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历“多余人”的草根状态(师力斌) 

　　杨晓升《身不由己》，《芳草》2013年第5期

　　杨晓升中篇小说《身不由己》的主人公胡文生，博士毕业留在北京科研单位工作，典型的工薪阶层。出于家乡父亲的面子和自己的面子，给家乡黄老板的公司帮忙。不曾想，没有实质性人脉关系、全凭一己之冲动的胡博士越陷越深，帮忙弄成了奉献，跑龙套弄成了披挂上阵的主角。最可悲的是，事情进展完全不按自己的意愿进行，反倒被别人牵了鼻子。

　　胡博士是大都市高学历“多余人”的典型。小说呈现了一部分高学历阶层的社会心态：心存幻想，知识满腹，混世无力。在日益激烈的生活竞争和市场竞争中不堪一击。与“官二代”、“富二代”不同，他的家庭只是外省一个普通百姓，一个“家里四代出的惟一一个大学生”，“一路读到博士，还在京城工作”——仅此而已，不能拼爹，没有靠山，只能单打独斗，想找一个部委的处级部门负责人也无从下手，不得不通过导师的儿子来运作。与那些出身官宦家庭、人脉丰富的年轻人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

　　百无一用的胡博士是个典型的“多余人”。此多余人不同于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罗亭、毕巧林、别尔托夫等，他们出身于贵族，虽然生活优裕，受过良好教育，有高尚理想，却远离群众；虽然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他们尚且有大的社会关怀和历史意识，而当下中国的胡博士们完全向世俗生活投降了，只是混生活、维持面子而已。在一个告别革命、消费主义统治世界、市场价值无处不在的时代，高学历的胡博士与低学历普通市民、进城打工者的目标基本没两样。

　　是什么造成了胡博士的悲剧？高校扩招和因经济放缓引起的就业难或许是一个原因，但绝不是全部。需要问的是，就业以后呢？就业以后的生存空间、发展空间、创业环境、制度保障，这些后期人才发展的重要因素究竟怎样？事实上，在大城市找到工作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以后买房、买车、孩子上学、医疗养老、职务晋升等，路长着呢。而胡博士们恰恰在这些环节上是弱者、是草根。

　　小说是从“面子”入手来呈现胡博士们的尴尬处境的。黄老板这样看待胡博士：“你身居京城，在天子脚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天时地利人和……何况你是博士……你爸都说了，你在京城名声很大、地位显赫，找你办事的人多如牛毛。看在咱既是老乡又是亲戚的分上，无论如何，我这事你也得帮助我想想办法找找关系呵！”使胡博士上套的，正是中国人的面子，即虚荣。虚荣包含着自尊、自我价值的实现；面子来于现实，来于社会关系的确认。没有社会地位、社会实力，谈不上面子。而对一个经过十几年寒窗苦读、好不容易落脚京城的知识分子来说，面子是多么需要、多么紧迫啊。胡博士的父亲正是这种社会期待的承载者。小说结尾非常精彩，在拿到胡博士自费送给他的中华烟和冬虫夏草之后，“初一那天一大早，父亲就穿上她(我姐)买的一套新衣服，叼着中华烟走街串巷到处溜达，逢人便从衣兜掏出红艳艳的中华牌烟盒冲人家晃了又晃，得意地说：‘中华烟，别人进贡我儿子，儿子又从北京寄来孝敬我的。怎么样，来一根？’”

　　此外，作者对内容的剪裁也颇见功夫。紧紧围绕为黄老板办事这一线索，抛弃了很多不必要的铺垫、延伸，直奔主题，极类中国古典小说。小说的人物形象也比较丰满。好男人的胡博士认真、重义、顾家，不像高兴那样弯弯绕，有着通常的知识分子书生的为人处世方式。我特别喜欢胡博士遭到高兴、辱骂的两件事的做法：一是直接打电话给王进财，二是只给两个处长准备礼物，没有给高兴、王进财二人。这两件“不懂规矩”的事情，恰恰有一种亲近感，也反衬了大都市圈内人的异化与堕落。

　　一个人自身的尊严和价值需要通过私下的人脉关系来实现，一个博士与一个社会上的小混混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胡博士的悲剧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高学历人群的悲剧，是京漂知识分子的悲剧，它道出了当下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