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编年史：方法与问题(孟繁华) 

　　1985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是重要的年代。“现代派”文学业已落潮，相继兴起的是“先锋文学”和“寻根文学”。这些现象的出现，表明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坚定信念和大致路向。稍稍滞后的文学史写作也基本完成了对这个时代的塑造。于是，文学史家在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一些看法，“文学史观的搏斗”在这一年代相继展开。

　　对近30多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来说，上世纪80年代几乎是一个元话语年代。1985年10月29日，唐弢发表了《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一文，他认为：“当代文学是不宜写史的。现在出版了许多《当代文学史》，实在是对概念的一种嘲弄。……现在那些《当代文学史》里写的许多事情是不够稳定的，比较稳定的部分则又往往不属于当代文学的范围”，“历史需要稳定。有些属于开始探索的问题，有些尚在剧烈变化的东西，只有经过时间的沉淀，经过生活的筛洗，也经过它本身内在的斗争和演变，才能将杂质汰除出去，事物本来面目逐渐清晰，理清线索，找出规律，写文学史的条件也便成熟了”。因此，他主张用“《当代文学述评》代替《当代文学史》”，这样做“对于正在探索的问题，对于尚未成熟的想法，对于不断演变着的当代文学本身的发展过程，都会产生催化或者推动的作用”。

　　当年我们不大理解唐弢，多年后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即便在本学科范围内，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争议或诟病一直存在。这一现象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任何文学史的写作都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它的不确定性使它永远都是一个“未竟的方案”。现在，据不完全统计，已经出版的各种当代文学史著作已经超过了100余部，而且还有出版社在组织编写。这种情况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者来说，构成的挑战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况下，张健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丛书，丛书共10卷，总计500余万字。这是一部严格按照中国当代文学年度纪事的方式撰写的文学史。从1949年共和国建立到新世纪文学，从大陆文学到台港澳文学，以具体、翔实的资料，客观地呈现了中国当代文学60余年来的发展过程。其规模之大、资料之完备、叙述之细微，应该是空前的。主编张健在总序中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那些貌似‘客观’的历史叙事背后往往隐含着特定的知识谱系、权力政治和现实意识形态的功利性。因此，我们以前认为不证自明的文学史叙述实际上是研究者从现代某些观念出发对于文学史的当下理解和建构……任何有效的文学史叙述，都只能是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之间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制约的互渗互动的极为复杂的认识过程……在一个文学史观已经被激活，文学史的‘重写’已经产生广泛影响的时代，对于当代文学‘历史事实’进一步系统地发掘、清理、整理、考辨、阐释，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这段话可以理解为编纂《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的缘起和目标，既对以往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也提出了自己对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基本看法和主张。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实现了编写者的期许，并为当代文学史提供了另一种完备的讲述形式。德国哲学家亨利希·李凯尔特说：历史从不描述事情的结局，而向来是描写它们的进展过程。编年史就是描写它们进展过程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因为这是把优先权交给事实的一种方式。但是另一方面，海登·怀特指出：我们必须能够鉴别在“一种能够叙述的历史话语”与“一种使叙述具有故事性的话语”之间的差异。一个是纵观世界并能将其反映出来的视角，另一个是“装作让世界自己说话，作为一个故事自己来说”。怀特还说：对于叙事历史学家，“一个真实的叙述……其实对于题材的内容并无丝毫增添，但却能体现真实事件的结构和过程”。因此，即便是一部“编年史”，同样不能祛除“事件的结构和过程”。历史讲述一直游荡于历史与虚构之间，“编年史”也难以穷尽当代文学所有的文学事实。当然，这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我在欣赏编选者另辟蹊径的同时，也不免要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这就是，这部编年史在纪事方面，更多地关注到媒体议论和事件化的事实。有些媒体报道是重要的，比如重大的文学事件、论争及重要作品的出版等，但有些莫名其妙的文学会议、没有任何影响、文学性很差的新书发布等，就没有必要组织进“历史”里。与此相关的是，关注文学界同行对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的议论、评价稍显不够。因此或多或少有重媒体轻业内的嫌疑。当然，这一孔之见绝不会影响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的整体评价，而且，时间越久，这部当代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会越发显现出来。