”之类的批评，但作品中故事与情感的外在形态相对于同龄的台湾同行，仍然堪称跌宕，也多有匪夷所思的表述。台湾进入了一个几乎饱和、平稳的中产阶级社会，他们实在找不到足够惊心动魄的故事可讲，就算你致力于对现实与人生的反思，但想找到深入反思的切口却没那么容易。
台湾年轻一代的作家作品中所能体现的现实感与历史感，多为“原乡”叙事。作为新一代的原住民或第二代大陆移民，台湾的60后、70后似乎都热衷于以文学的方式进行精神还乡。定居台北的要寻找在花莲的先祖生活，在高雄的则对大陆的故乡展开了寻根探祖的追问——若干年前，他们的父母自大陆跨海来到台湾。如果说这些年轻作家对宏大叙事还有一点兴趣，多半是为了各自精神上的辗转还乡。无须讳言，假若真要将文学与所要表达的现实对应起来，他们的叙事资源显然没法与同时代的大陆作家相比。
这几年，介绍到台湾的大陆文学越来越多，速度也越来越快，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著名的诚品书店，在台湾算是文化一景，逛了几家，发现大陆的文学依然稀少，仅有的一些作品，也主要集中于热门的十来个作家。鉴于诚品可靠的鉴赏与营销能力，我相信它在书架上已经客观地显示了大陆文学在台湾的传播现状。我一直以为，大陆文学在台湾，总会比它在欧美的书店受到更热情与宽大的待遇；但现在看到那些书硬硬地摆放在架子上，一册册看过去，数量即真相。
免不了心有不甘。我冒昧请教了几位台湾年轻作家，答案稍感失望：因对大陆广大乡村世界的陌生，导致他们对大陆的乡土文学激不起多大兴趣——他们对我们津津乐道的乡土现实缺少足够的审美愿望；至于大陆的城市文学，也许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生活大同小异，他们似乎也难以提起看热闹的劲头。倘若我这私下里的探询尚能作为有效的调查参考，那我是否可以得出如下判断：他们对海峡对岸的文学与生活的兴趣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不过反过来也可以自我质疑，我们对当下台湾文学的热情真的就比我们对欧美文学的热情更大么？我给不出肯定的回答。
但愿时间能改变这种状况。
(作者为70后作家、文学编辑，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随笔集多部，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第四届春天文学奖等奖项，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