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案背后的玄机——评张忠富长篇小说《崩溃》(白烨) 

　　作为小说家的张忠富近日不声不响地拿出了40万字的长篇新作《崩溃》(作家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在小说创作上杀了一个漂亮的回马枪。

　　再次归来的张忠富让人刮目相看。与他的多色又沧桑的人生经历成正比，他的小说新作格外浑朴而厚重，而且还显露出深深的自信与明显的不羁。

　　《崩溃》一作，故事并不怎么复杂，但内蕴却异常浑厚，这里的一个重要关节或故事中枢，是作品设置了美国学者史福威教授领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组，来到E省调查世界著名海洋学家、美籍华人学者冯博士女儿冯珊珊死于“文革”的一桩悬案。这样的一个故事营构，既让过往的历史与当下的现实实现了内在的对接，又让这一调研活动在求真务实之外，别具了学术性的角度与国际化的视野。

　　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史福威教授是以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和所谓历史周期的“崩溃论”学说成名的。他在相互了解又彼此敬重的老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人庞驼的支持与安排下，毅然来到E省调查冯珊珊的“文革”命案，弦外之意便是经由自己的亲身考察，检验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承受力，借以完善他的“崩溃论”研究。但工作的进行与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和专家组的事先预料，重重阻力与种种变故，既使他们始料未及，更让他们穷于应对。

　　到达E省省城之后，不断涌动的各种暗流层出不穷，史福威一直想去实地踏访的雷岩劳改场，也是充满阻力，难于成行。在史福威教授和其助手玛丽女士的坚持与努力下，专家组的成员最终去往了雷岩。但是，在明察暗访中，他们发现，冯剑的杀人与冯珊珊(即女犯苏曼丽)的被杀，都另有深层隐情；而新的焦点与更大的疑点，都聚焦于谁是时隐时现又恶贯满盈的“蒙面人”。至此，故事便以案中案的方式，深深楔进了“文革”时代，又以不同当事人的遮掩与懊悔，揭露与阻遏，既尖锐地审问着历史，又严峻地拷问着人性。

　　经过到雷岩劳改场的实地走访与多方调查，特别是牛忠所提供的苏曼丽的狱中日记使专家组发现，“文革”期间的雷岩劳改场表面上风和日丽，其实掩藏着鲜为人知的腥风血雨。行侠仗义的、图谋不轨的，都在昼伏夜行，“蒙面”出没，雷岩劳改场成了神秘“蒙面人”的栖息地。时任场长的“蒙面人”黎敏，肆意强奸苏曼丽，使她由人变成鬼；时任驻军连长的“蒙面人”邱剑，又暗中深爱苏曼丽，以难得的爱意使她由鬼变成人。尤其是苏曼丽日记中记载的她与邱剑的地下恋情，不仅真实道出了她甘愿为邱剑而死的牺牲精神，而且讲述了那个无情年代中的动人爱情：“死在自己恋人的枪口下”，为了“恋人的永生”。爱在这里，因为身心相通，因为命运与共，可以舍生忘死，可以毫无顾忌，并且视死如归，引以为荣。

　　邱剑与苏曼丽的爱恋，既是地下形态的，又是扭曲变形的，这种如地下烈火一般的爱情，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结束，与其说是苏曼丽与邱剑共同谋划的相互告白与终极证明，不如说是以他们自己美好恋情的戛然终止，向那个肃杀年代和恶劣环境所发出的强烈又无言的控告和高度的轻蔑与不屑。

　　因为苏曼丽一案的重新提起，以及事实真相的不断披露，当年与雷岩劳改场有关的公安系统当事人邢轼、古庭芳、孟禹、黎敏等，都像是没有走上被告席的被告，从做事到做人，都在重新检视中备受煎熬，更因此受到人性与良知的无形责问。

　　比起只想维持现状的既得利益者，古庭芳厅长、黎敏主任、已退休的副厅长孟禹、被处理的副厅长邢轼，他们表现出的清醒与自省，是格外让人欣慰的。邢轼把邱剑遗存的日记当宝贝一样珍藏起来，直到生命垂危之时才郑重叫来女儿黄鹤，把“那本粘在心口上的日记本”交给了她。孟禹是正直的，又是谨慎的，当他成为专家组成员之后，收到了古庭芳给他的出任政协委员的表格；当他从苏曼丽日记里读到如《红岩》故事的当代版演绎时，他先是按耐不住，拍案而起，继之又想到问题的复杂与改变的不易，陷入了两难的犹疑，“他被撕裂成两半了”，甚至“他第一次恨起自己的职业来”。

　　终于，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孟禹认清了“不能昧着良心，不能做千古罪人”，在专家组即将撤离之时，他拿出苏曼丽日记，为这桩历史悬案的最终解决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孟禹终于做到的，不只是个人良心的最后持守，还有公安人员的底线坚守，中国公民的道德信守。这种面临艰苦斗争的精神守卫，使苏曼丽一案得以还原其本来面目，也使作品始终在氤氲不明的复杂纠葛中，寄寓了可期的希冀，保持了应有的亮光。

　　作者经由苏曼丽一案，侧面写“文革”，隐性写“改革”，或者说，经由史福威和专家组，明里调查历史事件，暗里研读当下社会。作品通过对苏曼丽案的侦查与调研，在法律法规之外，窥探了一定的历史与人性的扭结，以及人性的历练与变异，探悉了社会变迁中的思潮激荡与心理感应。

　　历史学家、专家组成员白舸在回答玛丽询问时说，专家组获得了双重的胜利：“揭了‘蒙面人’——雷劳、E省、中国的面纱”，“看到了异常奇妙的‘叶公效应’”。玛丽又补充说道：“我们这次中国之行最重要的收获——从战略上说，一个民族的腾飞，不能寄希望于什么大救星、红太阳啦，只能靠全民族的觉醒”，乃至“人的解放”。而史福威进而总结道：“比人的解放更重要的东西”，“是恰当的制约，科学的释放，这就是民主制度。”这种结论性的感受与说法，层层递进，沿坡讨源，无一不触及当下中国社会改革的关节点与敏感处。这种出于学术理性的思考所得与思想火花，生发于具体事件，直面于当下现实，其学理上的精警性、思想上的启迪性，显然远远超出一桩命案的范畴，引动人们由回望过去而反思当下，由反思当下而畅想未来，从而进入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寻思与忧思。

　　把作品由案件的具体层面一步步地推向精神的广袤空间，把读者由疑案之思导入到忧患之思，这是张忠富小说艺术的不凡功力和过人之处，也是《崩溃》一书想要表达的和最有价值的要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